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本来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学术研究理应站在更高的位置来审视政治问题，对政治现象进行科学深入的理性分析，判断其正误，指出其发展的方向等等，这本来就是学术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学术研究的任务决不该如此的狭隘，它不能只反观政治，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在他研究的范围之内，学术研究没有禁区，研究政治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很现实而又很小的部分。 

　　政治问题的出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材料，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更因为政治问题直接关乎民生，学术研究以人为本的精神就要求学人必须关注政治，学人对政治的批判责无旁贷，政治家必须真诚地接受并及时地矫正。从这个角度上讲，政治家和政客们无权干涉学术研究，没有资格来规定学术研究的内容、确定学术研究的方向，甚至于粗暴地践踏学术研究。 

　　政治家和政客对社会的影响是现实的，学术研究者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却又是前瞻的，这就使得政治家和政客产生了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做整个社会至高无尚的主宰，而且具有了把持学术研究的权力，让学术研究成为自己的附庸，让学术研究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把学术研究当做自己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于是学术研究被政治家轻松地打断了脊梁，因为政治家对社会的影响是现实的，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学人的生存（吃穿住行），进而阉割学人的精神。 

　　一切学术机构都归政府所有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因为这就使学人沦落为乞食者，他们必须搞政府喜欢的学术和伪学术才能换得口食，否则首先要面临“阿Q”所说的“妈妈的生计问题”，如秦晖和余杰一般，政府要员的干预而使“学术机构”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所做的学问不合政府政客的口味，生计问题不能解决，搞学术研究的有衣食之忧，他一个人饥肠漉漉倒也无妨，但如果还要养活一家老小，你说他还能去捍卫自己的精神家园吗？！不要要求学人都像马寅初、傅雷和老舍一样有骨气，那真是社会的悲哀，况且学人也是俗人，他们首先要生存。 

　　当学人到了必须依靠政府才能混一口饭吃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折断了脊梁骨，只好如狗类爬着生存，仰人鼻息，看人脸色。在这种情况下，学人的精神产生了变异，他们也分化成狗类和像狗类两种：一部分人被阉割了精神品格，从而失去了应有的“火气”，成为真正的狗类；一部分人委曲求全，隐藏真实的思想，靠说言不由衷的话来苟延残喘，他们像狗类地生活。发表论文要在政府的媒体上才能算数，职称评定需要政府的人事部门批准才能通过，研究立项需要政府的审批才能获得资助……学术研究完全变成了政府行为，实用学术和伪学术大行其道，学术界的腐败不可避免！ 

　　于是学术争鸣往往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使用的也不是单纯的学术手段，狗类的学人依靠政治来确立权威，依靠政治来棒杀异己。而政客们也能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的校园指手画脚，颐指气使，那些专家教授们，或摇尾乞怜，或听之任之，或惶惶不安，因为他们面对的政客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操持着他们的前途命运。少有几个像狗还不甘为狗的想有自己的思考，进而想发表自己的思考，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狗类的狂吠，这些狗类最能咬出致命伤，因为狗类并非不懂学术，所以咬起来又准又恨，这最合政客们的心意，如果你不信，看一看批判马寅初时哪些文章最有份量最有学术气息，那绝不是简单的政客的文章！每一次所谓的学术论争，都先是一阵狗类的撕咬，然后再由政客大棒作结，最终天下太平。 

　　学术研究不回归到民间，学术论争就只能毫不例外地陷入政治的漩涡；政客们不远离学术，学术研究就只能走向实用和作伪。学术精神已被毒化，学人的最终的前途是能被利用就已万幸。 

　　算了吧，被折断了脊梁就别想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