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治家在学术争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实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结果恰好是学术争鸣为什么总是会陷入政治漩涡而不能摆脱的迷底。 

　　首先，我们的政治家在学术争鸣中一直扮演着封建家长的角色，他们视学术研究者是自己的子女。这种家长之于子女，他们致力于培养子女绝对服从意识，只有子女养成了这种意识，才能体现出家长的尊严。于是他们先规定了学术应该从属于政治的需要，确定了自己“家长”的身份的同时，也确定了学术研究者“子女”的身份，如早先的“二为方针”，而后也一直强调学术研究者必须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必须遵从的政治方向，学术研究者被预先告知这种方针、立场和方向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是不容怀疑的“真命题”，学术研究者只可证实、接受和丰富它，而绝对不可辨伪、质疑和否定它。在绝对迷信家长的威严的前提下，学术研究者才具有研究学术的资格，否则就会被剥夺研究的权利，所以至今否定一个学术研究者最有力的武器，首选的依然是能够提供他不具备政治资格的证据。 

　　当然子女是家长的精神，听话的孩子总是受宠的，如果他们在家长的认可的范围内取得了合乎家长心意的成绩，那么他们就可以从家长那里获得“学术权威”的头衔。不听话的子女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冷落，责备，甚至于被褪下裤子打屁股以示警戒，当年不少“右派”大概就属于不听话的这一类。 

　　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再严厉的家长之于子女也是有温情的，所以我们的政治家单以家长的角色出现还是不够的，如果真碰上一个“逆子”，坚决挑战家长的权威，那又该如何？于是我们的政治家还必须充当第二个角色，那便是封建君主，这样生杀大权在握，对于有“反骨”的不合统治需要的臣子草民，干脆从灵魂到肉体一起消灭掉了事。君主之于臣民是可以动用一切国家机器来维护权威的，“父”叫“子”亡的事情鲜见，但“君”叫“臣”死的事例多多。 

　　政治家和学术研究者的关系一旦成了君臣的关系，那么不仅仅是能不能自主研究的问题了，而是自主研究就可能有蹲大狱、掉脑袋的危险，胡风、马寅初不是个别现象，遇罗克也不是个别现象。 

　　政治家与学术研究者之间除了家长与子女、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之外，还有主人与工具的关系。现在一再强调的主流思想，使表达了一点非主流学术思想的学者钱理群和秦晖备受压力，说白了学术成就只应该是政治太平的点缀，学术研究者只应该作为政治家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工具的特点就在于便于主人使用，而且越方便越好，学术沦为工具以后它也必定会堕入做伪和实用的泥潭中。政治家决定施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就需要一批学术研究者来证明计划经济比之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这样的伪（或半伪）学术专著早可以汗牛充栋了；同样政治家决定施行市场经济的时候，又需要一批经济学家来证明市场经济比之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于是计划经济被一棒子打死——各地物价部门一度被合并到工商总部门去了；当发现经济单靠市场来调节又有很多盲目性的时候，政治家和学者才恍然大悟，原来计划与市场是一对矛盾的共生体，对立之中有统一，谁离开了谁都成了跛子。 

　　中国的学术研究常常走在政治的后面，很难有效地为政治决策提供具有矫正作用和前瞻性的思考，根源就在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的确有不会卷入政治漩涡的学术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似乎是中国的幸运儿，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我国在高科技的一些领域里具备世界先进水平，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还是政治需要它，按政治的需要给予了它优先发展的条件，核武器及航天技术的长足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它们并不能代表中国科技的整体实力，那些不能立竿见影达成政治目的的领域往往被忽视和限制了，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备受冷遇，所以导制了今天我们的科技发展缺少后劲儿的恶果。另外科技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能力，也是政治家与学术研究者之间主人与工具的关系的极好反映，政治家（称不上家的就叫政客）想用与不想用才是生产力发展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政治家在在学术争鸣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探索这个问题是为了找到学术争鸣摆脱政治漩涡的有效方法，这里我再谈谈我不成熟的观点：政治家在在学术争鸣中应该扮演四种角色，一是旁观者，一是小学生，一是平等的参预者，一是不记功利的保护者。 

　　学术没有争鸣就不会有进步，争鸣使学术研究更加趋近于真理，学术争鸣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政治家应当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对待学术争鸣，不要觉得自己有权引导、指挥和操纵学术争鸣。常言说“隔行如隔山”，搞政治的不是事事都懂的天才，见别人打架就不分清红皂白插上一杠子，捡一个自己喜欢的给他帮忙，对那个自己不喜欢的施以拳脚，或者装出一种公正的模样来，各打上五十大板，这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学术问题必须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家还必须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冷静旁观并不意谓着做一个精神麻木的看客，学术研究的领域是无限的，它可以研究人类的和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也都是它的研究对象。学术研究不能回避政治现象，这必然会为政治家提供可借鉴、可利用的和可展望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政治家在治世过程中有所依据，更能高瞻远瞩，避免了行动的盲目性，避免了可能给社会酿成灾难的决策，政治家在学术研究面前要有甘当小学生的勇气。 

　　把政治家拒于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也是不公平的，在政治研究上他们是有发言权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也有双料或全才的高人，不仅仅能搞政治，而且也在某些学术研究领域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像毛泽东在红学的研究上和史学的研究上都有超凡的成就。但是政治家参预学术研究千万不能舞着大棒走进来，在学术争鸣中，也不能以“枪杆子底下出真知”的态度出现，而应该以学术研究者的平等的身份出现在学术研究中。 

　　最后我想到的是政治往往是最具功利性的，而学术研究却往往忌讳极功尽利，那么高明的政治家面对学术争鸣就做一个不记功利的保护者吧，通过政治的或法律的手段来为学术争鸣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热烈而无所禁忌的氛围，并赶走那些企图破坏这种氛围的爱闹事的下流政客，因为学术争鸣的功效不见于今日，必将见于明天的某一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