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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高考新闻热点素材汇编之教育篇
素材目录:
“大仙”给别人治病 谁来治“大仙”?
睡觉睡到自然醒是罪过还是幸福
大学不应给伪学提供讲台
学校教育在商业运作面前不能失守
扛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亚马逊不会退出中国,而是选择另一个战场
赋予教师管教权,让学校教育“更有力”
“一票否决”不该成基层学校管理者口头禅
本科毕业生可半价买房,这是“拿命吸引人才”
民众生物信息立法保护迫在眉睫
营造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环境
“大仙”给别人治病 谁来治“大仙”?
2019年04月22日 08:11:36
来源:新京报
今年二月底,河北盐山县人民法院对一起案件的审理,引发了媒体关注。这起案件发生于2017年11月份,男子迷信“大仙”的话,认为妻子胡瑞娟(化名)“蛇仙附体”将其鞭打致死。到目前为止,案件审理因“大仙”赵清江患病依然未出结果,不过相信施暴者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这起案件的起因,源于一个个体“大仙”的谬断。
民间信仰依然有着较大影响力
近日,新京报记者按图索骥,深入案件发生地河北沧州的农村地区,探访了各村诸多“大显神通”的“大仙”。
从视频中我们能够看到,“大仙”门前大多门庭若市,排队看病者络绎不绝。而“大仙”们则动不动就声称,病患被神仙附体或者被鬼缠身,需要他们施法救治。之后他们便会显现异能,或用戒尺敲打,或直接用手在空中乱抓,用来驱鬼、抓鬼。他们通常在短时间内便能手到病除或“符到病除”,告诉患者可以回去安心睡觉,与此同时,不菲的诊断治疗费也进了腰包。
看来,胡瑞娟事件,在当地并没有影响“大仙”们的生意,只是方式变得更隐蔽,而且依然日进斗金。而前来看病的“患者”,也未能吸取胡瑞娟的教训,他们对其他“大仙”们依然抱有期待。
这绝非个案,“看大仙”之风,之所以在广大农村地区屡禁不止,是因为这后面有着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在发挥作用。
“大仙看病”做的是信仰的生意
民间信仰并非宗教,其实,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民间信仰是在原始宗教基础上吸收了儒释道三教的内容,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变成的独特信仰。
民间信仰区别于正统宗教信仰的特征是其世俗性与功利性强,且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与松散性,并且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其敬拜神祇极为多元。只要有现实需求,普通百姓随时可以请出任何一位相应的神祇,以满足所需。这样一种便捷、平实、供需极为恰适的信仰,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极大欢迎。
只是,这样一种复杂的信仰形态,非常容易引人误入迷信的泥淖之中。以沧州“大仙”为例,这些“大仙”,在民间信仰中又称“出马仙”,是原始宗教萨满教巫师传统的一种延续。
“出马”,据说是指一些动物,例如狐狸、蛇、黄鼠狼等,修炼成精而附体人身,进而让人有了为他人断事治病的能力。
是否确有其事,并无任何科学依据可言。只是,自古以来民间的部分民众秉持着一种经验主义的“实证精神”,固执地认为确有其事,也因此“大仙”的传统才能延续至今。
只是,如今这些所谓的“大仙”,不少人本身就是体弱多病的患者,主要是中老年妇女,她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薄弱。由于“大仙”市场的供不应求,“大仙”们可谓财源滚滚。而一般人极容易被金钱的欲望所奴役,进而做出欺骗、敲诈等违法行为。
“大仙看病”早该收了神通
目前,民间信仰及其相关仪式活动,在我国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尚缺乏合法性存在的根据。并且,中央颁布的《民间信仰点管理制度》明确提到,“民间信仰点不得从事驱病赶鬼、妖言惑众、跳神放阴等封建迷信活动和其他非法活动,保持清静庄严,正常开展活动。”另外,对于非法修庙等活动,也有“对私建、乱建、非法修庙占地的要依法查处”等规定。破除民间迷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
但要认识到,民间信仰不等同于民间迷信活动,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信仰体系。我们应该尊重、包容民间信仰,但要反对迷信或以迷信为中介的非法生意。
破除迷信,要加强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监管与引导,完善相关管理体制,严格执行有关民间信仰的管理条例,引导民间信仰活动局限在合法领域之内。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是提升民众的教育程度和科学认知水准,并做好针对迷信活动的科普宣传工作,实现民众科学与理性的启蒙,如此才能让“大仙”们无处遁形。
□狄宣亚(媒体人)
睡觉睡到自然醒是罪过还是幸福
