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淡泊 一作：澹泊；淫慢 一作：慆慢)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君子的行为操守，从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学习。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没有志向就无法使学习有所成就。放纵懒散就无法振奋精神，急躁冒险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而流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着那穷困的居舍，其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注释

诫：警告，劝人警惕。

夫（fú）：段首或句首发语词，引出下文的议论，无实在的意义。君子：品德高尚的人。指操守、品德、品行。

修身：个人的品德修养。

养德：培养品德。

澹（dàn）泊：也写做“淡泊”，清静而不贪图功名利禄。内心恬淡，不慕名利。清心寡欲。明志：表明自己崇高的志向。

宁静：这里指安静，集中精神，不分散精力。致远：实现远大目标。

才：才干。

广才：增长才干。

成：达成，成就。

慆（tāo）慢：漫不经心。慢：懈怠，懒惰。励精：尽心，专心，奋勉，振奋。

险躁：冒险急躁，狭隘浮躁，与上文“宁静”相对而言。冶性：陶冶性情。

与：跟随。驰：疾行，这里是增长的意思。

日：时间。去：消逝，逝去。

遂：于是，就。枯落：枯枝和落叶，此指像枯叶一样飘零，形容人韶华逝去。

多不接世：意思是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接世，接触社会，承担事务，对社会有益。有“用世”的意思。

穷庐：破房子。

将复何及：又怎么来得及。

淫慢：过度的享乐，懈怠。淫：过度。▲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当作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元234年），是诸葛亮晚年写给他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诸葛亮一生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了蜀汉国家事业日夜操劳，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于是写下这篇书信告诫诸葛瞻。

作者简介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宝鸡、汉中、南阳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赞诸葛亮。

赏析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文章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读来发人深省。它也可以看作是诸葛亮对其一生的总结，后来更成为修身立志的名篇。

　　《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

　　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

　　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琢，说理平易近人，这些都是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

中国古代的家训：诸葛亮曾经写两封《诫子书》

　　陶母退鱼

　　《颜氏家训》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家训历史悠久，《尚书·无逸》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对他所进行的告诫，已初步具有家庭教育的性质。如果将它算作家训文献，那么家庭教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而《颜氏家训》的出现则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庭教育文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代袁衷《庭帏杂录》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可见其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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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的家教著作产生于相应的社会环境。《颜氏家训》产生于北朝末期，正是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不断发展成熟的历史现实，孕育造就了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形成了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历史特点，这就是世家大族的兴起。世家大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社会阶层，他们十分注重家族和家庭的教育，因而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家庭教育的发展和成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家庭教育注重文化传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名儒世家如南朝伏暅、伏挺。《礼》学世家如贺邵及子贺循。文学世家如丘灵鞠、丘迟。医学世家如姚菩提、姚僧垣、姚最祖孙三代。史学世家如王铨、王隐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科技世家如祖冲之、祖暅父子以及虞喜家族数代。书法世家如王羲之与其妻郗璇、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以及凝之妻谢道韫，都工书。直至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仍为书法名家。

　　其二，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培养。士族家族以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支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已经波及整个社会。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忠、孝”，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以孝为首，不但士族家族如此，庶族家族也大抵如此。会稽永兴人郭世道，刚一生下来母亲就死去了，父亲续弦，郭世道侍奉其父及继母“孝道淳备”。十四岁时父亲又亡，郭世道“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孝行感人。他的儿子郭原平也是孝子，“养亲必己力”。郭原平外出做工，常自己饿着肚子，省下工钱为父母买食物。父亲重病，郭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当时会稽乡里十分注重“望计”和“望孝”两种身份，一般都是大族仕途的起点，相当于著作郎和秘书郎。当时负责选举的蔡兴宗推举山阴人孔仲智的长子为“望计”，推举郭原平的次子为“望孝”。史载“仲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唐长孺指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儒家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地向外延伸，从个人的尽孝开始，“百善孝为先”，“求忠臣必孝子之门”，孝于亲必忠于君，由忠于君再延伸为忠于国家民族、忠于事业，忠于师友，忠于亲人。尊老爱幼由血缘宗族扩展到社会，就是“仁者爱人”。宗族内部兄弟关系伦理为“悌”，推及社会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延伸的过程对庶族宗族来说也是一样的。翻阅《颜氏家训》，忠孝二字的教诲极多：“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见危授命，不忘诚谏”；“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可以说忠孝是当时士大夫及庶族家庭最重视的家风。

