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楼记

（明）高攀龙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为楼。楼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则湖山，北则田舍，东则九陆，西则九龙峙焉。楼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矣！”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栖焉。北抵燕赵，南至闽粤，中逾齐鲁殷周之墟，观览所及，无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楼耶？噫，是予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极力以营居处，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极力以营苑囿，而止于岁时十一之游观耳，将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为山水者一致也，则吾之于兹楼也，可矣。虽然，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斯楼又其赘矣。

[译文]

有一间水上的居室，室内偏左往上搭一间小楼。楼大一丈见方，四面开窗。南边有湖有山，北面有农田茅舍，平原延展在东，九龙山耸立在西。小楼筑成，高子登临纵目四望，说道：“可以了！山使我感到和顺舒畅，水使我觉得悠远闲静，可以享受清风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温暖，可以迎接皓月的来临，又欢送它的归去，多好呀！多快乐呀！可以终老此地了！”于是起名叫“可楼”，意思就是我心满意足以为可以了。

　　从前我年轻时，志向很大，想要游遍天下名山，寻找一个象桃花源那样美好的处所，寄居下来。我北方去了燕赵，南方到过闽粤，中原跨越了齐鲁殷周的故地，观览所及的，没有可以满我之意的，何以现在对这间小楼却以为可以了呢？咦，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的大患，产生于不满足。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满足，产生于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可以；无所不可以，这就无所不满足，这就无所不快乐了。现在的人极力谋求山珍海味，顶多享受一饱罢了；极力建筑高楼大厦，顶多享受起居活动的几席之地罢了；极力营造亭台花园，顶多一年中去游赏一两次罢了，这些都有何用呢！况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游玩，只要可以寄托我的志趣就行了。天下的山与水都是一样的，我有了这座小楼，也可以了。当然，有所可以也就会产生有所不可以，犹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对待的一样。我将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这样说来这座可楼也是多余的了。

[赏析]

明代名臣陶望龄爱竹赏竹，一定要是深山中的大片竹林，才觉满足。后来，他的友人朱晋甫植竹百竿，造了个小亭子，对他说：我能天天伴竹而坐，身体满足于荫凉，耳朵满足于风声，眼睛满足于疏影，内心满足于意趣，所以给亭起名为“也足”。陶望龄听了朋友的话，恍然大悟，写下《也足亭记》，阐发知足常乐的道理，同时代的高攀龙知道后，也将自己的楼命名为“可楼”，并作《可楼记》明志。从“也足”到“可楼”，命名虽异，命意则同，都是告诫人们：可以了！满足吧！

据《明史》载，高攀龙“少读书，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他常研读二程、朱熹之理学著作与山西大儒薛文清之《读书录》，心领神会，受益颇丰。又亲撰《日省编》《崇正编》，将先朝大儒针对儒、释差异所发之论汇集成书，以抵制阳明心学所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之主张。是时，朝纲废弛、国力渐衰，首辅王锡爵大肆剪除异己，朝廷之内，直言进谏之士为之一空。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神宗却妄信王锡爵，将袁氏削为庶人。袁可立乃高攀龙同年，又是朝中难得一遇的有识之士，故高攀龙闻此而愤激不已。遂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王锡爵严加指责，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神宗亲佞远贤的不满。神宗大怒，谪高攀龙为广东揭阳添注典史。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龙以遭亲丧为由，居家不仕近三十载。在归乡赋闲的这三十年中，高攀龙于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处读书静坐的“水居”，取名“可楼”。“水居”坐拥环山，临湖而处，清幽雅致，远避尘嚣。于“可楼”之中，存楼主人悟得之“治国平天下”的“立本致用之学”。高攀龙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毕生之志，“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因此，高攀龙为“可楼”作记，以述其置身“水居”之所思所乐。

为亭台楼阁作记，在高攀龙之前，早有佳构。即以明代为例，刘基的《苦斋记》、宋濂的《阅江楼记》就颇具特色；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更是精美而真挚感人。高攀龙这篇《可楼记》却异乎前人，名曰“记”，实则重在“议”，即只是平平略记其楼之建构和登望之乐，而把主旨和重心放在“可”与“不可”、“足”与“不足”的哲理与感叹上。

文章开篇用一个自然段写自己为什么名其楼为“可楼”，虽记述了四面开窗，登望湖山景色而静穆悠远、优游自得心态但在全篇中，它却只是为议论蓄势，有如放矢前的张弓。按常理推之，接下来作者当就可与不可展开题旨了，然而文章又故作迁回，写了一小段自己年轻时所理想的“可”，以及观览祖国名胜后“无足可吾意”的“不可”。二者对举，似乎又否了第一自然段说的“可”和年轻时企望的“可”。从文气上看，似乎仍是引而不发；从逻辑和内蕴上看，这一段却是作进一步的铺垫，并迂回曲达，摆出了“不可”与“可”这矛盾和作者的疑惑心理。当然这样写正反映了作者经历、人格和他所处明末社会环境的真实情感和心路历程，但在写法上，也避免了平庸和浅露。

第三自然段，既是文章的高潮所在，也是作作记的主旨所在。以传统的观念言之，“知足不辱”、“知足常乐”，而今人不知足，虽所得“止于一饱”，所安“止几席之地”，仍要“极力以营其口腹”、“极力以营居处”凡此种种，既是对现实的影射，也是对传统观念的怀疑，更是对人生和处世哲理的探索。虽然高攀龙明言这种“不足”产生的“不可”是“人之大患”，并表明“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但明白人看来，其中隐含着作者的不平、愤与不记个人得失的操守。他的不论穷达而主持正义，他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于此文之中亦可窥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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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的杂记文多表现自我的精神境界。如《水居记》写洲中水居泊然自得的境界，《可楼记》写人生追求，这样的文章不是文士之文，没有对楼亭的刻画和环境的描写，因为在他心中，可登可览的楼本身无足介意，精神的完满自足才是最根本的。

[作者简介]

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行人。上书指责“陛下深居九重”，被贬谪为揭阳县典史，又逢亲丧家居，三十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间，他与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抨击阉党、议论朝政，影响较大，时人称为“东林党”。高攀龙为首领之一。天启六年（1626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该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著有《高子遗书》12卷。

一般来说，明代散文总体说来，前期沉寂，貌岸然而无生气。其后，文派纷起，但又复古、拟古，散文创作颇多优孟冠，不能“自为其言”。到隆庆、万历之际，企图摆脱古人束缚而要求“直抒胸臆，唐宋派也提出了写“新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主张，公安派还倡导“独抒性灵”。高攀龙虽不以文名，但他顺应潮流，写出这种简洁而有自己见解的，有含蓄特色的散文，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