2019年04月22日 0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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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青年报
张田勘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日前在谈到自己创业成功时,强调了工作勤奋的重要性,一天要干15个小时,谁想接替他的位置,谁就应该比他更努力,同时批评了时下的一种对待工作的心态和行为方式: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并称,“如果我的孩子面对工作存这种心态,我隔天就打断他的腿。”
从现实角度看,勤奋是成功的必备要素当然具有实证性,而且也一直是中国人历来认同的工作和人生态度。因此,睡觉睡到自然醒对中国人来说,也就成了一种罪过,郭台铭对这样的工作态度恨得牙齿发痛发痒,也不足为怪。
不过,话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如果对待员工,嫌其不加班不努力,想让员工披星戴月加班工作,首先得符合劳动法。其次,得给雇员足以让其有内在动力加班工作的报酬,让员工意识到是在为自己工作,因而心甘情愿加班加点甚至披星戴月工作。如果仅仅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不能睡到自然醒,以促使其勤奋和努力工作,当然是没问题的,但这话别说对所有人,对一半以上而言是否管用,恐怕都要打个问号。
必须承认,睡到自然醒是一种对人的健康最好的生理状态,相反,睡眠不足的后果是免疫力下降,诸病缠身,结果陷入“前半生用命换钱换成功,后半生用钱换命换健康”的窘境。而且对普通人来说,即便以睡到自然醒为耻,以披星戴月加班加点为荣,也未必就能换来太多的钱,更不用说换来成功。
勤奋当然是成功的要素,甚至可以说是第一要素,但是成功也离不开其他要素,如天才、机遇和环境。无论是成功者和人才的调查和大数据统计,还是神经心理学的研究都得出了“1万小时定律”,任何成功都要付出大量时间,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也是成功和获得高薪的必要条件。然而,在我们周围,不少人也像郭台铭一样勤奋努力,甚至比他工作时间更长,更能吃苦耐劳,但结果如何呢?
对此,天才、机遇和环境都是可以用来解释的因素。人称“世界飞人”的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如果不是同时拥有α辅肌动蛋白3基因、EPO(促红细胞生长素)基因和CKMM(肌型肌酸激酶)基因,即便他再努力,每天都训练十二小时以上,也未必能成为全球跑得最快的人。天赋和勤奋缺一不可,而且还需要环境。当博尔特换了一个环境,想成为并不太隔行的足球运动员时,却无法转行成功,既不能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更别说成为像C罗那样的巨星,因为他没有足球的天赋和环境。
对于一般人而言,披星戴月的工作模式只是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其他要素,遵循睡到自然醒的生理规律和自然行为方式,或许也是另一种成功。哈佛大学的“格兰特研究”耗资2000万美元,对268名身体健康、适应良好的哈佛大学生(全部为男性)进行持续78年的精神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在于多么富有和工作多么勤奋,不必体现为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而在于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这项研究中,与母亲关系亲密者,一年平均多挣8.7万美元;与兄弟姐妹相亲相爱者,一年平均多挣5.1万美元。在亲密关系项目上得分最高的58个人,平均年薪是24.3万美元,得分最低的31人,平均年薪没有超过10.2万美元。所以,能在30岁前找到“真爱”——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就能大大增加你成功的几率。
当勤奋努力加上天赋都无法让人大富大贵和获得成功时,另一种成功早就摆在眼前——认真工作,但不必加班加点,并且能睡觉睡到自然醒,追求和保持与亲人、家庭的良好关系和爱,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就会是成功,尽管不是大富大贵,而是小富和小康。
大学不应给伪学提供讲台
2019年04月22日 08:10:32
来源:钱江晚报
项向荣
据澎湃新闻报道,4月19日,多名武汉某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向记者反映,该校18日下午举办国学讲座,受邀主讲人安德义大谈“女德”等伪国学,如出现“温柔的女人兴旺三代,爱抱怨的女人会坏三代”、“养颜不如养身,养身不如养心,怨气是百病的源头”等言论。
安大师的言论在现场就引起很多反驳。爱抱怨确实会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但为什么特别提出爱抱怨的女人坏三代?难道男的爱抱怨不也同样会毁三代?抱怨对不对那也得看是啥原因,有没有采取行动?孟母三迁不就是两次因环境对小孩的教育不好而有了怨气吗?这有什么不对?而且,女人爱不爱抱怨不是传统文化问题,而是个人修养问题。难道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杰出的女子,比如班婕妤、李清照、秦良玉等等也都是爱抱怨的怨妇?难怪很多人在质疑这个安德义,认为他就像是个举着国学牌子诈骗的学术痞子,也难怪有人说:此非儒学,奴学也!