　　其三，家风教育讲究方式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实践中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是口头训诫。如《谢安传》记载：“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同书《谢安附谢玄传》载：“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

　　谢安之所以满意谢玄的回答，是因为他道出了自己望栋梁之材出于谢门的心情。《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同书《文学篇》又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遏，即谢玄小字。谢玄所说，为《诗经·小雅·采薇》之句，此诗反映人们由于外敌侵扰，生活动荡不安的愁苦之情。谢安所说，为《诗经·大雅·抑》之句，表明定国安邦，训顺四方之意。当时东晋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谢安通过讨论《诗经》要儿女们立下安邦定夷大志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刘宋孝武帝的太子刘子业，在其父西巡时，给其父写信问安，“书迹不谨”。孝武帝训诫他说：“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北魏司徒杨椿告老还乡，临行时把子孙召集起来，训诫说：“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魏书》卷58《杨播附杨椿传》）

　　第二种是书面训诫。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王肃《家诫》、王昶《家诫》、郝昭《遗令戒子凯》、殷褒《诫子书》、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颜延之《家诰》、萧嶷《诫诸子》、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诫子崧》、魏孝文帝《诫太子恂以冠义》、崔光韶《诫子孙》、崔休《诫诸子》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属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艺文类聚》卷23《人部·鉴戒》）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太平御览》卷497《人事部·酣醉》引《诸葛亮集》）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诸葛乔建兴六年（228年）25岁，早已是成年人了。诸葛亮的两封《诫子书》，应是给已经成年的嗣子诸葛乔的。诸葛乔与在东吴的哥哥诸葛恪俱有名于当世，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乔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性修养方面则超过了诸葛恪，这应当是诸葛亮教育的结果。

　　第三种是行为训诫。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晋书》卷96《列女·陶侃母湛氏传》）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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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是因势利导。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梁满仓（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诸葛亮《诫子书》，教子大智慧，字字珠玑

在中国历史上，若论以忠贞和智慧的形象最深入人心者，恐怕非诸葛孔明莫属。立德方面，诸葛亮身上忠贞仁爱的圣贤气象，感染了自帝王将相到市井平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立功方面，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为汉室开疆扩土、逐鹿中原立下的汗马功劳自不必言;立言方面，除了流传千古的《出师表》，他的《诫子书》也成了中国古代家书最优秀的代表作。

何样之人，何样之文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不管是在历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民间百姓的口耳间，这位孔明先生早已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诸葛亮写下《诫子书》是在公元234年，时年54岁，儿子8岁。彼时，距刘备驾崩已有12年，“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抱负似乎慢慢成空，后主刘禅依然不像是一个明主贤君，所以“朝政巨细，皆决于亮”。那么，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在临终之年将最宝贵的人生经验殷殷嘱托给幼子的?短短的八十六字，又寄托和诠释了怎样的一种人生至理?

《艺文类聚》版的《诫子书》全文如下: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示儿做君子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文化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之道。《诫子书》开门见山，以“夫君子之行”开篇，让我们一目了然:诸葛亮为儿子树立的一个根本目标，正是做一位“君子”，全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事实上，君子的概念，在西周时期特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时至孔子，“君子”才成为儒家人格的典范和标尺，人们开始称呼那些有德之士为君子。

有不少人质疑君子人格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也曾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流传。然而，幽默的鲁迅先生却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为什么我们理应崇尚君子?首先，从大处讲，是否确立和推崇君子人格，直接关系到整个文化生态的健康有序，甚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中华文化，就是要寻找和优化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践行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才会找到故乡。

另一方面，从个体生命来讲，只有做个君子，才能得到精神上恒久的力量、安宁和喜悦。正所谓“君子固穷”、“君子坦荡荡”。在面对人生的困境乃至于绝境的时候，唯有真君子才能有所坚守和秉持，淡定坦然，如松柏屹立不倒。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如果说通往君子之境的路是由一对铁轨铺就的，那么一边的轨道是“静”，另一边就是“俭”。

君子静以修身

在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中，安静的人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今人对于“静”的内涵也缺乏深刻的理解。

老子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说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一个人若想成为君子，首先就要具备静定的力量，保持内在自我不被扰乱。古往今来，任何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具备高度专注的能力和恒久的耐心。反过来讲，不能守静，是因为人经不住外在的各种诱惑，被欲望所牵引和绑架。修身首先在于正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有意思的是，在古汉语中，静和净曾经是通用的，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急不躁，恰恰也说明他心地的纯净，没有很多的私心杂念，没有过分的奢求和欲望。我们要先降伏这烦躁的心，才能致虚极，守静笃。

