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敏

      《离骚》是屈原一生求索的写照。《艺概 赋概》说“屈子之辞沉痛常在转处”，这个“转”字，深得《离骚》辞情的妙处，是我们把握《离骚》感情脉络的关键。“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黑格尔语）屈原的伟大人格形成，同楚国的政治斗争相联系，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恰好就是《离骚》辞情变化多姿的客观依据，中有“转”处，也就合情合理了。

      《离骚》开篇画出的是诗人踌躇满志、热心改革的的完美自恃的形象。他依仗“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优越条件，积极辅佐君主：“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给君主提出具体的经验和为君的楷模：“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而且自己积极培养改革人才，以佐君王：“余既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翼枝叶之峻茂兮，愿俟乎吾收刈”，可谓耿耿忠心矣。可是，君主昏庸，“灵修浩荡”，“悔遁有他”；“党人偷乐”，“路幽昧险隘”；“众芳芜秽”、“竞进贪婪”，现实给他的政治热情泼了一头冷水，他动摇、他彷徨，“延伫乎吾将反”一句，辞情首次急转，“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几句怨词，极言其沉痛。正如司马迁所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原毕竟是“内美”“修能”的完备者，几句怨词，与其说是沉痛，不如说言愤激，而反衬出其好修之心不可惩，斗争性格初露端倪。“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迅速拨正了路线，开始了上下求索的“天国寻”，辞情上升，气魄宏伟。可是，求见天帝，帝阍却“倚闾阖而望予”；求密妃，密佯狂洁身；求简狄，然无良媒；求二姚，然媒不力。漫漫征途上，“怀朕情而不发”，“求同贤而不得”，“美政”难以实施，“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又是一句沉痛之辞。“天国寻”一节是诗歌情感的第二个高峰，也是诗人斗争性格的发展。

      诗人再度失意后，在巫咸、灵氛提出的去留两计中，他选择了前者，故有“吾将远逝以自疏”，辞情再跌，与第一跌“延伫乎吾将反”相比，过之千丈：失意愈重，辞情愈痛，理所当然。这里的远逝，并非遁世之举，仍是求索之继续。因为其思想基础是“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所以，“去国行”也是诗人斗争性格的又一发展，沉痛中不乏昂扬的战斗情绪。

      “去国行”一节，铺张扬丽，写出远逝的准备、路线、仪仗，渲染出又一个悲壮的氛围，蕴籍着爱国志士与世俗弊政的极端不容，以及爱国与去国的纠葛难言，这正是诗歌情感发展的动力，它预示着，一个爱国者最终不能去国，引出了“仆乎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去国不成的结局，与其去国氛围描写对比，突出了诗人忠君爱国的情怀，更加激化了矛盾：从俗不能，去国不忍，去留两难，辞情倍加沉痛。这不仅是屈原个人同社会的矛盾，而是当时社会先进与落后两种势力的斗争，它构成了全诗情感发展的最高峰。象交响乐奏出的悲壮曲调的高潮音，声震寰宇，气震山河，又揪人肝肠，一个崇高的爱国志士形象跃然纸上。这一节，就行文而言，似属跌伏，就辞情而言，应属宕扬。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以毁灭一方为解决方法。于是，“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以死洁身，全诗结局。辞情再跌，将哀哀的沉痛流于后世，启迪来者。

      纵观全诗，“愿俟时乎吾将收刈”、“延伫乎吾将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五句，辞情相承，起伏跌宕，集中表现了诗人的斗争性格。痛中见刚，是《离骚》诗情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