据记者了解,此次讲座属于该大学“博雅大讲堂”系列活动,但学校一直未按以往流程,提前在官网公布讲座主讲人及主题。记者获得的聊天截图显示,有老师在群内发布通知称,相关领导只说“邀请一位国学专家到华师讲学”,希望历史学院承办,“要求组织一百人左右学生参加”。并且,安德义的身份也很成问题。安德义常以“湖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前往中小学校及高校演讲。但在2019年1月15日,该研究会已被湖北省民政厅列入湖北省第四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该大学后来在一则通知中回复:“本次讲座履行了正常的讲座管理程序。”但是这样的流程,像是履行了“正常的讲座管理程序”吗?何况教育部曾发布《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从四德’”。华中师大的这节课难道不是以行政手段,给了“三从四德”以传播平台了吗?
还有,安德义在讲到“善人不怨—修养”时,引用了《王凤仪言行录》中的内容,如“善人不怨人,怨人是恶人;贤人不生气,生气是愚人;富人不占便宜,占便宜是穷人;贵人不耍脾气,耍脾气是贱人”。但王凤仪何许人也?他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投靠日伪政权,这种连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忠君报国的伦理都不能遵守的叛徒,有什么资格谈论“德”呢?所以难怪同学们纷纷质疑安德义的资质、学术能力,以及校方讲座管理能力。
如今的伪国学,常拿一些封建糟粕说事,拿女子开刀。正如鲁迅所说: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什么“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一些贬低女性的糟粕沉渣泛起。如今的国学,有多少糟粕假汝之名?多少黑锅待你去背?伪国学向高校渗透,更是暴露出了高校中的一些问题。一些院校为了表面工程,不仔细考虑活动的质量,胡乱举办活动,还简单粗暴地要求学生参加。学校请人来讲座,不仅仅是做完管理程序就可以,应该做好讲座人的资质筛选。一场讲座报酬几千上万,不能让经费白白花了,更不能让学生的时间白白浪费。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合格的讲座,将对一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多大的紊乱?
学校教育在商业运作面前不能失守
2019年04月22日 08:10:54
来源:光明日报
据媒体报道,上海市杨浦区初三中考第二次模拟考试语文试卷中,综合运用板块出现了几乎整整一页与“饿了么”相关的题目。这份试卷一出,饿了么官方微博发文称“这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这份试卷以及饿了么的“惊喜”,立刻引起舆论的纷纷质疑。在质疑声起之后,饿了么旋即删除了“惊喜”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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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了么的企业‘Logo’蕴含着设计者什么意图?饿了么的企业精神又该如何总结?”如此赤裸裸的硬广告竟然直接植入了对广大初中生有重要意义的中考模拟试卷,这就难怪有媒体发问:“用这样几个看似饿了么招工面试的问题,来测试语文学科水平,能得出什么样的效果?”考生如何答题姑且不论,最直接可见的效果也许就是饿了么显现出来的“惊喜”了。只不过,在这个“惊喜”面前,是学校教育在商业运作面前的失守,是教师和学生不得不在考卷上模拟被“惊喜”商家“面试”的无奈。
对于商业广告用语以及商业广告的表现方式,相关法律法规都有规范。尤其是商业广告用语对语言的借用、谐用、篡用和反用,早就引发过担忧和争议,并且也导致了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更重要的还在于,前不久,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刚刚通报了3起广告进校园事件,通报要求学校教育机构要坚决杜绝各类商业广告和商业活动进入校园。并且,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对商业广告出现在学生校服以及其他用具上的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
而相对于在学生校服和其他用具上出现商家广告,在中考试卷上直接植入商家广告,其做法和效果显然更加恶劣。因为考试试卷的题目中出现广告,对考生具有无可争辩的强迫性。尤其是在中考模拟试卷中出现这种广告题,就等于是强迫考生写出对商家的赞誉,不赞就没有分,这也就相当于逼着学生为其并不了解,甚至并没有什么好感的商家写出必须赞美的广告文案和广告用语。试问,对“这个部分占据整个试卷10分”的题目,哪个考生敢冒着在模拟考试中成绩排名下降的风险而不答或反题意而答?
