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有的人将司马光划为大官僚大地主等豪强贵族的代表，将他的《与王介甫书》说成是对新法的无端责难；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是“针对司马光强加于新法的种种罪名，观点鲜明、要言不烦、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坦荡胸怀和高度自信”。其实，司马光此信绝非谋少数人的私利，此公人品更如光风霁月，绝非信中的那种“壬人”，他对新法的批评也并非都是“邪说”。可以这样说：他们都是在为国而谋，只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都是椐实而发、言之成理，但又都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而回避了一些要害问题。因此，把两封书信加以比较，看看他们是如何从自己有利的角度进击又如何进行避让，不仅使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不会以今代古，同时也让我们在文章的立论和驳论技巧上得到一些教益。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一是三冗危机。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二是内忧外患。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结果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与王介甫第一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司马光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介甫参政谏议阁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1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嘿2，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天子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从政始期年3，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4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 已5逋责6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7三司8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9请学稼10，孔子犹鄙之，以为不知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11用人，往往暴12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13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14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15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介甫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16，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17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其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18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19如无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20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此，而介甫拒谏乃尔21，无乃22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23方24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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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25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26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何介甫总角27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王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光惶恐再拜。（有删改）

      〖注释〗

      1．雅：交情。  2.嘿：同“默”，不出声。  3.期年：一年。  4.责：责求。                  5.已：使……止。  6.逋责：犹“逋债”，即欠债。  7.委：委任。  8.三司：宋朝管理财务的机构。  9.樊须：孔子弟子。  10.稼：稼啬农业之事。  11.次：依次。         12.暴：突然。  13.炫鬻：炫耀卖弄。  14.陵轹：欺压凌驾。  15.市佣：市场中受雇佣而从事劳役的人。  16.四远：四方。  17.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大夫。  18.骄亢：骄纵不逊。  19.斧钺鼎镬：代指刑罚危险之事。  20.艴然：恼怒貌。  21.尔：这样。22.无乃：相当于“恐怕是”。  23.王子雍：三国魏人王肃，对上正直，却喜欢下属对自己进馋佞之言。  24.方：方正，正直。  25.矻矻焉：勤劳不懈的样子。  26.袭：因袭。  27.总角：指童年。

      与王介甫第二书（ 熙宁三年三月三日）

      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尽言于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尽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  

      与王介甫第三书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 

      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钱之意异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于辟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灾而选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王安石变法措施简介

      一、机构改革

      1、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财政，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2、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的目的。

      二、税赋改革

      1、方田均税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输法：“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2、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3、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

      4、募役法即免役法

      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 

侯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