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了解也只是借或偷来的，见证者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苏子，何况传播者的主观润色，爱恨褒贬之间，也就更模糊了最初的模样。再加上后朝仰慕者追捧者们的“神话”，时至今天我们看到的苏子就成了我们想要他成为的标签模样。 

      我没有狂澜之力能拨开历史的浓彩重抹，去看个究竟。只是想苏子就是天赋过人的才子，从诗词歌赋到政见哲思到柴米油盐，无不表现出常人的不可及。但是除去这些，我宁愿相信他旷达里的无奈，亦或是无奈里的旷达；他热闹里的孤独，亦或是孤独里的热闹；我知道他的喜怒哀乐都多于重于我们常人，就是因为他站在精神的制高点却还要“卑微”地活在人世间。

      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感慨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嘲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即便是屡次长期贬谪偏远，他的文字里和生活里并没有对不公的愤懑，在时人和后人眼里看到的是豪放派的旷达，其实物质生活贫困甚至狼狈，精神生活的冲突与挣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卸下铠甲和面具，跟自己对视，何尝不曾泪流满面，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书上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勾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不与世争，不与世浊，悠然自得的生活，这才是归隐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隐士。就这点我觉得苏子还真不能称得上“大隐”。他没有“大智如愚”的天赋，更不能对于官场的纷争“淡然处之”。因为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做不到。所以宦海沉浮，冷暖自知。

      东坡经历纷纷扰扰，但他把自己的生活打理的从从容容，这着实得益于他健全的人格。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说道“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着，一个瑜伽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他认为苏东坡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这无疑是对苏东坡的最为精妙的概括。

      在不惑之年，想起苏轼，也更加理解了苏轼的无奈之后的乐观，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苏子对生命最质朴的热爱。他明白“”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才要“诗酒趁年华”；明白“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才会感慨“浮名虚利虚苦劳神”；明白“乐事回头一笑空”，就会坦然“回首萧瑟处，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句“谁怕？”才是苏轼对生命最深情的表白。

      苏子不惑之年，应该是在山东密州任上，按照古人计岁的习惯，应该是1076年，那一年他带领密州百姓灭蝗抗灾，打击悍匪，整治民风，收养弃儿，一年时间，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时间从来没有辜负过认真过它的人。那一年正月梦见已故妻子王弗，醒来挥泪写下千古悼亡诗《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那一年暮春他登上亲手整修的废台“超然台”，去国怀远一首《望江南·超然台作》横空出世，一句“休对故人思故国”道尽心伤；那一年中秋，也是在超然台上，举杯邀明月低头忆起子由，七年未见思念若满月四溢，对酒当歌，一曲《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成了千古绝唱；应该是那一年的冬天，他的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喊出了“老夫也有少年狂”的豪放之声，此词一出“别于柳七郎，自成一家”。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又一次读苏轼的词，于沧桑处读他的旷达，于落魄时读他的从容，于失意间读他的乐观，于浮沉中读他的执着，明白了“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开始认真地与人生对视，学会了静观自己的心，学会了原谅很多不可理喻的人和事，学会了把时间和精力花给对的人花在对的地方，更学会了感恩。我还是那个喜欢感性地对待世界的人。

      也是从今年开始，我更愿意忙里偷闲写一纸文字背一阙诗词读一段故事思考一下人生，我更乐意让自己的心做主。从此之后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更好，岁月就此多出一份光亮与从容。

      把喜欢交给时间。去做喜欢的事去爱喜欢的人，从此生活就会多出更多的小欢喜。

      谨以此篇，致敬苏轼，也送给自己的不惑之年。 

倪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