尤使人们狐疑满腹之处,就是所谓试卷内容来源于网络之说。在此,且不说这些内容是否经过了必要的鉴别乃至核实,实际上,即使试卷采用了相关内容,但只要隐去商家的名字,也不会影响题目的回答。
据报道,上海市的一名语文特级教师对这份试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次商业行为。”另一名语文教师则认为:“无论是家长、老师、学生看到这份试卷都会觉得惊讶。这份试卷我觉得出现这样大篇幅饿了么的相关内容是不合适的。”但是,这个“不合适”,其实正是钻了教育主管部门尚没有明确规定在试卷上不能出现商业广告的空子。对此,前述特级语文教师说得好:“企业总是挖空心思想要宣传自己,无孔不入地营销,这份试卷开了一个坏头。同时,也说明社会功利主义者无所不用其极了。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教师,要严格把关,保护好教育环境。”
(作者:李荥谠,系媒体评论员)
扛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2019年04月22日 08:11:18
来源:北京青年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各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强化政治责任,亲力亲为抓好脱贫攻坚。各行业部门要围绕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按照尽锐出战要求,切实履职尽责、合力攻坚,对责任不落实、政策不落实、工作不落实影响任务完成的要进行问责。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北京作为首都,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和中央的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带头扛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更加聚焦精准脱贫,更加突出脱贫实效,更加注重巩固成果,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高质量完成好扶贫协作任务。
北京作为东部发达省市,肩负着扶贫协作的重要任务。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地区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河北、湖北、河南等7个省区的89个县级地区,其中西藏拉萨、新疆和田、青海玉树、内蒙古、河北5省区72个县级地区纳入了中央扶贫协作考核,贫困县多、贫困人口多、基础条件差,扶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
近年来,北京始终坚持首善标准,发扬首创精神,发挥首都优势,全面持续加大帮扶力度,各项扶贫协作任务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新成效。“十三五”期间,仅北京市级就安排帮扶资金252亿余元,2018年北京共安排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资金58亿元,由受援地负责使用,其中80%用于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2018年,北京还选派1600余名优秀干部人才赴受援地区,聚焦扶贫协作,有效提升当地脱贫攻坚能力。此外,北京市先后组织了“互联网+精准扶贫”“万企帮万村”等十多次各领域动员推进会。北京市近年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协作,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北京市扶贫协作工作面临着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时间紧的形势。北京市扶贫协作要加强工作对接,抓紧与受援地签订扶贫协作协议书,持续推进与对口县区“携手奔小康”行动。要选配精兵强将,把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干部压到扶贫一线去锻炼。要聚焦深度贫困,把资金、项目、政策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锁定建档立卡贫困户。北京还要把自身优势与受援地的特色结合好,做好产业和就业帮扶,增强教育和健康扶贫的针对性。
北京要不断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高质量完成今年扶贫协作任务。要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进一步拓展帮扶领域,研究推进科技、金融、消费、生态等领域扶贫方式方法。要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继续开展“民族一家亲”等活动,打造民族团结工程。要研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及早谋划2020年后的扶贫协作工作思路,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我国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目前距离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只有一年多时间,需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超常规努力,超常规付出,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北京市更要把扶贫协作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当作分内之事、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按照首善标准立标杆、作示范、出实招,全力助推受援地打赢脱贫攻坚战。
