雷媛

      77岁的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辈还有很多同事一样，从满头青丝待到了一头白发。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樊锦诗是“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

      懂得樊锦诗的人都清楚，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有人说，樊锦诗要把莫高窟藏在保险柜里才放心。她苦笑，“我是要保，保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但我更要扬，敦煌是人类的敦煌，要让人类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只有为人们欣赏，才能让人们热爱敦煌文化艺术，自觉地保护敦煌石窟”。

      作为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敦煌的52年，保护是她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在她的带领下一，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断代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和采纳。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考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实现“数字敦煌”之前，坚持走国际合作之路的樊锦诗也曾体味了“孤立”。从20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为此，有人说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状，说在和日本人合作中让日本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时间证明，这种国际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与世界平等对话成为现实。正如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所言，如今的我们与国外文物研究机构在思想、技术、研究方面的差别在缩小，“这说明我们在进步，大家已经能够在一个思路、语境下工作。不像过去，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什么”。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起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陈寅恪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地也。”看到今天的敦煌，老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当转悲为喜。

      （摘自《新华文摘》2016年第4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