我们常常以镜喻水，说水面如镜可以映出世间万物，然而，这种映射唯有平静的水面才能，波涛汹涌的水永远都无法做到，是因为其间充满了泡沫。对人来讲，道理其实一样--静水流深，静能生慧。

君子俭以养德

除了静，诸葛亮要强调的另一个修身重点是俭。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君子首先是爱物惜物的，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因此古人常常教育子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俭已经过时了，更有甚者，还会鼓吹“有消费才能促进生产”“越会花钱的人才越能赚钱”等。

《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当下社会，很多人热衷炫富，在他们眼中，占有更多、更高级的物质就是成功的标志。古人讲“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力量，没有对于“道”的理解和认同，就会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牵引，以满足物质欲望为最高追求，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道永恒，古今相通。近些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物质利益上的不当贪求而落马的，这也正验证了《周易》所说的“君子以俭德避难”。

值得指出的是，“俭”的意义远不止于物质层面的节省和简朴，它更蕴涵着深刻的精神价值。《说文》上讲“俭，约也”。这个“约”是约束克制的意思，这种约束不只是说物质上的，更指语言、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约”。

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选择一种“俭”的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物质方面的简约，更意味着减少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减少那些君子所不齿的夸夸其谈，减少那些浅薄的社交和八卦，把自己的精气神留在对生命有积极影响和意义的事情上。

君子之志，修齐治平

诸葛亮教诲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志和远又是指什么?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君子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必将确立宏图伟志于更广阔之处。事实上，除了《诫子书》，诸葛亮还有一部《诫外甥书》，开篇即为“夫当志存高远”，可见他对于后辈确立正确和远大志向极为看重。

若要立志，先要辨志。很多人以为，立志就是确立职业理想，或者就是要出人头地，要赚大钱扬美名，其实，这是把欲望和志向混为一谈了。梁漱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告诫年轻人要将欲望和志气区分开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真正的志向，必定是突破了个人对一己功名利禄的满足，一定紧紧围绕一个人在人格境界上的提升，旨在“止于至善”。

回顾诸葛亮自身的人生志向，我们从《出师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说，他自己的人生追求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名闻利养。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诸葛亮在年轻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对此，“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也就是说，只有崔州平和徐庶两个人认同诸葛亮的自比。

就好像王阳明12岁时立志“读书做圣人”，在很多人眼中也似痴人说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常常为世人所不解。但历史上真正被人铭记的圣贤，所秉持的一定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事名”的信念。

静、俭、志、学的内在逻辑

事实上，静、俭、志、学这四件事是相互关联、相互决定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向的人就可以静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不忘初心、稳如磐石，如如不动。正如《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没有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积累，志向会成为空头支票。没有宏伟的大志，人又不容易以“俭”抵御声色犬马的诱惑。

静与俭之间亦是一对孪生兄弟，“静”是从内在说，“俭”是从外在说。不管是静还是俭，都是在考验一个人面对各种不良诱惑的自省、自知和自持，这是一个人精神的固本培元，开源节流。

圣贤终驯致

作为一个对人性有深刻体察的智者，诸葛亮深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在《诫子书》的结尾，他反复叮嘱幼子万不可“淫慢”“险躁”，如果不能坚定意志、珍惜时间，就会导致“悲守穷庐”的后果。

滚滚长江东逝水，当我们站在公元2018年之初，再去回望历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诸葛亮写下《诫子书》29年之后，魏国将军邓艾征西，在与邓艾的交战中，38岁的诸葛瞻与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双双战死在绵竹。

老子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如今，绵竹纪念诸葛瞻父子的诸葛双忠祠，与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遥遥相对，不禁令人慨叹:短短的一部《诫子书》，连接了祖孙三代忠贞仁勇的光明气象，也感召了无数后世的中国人。

曾国藩诫子书

清代：曾国藩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将四条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册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强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既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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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鬼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见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译文

　　我作官做了三十多年，官职已经到了最高等级，可是学业一点也没有成就，德行一点儿也没有可赞许的地方，到岁数大了只有伤悲，不胜惊慌惭愧。现在将要与你们永别，特将以下四条教给你们兄弟。

　　第一、一个人独处时思想、言语、行为谨慎就能在处世时做到心安理得，心平气和。修身养性做人做学问的道路，最难的就是养心，养心中最难的，就是做到在一个人独处时思想、言语、行为谨慎。能够做到在一个人独处时思想、言语、行为谨慎，就可以问心无愧，就可以对得起天地良心和鬼神的质问。如果一个人在独处时没有做过一件问心有愧的事，那么他就会觉得十分安稳，自己的心情也常常会是快乐满足宽慰平安的，（做到在一个人独处时思想、言语、行为谨慎）是人生中最好的自强不息的道路和寻找快乐的方法，也是做到守身如玉的基础。