亚马逊不会退出中国,而是选择另一个战场
2019年04月22日 08:11:23
来源:新京报
4月18日,亚马逊中国正式发表声明,为了寻求战略转型,将从今年7月18日起,停止为亚马逊中国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未来将只保留云计算、Kindle和跨境贸易业务。由此,纷纷扰扰的“亚马逊退出中国”暂时告一段落。
从声明上看,尽管从总体上看亚马逊并不会退出中国,但必定会对其在中国的业务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尤其是对其电商业务,应该会进行一场彻底的重构。
从2004年并购卓越网算起,亚马逊进入中国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亚马逊对中国电商市场的耕耘不可谓不努力,不仅将全球开店、Kindle电子书店、海外购、Prime会员等与电商相关的业务陆续引入中国,还着力建设了优良的物流体系。
然而,这些努力并未给亚马逊带来期待的回报。在阿里、京东等本土电商企业的步步紧逼之下,亚马逊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在进入中国之初,亚马逊的市场份额一度高达15.4%,但到了去年,它的市场份额已降到了0.8%。
作为电商巨头,亚马逊在美国市场上可谓是叱咤风云,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巨头,却没能在中国市场上占到任何便宜呢?在我看来,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亚马逊自己身上。
熟悉亚马逊的朋友都知道,它之所以能在美国电商市场上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决策的特征。
亚马逊有一个惯例,只有战略性的决策需要通过高层,战术性的决策可以由一线人员根据具体情形作出。然而,亚马逊在开拓中国市场时,并没有将这一优良传统也移植过来。
事实上,关于中国市场的很多决策都需要经过美国总部,因此决策效率非常低。显然,这样的决策机制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更难以针对对手的行为迅速作出反应,这让亚马逊在竞争当中显得十分被动。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市场远离美国本土,亚马逊在供货、物流、售后等方面的优势都很难发挥。显然,这种在服务支持上的不足会严重影响客户的体验,这就导致了大批客户用脚投票,选择了本土电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马逊可能会大幅收缩、调整在中国的电商业务,但从整个公司来说,亚马逊未必真的要放弃中国市场。从亚马逊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其对Kindle、云等业务还将继续发展。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云业务。作为网络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云是当今互联网企业竞争的焦点。无论是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国外企业,还是阿里、华为、腾讯等中国企业,这几年都将云业务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在整个云服务市场上,亚马逊占有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优势十分明显,在中国它的市场份额也有7%,是中国四大云服务提供商之一。
在对中国的电商业务进行大规模收缩之后,亚马逊或许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云市场,从而巩固、发展其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亚马逊并没有走,它只是选择了另一个战场。
□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赋予教师管教权,让学校教育“更有力”
2019年04月22日 08: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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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京报
“熊孩子”在校闹事、不学习,该如何管教?近日,广东省司法厅官网公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首次对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进行了明确——学校和教师可依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措施。
但因并未对“教育惩罚措施”的程度、范围和方式进行明确规定,该草案也招致质疑。有人担心“教师自由裁量权过大,无疑为体罚开了一个口子”。
根据该草案规定,教师不得体罚学生,但可以进行“教育惩罚”。在此之前,对教师来说因为没有管教权且现在的家长维权意识较强,“师出无名”的教师往往不敢过多管教学生。
其实,在校园里,师生关系应该也是一种管与被管的关系,只是教师的管教要适度。当教师没有管教权,“熊孩子”就算在学校“大闹天宫”,教师对此也多是无可奈何,这也是诸如校园欺凌在一些地方较为常见的原因所在。所以,教师缺乏管教权,就造成了一种看起来“教育无力”的情况。
因此,赋予教师适当的管教权,也就很有必要。让教师能够进行“教育惩罚”,这是让教师能够更好承担自身的教育责任;同时,也能打消他们进行管教的后顾之忧。
面对“熊孩子”,学校和教师不能无能为力,不能无所作为,赋予教师合法的惩戒权,让教师可以给学生的行为画红线、定雷区,这是对学生负责,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在正确的轨道内健康成长。
不过目前草案并没有对“教育惩罚措施”的程度、范围和方式进行明确规定。对此,还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教育惩罚措施”。而教师的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过大,要避免教师“权力任性”,通过个人好恶对学生“定罪”。况且,权力过大教师也可能进行权力寻租,从而滋长教育腐败。
要让教师的惩戒权能够适度适当,这就需要予以严格规范,需要对教师管教权进行科学论证,合法性论证,让教师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行使惩戒权。
赋予教师管教权,让教师拿上“戒尺”,这是针对教师的“权力回归”与责任回归,有权必有责,这既是“赋权”也是“赋责”。此举也补上了学校教育短板,让学校教育变得“更有力”、更有效。从而才能避免更多孩子在“失管失教”的状态下误入歧途。
□戴先任(职员)
“一票否决”不该成基层学校管理者口头禅
2019年04月22日 08:11: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当下,“一票否决”似乎成了某些基层学校管理者的口头禅。
为了让教师尽快接受某项任务或者是认真做好某些工作,他们动不动就在大会、小会上脱口而出:“所在班级只要出现了一起安全事故,就对班主任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其参加评先、评优、表彰和奖励资格。”“所在班级卫生状况不佳,对该班级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参加文明班级评比资格,该班班主任不得参加优秀班主任评选。”“交班考试时所教班级学生平均分数没有进入前×名,对任教老师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年终评优评先资格。”“学生在用餐时有×人以上说话,有×人以上没有光盘,对该班级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参加‘文明用餐班级’的评比资格。”“对累计请假超过半个月以上的老师,在评优评先方面实行一票否决。”……
本来,“一票否决”是用来惩戒有违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行为的教师的“撒手锏”,对广大教师也具有引领、促进作用,以及防范、震慑等效应,因为师德考核永远是教师考核必须坚持的核心内容、第一标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学校里的哪一位教师,只要触犯了师德底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应该秉持“零容忍”原则,“在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职务(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和特级教师评选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如果“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局部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就会被追究责任。
然而,如果基层学校管理者无原则地扩大范围,无限度地滥用“一票否决”,似乎不常说“一票否决”,就不足以显示出自己真抓实干的决心、雷厉风行的魄力和说一不二的权威,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潭,“撒手锏”也会钝化、软化、退化为“朽木棍”。
应该看到,基层学校里的绝大多数教师都能够自觉、严格地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那种有可能触犯师德禁行性行为的教师,毕竟是极少数。基层学校管理者无论是校长室成员还是各中层科室干部,都应该对自己的管理拥有足够的自信,在正面引领、正向传导上多下功夫、多做文章、多出实招,而不是动辄就对全校教师嚷嚷着要使出“一票否决”的“撒手锏”,导致教师们噤若寒蝉,时时处处备加小心。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基层学校的管理者是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根本就不可以对一线教师进行“一票否决”的。长此以往,“雷声大雨点儿小”甚至没有雨,“一票否决”这样的“撒手锏”就会渐渐地丧失其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教师们也会渐渐地对其并不买账,还可能一笑了之。管理者呢?只能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愈发处于被动应付的尴尬境地,号召力、执行力等必然会大打折扣。
如果是这样,平时动不动就说“一票否决”,岂不是无异于自寻烦恼,自作自受?