　　第二、主观上对人对事对物态度恭恭敬敬就能使身心强健。内心专一宁静浑然一体，外表衣着整齐态度严谨，这是对人对事对物态度恭恭敬敬的方法；一出门就像要去拜访一个尊贵的客人，就像普通老百姓在祭祀祖先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恭恭敬敬的样子，这是对人对事对物态度恭恭敬敬的气氛。想要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来安抚老百姓，必须做到一丝不苟恭恭敬敬这样老百姓才能信服，这是对人对事对物态度恭恭敬敬的效果。聪明的人和机智的人，因为他们都能够做到对人对事对物态度恭恭敬敬，所以总能够给别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主观上对人对事对物态度庄重严谨恭恭敬敬，就会一天比一天壮大自己，主观上对人对事对物态度傲慢无礼肆意而为，就会一天比一天消亡自己。如果能做到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无论对小事情还是大事情都态度恭恭敬敬，不敢有一丝一毫松懈怠慢的意思，那么自己身体和内心的强健，还用值得怀疑吗？

　　第三、讲究仁爱就能使人心悦诚服。天底下人的生命，都是得到了天和地的机理才成就自我的性格，都是得到了天和地的气息才成就自我的形象，我（指曾国藩）和普通老百姓相比，对于生命生生不息的意义其实都是相同的。假如我（指曾国藩）只知道自私自利而不知道对老百姓讲究仁爱对事物加倍爱惜，那么就是违背甚至抛弃了生命生生不息的意义。至于那些享有丰厚俸禄的大官，高高地位于众人之上，就应该承担起拯救老百姓于溺水之时和拯救老百姓于饥饿之中的责任。读古书学习古人的思想，大概知道了古书中的意思，就应该有大力推行古书中自己已经领悟的古人正确思想的责任。孔子的儒家学派教育子弟，大都要求子弟要讲究仁爱，而讲究仁爱最根本的，就是要想成就自己首先就要成就他人，要想富贵自己首先就要富贵他人。能够成就他人富贵他人的人，人们哪会有不心悦诚服的归顺于他的呢？

　　第四、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就能使神明感到钦佩。一个人每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能做到与他白天所做的事情所用的力气相匹配的，就会得到旁人的认可和鬼神的赞许，这是因为他是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假如普通人家男人耕田女人织布，一年到头辛苦劳动，才有了几担谷和几匹布的收入，而富贵人家的老爷少爷却一年到头安逸淫乐，不做一件事情，而吃的都是山珍海味，穿的都是锦罗绸缎。喝醉了酒以后就像猪一样呼呼大睡，醒来后他一叫唤就有下人们对他唯唯喏喏，这是天底下最不公平的事情，连鬼神看见了都不会允许他（富贵人家）这样胡作非为，难道富贵人家就可以长期这样安逸淫乐享福吗？古代圣明的帝王和贤良的大臣，没有一个无时不刻不是把勤劳工作作为座右铭来激励自己。如果从个人安身立命的角度来说，就应该努力操练和学习技术本领，积极煅练自己的体魄，感觉到自己知识太少时就加倍努力去学习知识，时时刻刻做到居安思危，这样才能够做到通过增长自己的学识来增长自己的才干。而从为天底下老百姓着想的角度来说，就应该做到让普天下的百姓都吃饱饭、穿暖衣，不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让他们都接受教育，不再像水边的蒿草一样没有自己的主见，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背负的责任。大禹、墨子大都提倡对于个人生活应该非常节俭，而对于工作应该非常努力，辛勤劳动以使自己丰衣足食。勤苦劳动的人长寿，安逸享受的人短寿，勤劳的人因为经常参加社会劳动，学有才干而能够派上用场，安逸享受的人因为从不参加社会劳动，毫无才干而会被社会所淘汰，一个人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就能为社会创造财富给别人带来好处从而使神明都对他的行为感到钦佩敬仰，一个人贪图安逸享乐就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不能给别人带来好处从而使鬼神都他的行为感到厌恶。

　　这四条是我从数十年的人生中积累的，你们兄弟们记住并且履行，而且要把它传给子子孙孙，这样,我们曾家就可以长盛不衰，每代都有人才。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肖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