当然,对于极少数的教师,如果他们的确触犯了师德底线,违背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导致了不良后果,产生了恶劣影响,基层学校的管理者就必须理直气壮地“言必行,行必果”,并及时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
不过,“言”也好,“行”也罢,必须有所依循,如国家有关部门印发、实施的相关文件、规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台的相关制度、办法,经过学校教代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教师违反师德的处罚、惩戒细则,等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订‘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这对于切实减轻广大基层学校教师的过重心理、工作等负担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作者为江苏省如皋市安定小学教师)
本科毕业生可半价买房,这是“拿命吸引人才”
2019年04月22日 08:11:28
来源:新京报
4月1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呼和浩特市大学毕业生安居工程(试点)实施办法》。根据该文件,具有普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往届3年及以内),满足一定条件,可在呼和浩特科技城范围内半价买房。
这个政策被称为“最强人才新政”,是真正在“用生命引人”。
现在的城市竞争演化成人才或劳动力的竞争。从2017年开始,西安、天津、成都、杭州等全国各城市纷纷加入“引人大战”的行动中。这其中,囿于户籍制度的束缚,使得落户成为吸引人才最大的障碍,也因此,降低落户门槛成为“引人”最大的竞争砝码。
然而,这一天平在2019年被打破。
先是3月18日,石家庄市全面放开城区、城镇落户,完全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的“零门槛”。其后是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之外,其余城市想在“引人”大战中获取先机,落户门槛已完全不是优势。这对城市主政者来说,是时候考虑新的引人政策了。可以说,呼和浩特的“半价买房”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这也意味着,各城市的引人策略已从此前的如何“抢人”过渡到了如何留住人才的阶段。
单纯从吸引人才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呼和浩特此举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首先,从文件出台的目的来看,呼和浩特此政策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为深入推进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切实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和条件,吸引和留住优秀青年人才在呼和浩特创业创新,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制定本办法。”说明此举只为吸引人才。
第二,呼和浩特此政策为了避免演变为楼市提振器,特意设置了很高的条件:购房范围限定在特定区域;购买者并非针对所有大学毕业生,而是需要已婚且具有呼市户籍;文件特意强调该房产性质为安居工程,非普通商品住房,且5年内不得上市交易。
第三,呼和浩特经济总量在内蒙古排在鄂尔多斯、包头之后,是国内省会级城市存在感极低的城市,本身就不具备“炒房”条件。但呼和浩特此政策在条件设置上刻意强调已婚,相当于用“家庭”及房产抑制住人才的外流。
当然,话说回来,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产业才是真正能够留住人才的终极武器。呼和浩特地处西部,目前除了一些大型乳企,拿得出手的强势企业并不多,人才吸引力匮乏。但也正因如此,呼和浩特需要在吸引产业和吸引人才上做更多工作。
呼和浩特目前在做新的产业布局,未来五年将布局生物科技、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建设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蒙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申报建设等,而这些都离不开在人才的提前布局。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呼和浩特此番的“半价买房”引人政策因为当地产业乏力以及条件苛刻,或许从实际效果上并不会太明显,但其指征性意义更大,也说明地方政府在引人上开始注重人才的留存率。
□谢良兵(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民众生物信息立法保护迫在眉睫
2019年04月22日 08:10:46
来源:光明日报
不经意之间,刷脸付费、指纹验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将许多属于自己的、具有唯一性的面部表情、指纹、虹膜等生物信息交给外部世界,这些信息能够得到妥善保存、依法使用以及定期销毁吗?
不久前,一种“人工智能测面相”的小程序走红于朋友圈,用户可以上传个人照片或是实时拍照来进行下一步的“面相”测试,最后转发至朋友圈即可得出测试结果。但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小程序获取的面部信息会不会被盗用?
在多年前,公众对留指纹等行为的警戒阈值比较高。比如,2010年,在教育系统推行的冬季长跑活动中,拟规定大学生长跑须先在指定网站实名注册,之后每次要通过“指纹打卡”的方式进行现场验证。这一规定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公安部表态称:其他部门是否可以采集民众指纹,没有查到法律依据。此事遂不了了之。近9年过去了,指纹解锁、刷脸支付、虹膜扫描等生物识别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公众的警戒和抵触情绪有所弱化,但是相关的立法却迟迟没有跟进,还是一片空白。
有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民众生物信息的可使用性大大提高了,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接触机构越来越多,信息被反复传播、使用。比如,现在很多火车站进站前要经过面部识别,宾馆入住之前也要经过面部确认,原来属于“黑科技”的面部识别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普通群众离不开,应用范围越来越下沉。
技术下沉使用,很多问题便显现出来。像人脸信息被采集之后,到底是归属于谁?会不会变成企业的资产,任由其买卖?怎么保障生物信息被采集,不会超出当初的承诺范围使用?如果企业发生倒闭、注销,如何依法销毁相关的生物信息避免外泄?这些真不能全靠企业的“良心”,得通过法律把企业和政府权力关进笼子里。
事实上,在既有的法律“大厦”之中,还没有给个人生物信息留下合适的位置。首先,从民法权利本位来说,必须明确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属性的私权,不是“公共信息”,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商业机构需要录取生物身份信息时,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或者经当事人的同意,并且在录取时应该明确使用范围、保护措施。目前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中应该给大数据时代的民众个人信息留下位置,夯实生物信息作为私权的根基。
其次,应该明确政府部门使用、匹配、存储民众生物信息的权限、程序和责任。目前生物信息被普遍用于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人口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域,但是并没有法律的详细规定:如何防止被权力滥用?这方面的程序性和限制性规定,也应尽早进入立法议程。
最后,是民众生物信息的财产性部分,也应该做出保障,对商业性开发的目的、范围和手段,应该有约束性规定,特别是要防止一些科技巨头滥用民众生物技术信息库的行为。
在高科技加持之下,我们的指纹、面部等生物信息被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但权利根基却还没有得到法律层面的夯实。所以,不能让民众生物信息继续“裸奔”了。
(作者:沈彬,系澎湃新闻网首席评论员)
营造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环境
2019年04月22日 08:10:50
来源:光明日报
近日,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牵扯出汽车消费金融服务费问题,引发舆论哗然。其实,金融服务费早已是汽车消费中公开的秘密,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金融服务费呢?
开宗明义,购车收取金融服务费涉嫌违法。首先,收取金融服务费主体资格可能不合法。据税务部门最新调查,女车主所交的“金融服务费”,实际上是由第三方陕西元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派驻在西安利之星4S店的工作人员收取。元胜公司只留1%的金额,剩余2%打入西安利之星账户。《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汽车金融公司名称中应标明“汽车金融”字样。所以第三方陕西元胜公司可能并不具备从事汽车金融服务的资质。其次,西安利之星4S店可能涉嫌欺诈,没有事前明确告知和提示要收取金融服务费。《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相关规定。西安利之星4S店收取金融服务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购车收取金融服务费,似乎已成为汽车消费行业“明规则”。收取金融服务费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经销商收入,弥补相关成本支出。经销商一般都会尽力推荐消费者分期付款购车,因为相比全款购车,经销商获利更高。消费者交完首付后,一般都想马上提车,但获得银行贷款需要一段时间和过程,所以此时需要第三方公司先行垫付尾款,帮助消费者垫资“过桥”,由此就产生一些费用。另外,经销商推出“零利率”或低利率的贴息贷款方案,也会产生一定成本,需要收取相关费用弥补。因此,大行其道的购车金融服务费事实上弥补了经销商的一些成本,并额外增加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无疑只能源于消费者。购车金融服务费已经成为行业“毒瘤”,形成了汽车消费完整的畸形利益链条。
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充分暴露了汽车消费维权的艰难。如果购买的不是奔驰汽车,如果不是女车主坐上车盖哭诉,如果不是网络视频曝光,消费者权利可能就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购车金融服务费仍然脱离监管、大行其道。尽管西安女车主最终和4S店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但只作为个案,而全国还有千千万万购车消费者正遭遇维权困境,或即将遭遇汽车消费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陷阱。
营造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环境,要消除主要靠低价取胜的恶性竞争局面,培育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竞争市场。企业应坚持“消费者优先”和诚信守法经营理念,完善事前告知与提示制度,对汽车消费金融等服务明码标价,杜绝强制交易等违法行为,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还应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与员工培训,重视消费者合理诉求,积极快捷处理相关投诉纠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良性运转的市场离不开守护人。监管部门应积极主动获取各种违法线索,加强消费维权志愿者队伍建设,有条件的可设立举报奖励制度,一经查实存在汽车消费违法行为,坚决严厉追究法律责任。当然,一些经销商可能和相关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导致违法不究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现象存在。因此,应从制度上防止“监管俘获”“权力寻租”,杜绝选择性执法,做到执法公正、平等对待,做到防患于未然。
事实上,这一现象也暴露出了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法律法规。只有违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收益时,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产生。目前一些法律规定所设定的处罚额度相对较低,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一些经销商抱有侥幸心理,被发现时的处罚额度相对于违法行为所获收益非常微不足道,这一治理窘境也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结果。应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使经销商不想、不愿、不敢违法。
(作者:刘权,系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教授)
侯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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