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

　　夏特莱夫人，这聪明绝顶的女人，因为伏尔泰情人之故而留名青史是不公正的。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将牛顿的巨作《数学原理》翻译成法语的法国人。她短暂一生的种种在客观上使她成了西方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的先驱。

　　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相对幸运的时代。纵观历史，这只是为数极少的幸运的夹缝。在这一历史短暂的喘息间，没有一个绝对强大的思想吞噬一切地占据统治地位，这应该是所有富有生命的东西成长的时期。

　　这是我在四月巴黎高大的悬铃木开始迸发出细小的嫩叶时，站在圣路易岛的堤岸边，蓦然跳上心头的想法。

　　四月，一个交糅着激昂和慵懒的季节，每一个花朵和嫩叶都呈现出最炫丽的色彩。这时，圣路易岛的堤岸边是你可以躲开游人，静静赏春的地方。背阴的那一面，常常没有什么人，要不是对岸蓬皮杜快道上传来的车流声，你满可以不受干扰地细品这幸运的夹缝。

　　这种时候在生命中是不多的，嫩绿的季节极其短暂，不注意捕捉，就像浮云一样，留不下什么。这个岛与巴黎圣母院只有一桥之隔，但就是这么点距离，便分开了许多东西。我每每从巴黎圣母院后面的圣路易桥走过来，无论是初春的午后还是夏日的傍晚，都有一种在街角撞见旧情人的感觉，仿佛彼此在说：

　　“你在等我吗？”

　　“我在等你。”

　　千万年的际会只剩下这样两句简单的对话。我知道人生小小的幸福是走不进正史的，正史是苦难的，它的线索是战争，是政权的更迭，是边界线的变迁，是民族的诞生和消亡。只有在历史幸运的夹缝间才回荡着这样的问话。

　　邂逅与迸发

　　从背阴面的水边拾阶而上，便是环岛的安茹堤岸街。这里有圣路易岛最安静的角落。下面要说的故事便可以从这里开始。从2004年的初春，一下跳到1733年的初春，未免有些突兀。我知道发生在安茹堤岸街1-3号里的故事，和其后发生在外省西雷城堡的悲欢，是大人生的小故事，无论我怎么写，它都难有醒世哲学的作用。因为它更多的是夏特莱夫人的故事，其次才是伏尔泰的故事。而夏特莱夫人并未逃过18世纪有些人的预言：靠了做伏尔泰的情人才得以青史留名，尽管这有些不公，但历史在传说面前永远矮一截，人们记住她的只是“情人”两个字，有多少人有机会去打开那故纸堆，翻出她其实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将牛顿的巨作《数学原理》翻译成法语的法国人。要知道那是18世纪，一个妇女无权进学堂的时代，离1945年法国妇女首次获得投票权，也就是真正的公民权，尚有两百年漫长的历史跨度。

　　即便不是伏尔泰的情人，她在历史上也应留下一笔，因为不管她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我看多半是没意识到，18世纪谈妇女解放还仿佛天方夜谭，即使用一生来成就这一理念的她，也并没有意识到她短暂一生的种种已在客观上使她成了西方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的先驱。

　　1733年，安茹堤岸街1-3号还是夏特莱公馆。夏特莱夫人这年27岁，已生育了三个孩子。她19岁嫁给年长她12岁的夏特莱伯爵，这不是一次爱情的结合，而是理智的联姻。作为军人的丈夫很快明白她不可能只属于自己，要保住她就得给她自由。18世纪是文艺复兴所有的变革开始开花结果的时候，在上层知识阶层，宗教的桎梏实际上已经被一些更注重自身幸福的聪明人抛开。夏特莱夫人便属于这一类。生了几个孩子后，她认为婚姻的职责已经完成，便丢开丈夫和外省领主的生活，回到巴黎。在邂逅伏尔泰前，她已经历了一次寻死觅活的恋爱，她当着情人的面喝下鸦片汤，结果大难不死。1733年她的又一次恋爱也进入尾声，对方是17世纪大名鼎鼎的黎世留主教的侄孙，伏尔泰的朋友黎世留公爵。

　　我们看到两人的生命轨道正一点点靠拢。这时伏尔泰的女友：一位男爵夫人刚刚去世，他不得不从男爵公馆搬出来，搬到与圣路易岛只一河之隔的布罗斯街。

　　这条街就在如今的市政府后面，伏尔泰住过的1号在街头，一走出来便是市府堤岸街，与安茹堤岸街中间只隔了一条塞纳河，走过路易·菲力浦桥，便上了小岛。

　　不过他们的初次邂逅既不在夏特莱公馆，也不在布罗斯街的伏尔泰寓所，而是在歌剧院，观看双方一位共同朋友的歌剧作品彩排的时候，时间是1733年4月14日。这年伏尔泰38岁，其实15年前他在夏特莱夫人的父亲家里见过这个女孩。

　　那一面并没有激起什么，这一次就不同了。种种迹象表明，歌剧院的这一面，决定了此后两人的生命轨迹。从保存下来的伏尔泰于5月6日给她写的第一封信看，他已为之倾倒。两个月后，伏尔泰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我逃避忧愁，却找到了幸福。”他们在夏初就已成了情人。但此时夏特莱夫人与黎世留公爵尚藕断丝连。我们将会看到，伏尔泰的宽容思想并不只表现在他的文章里。

　　从这期间伏尔泰的诗作看，不管夏特莱夫人对他投入的感情多少，他已不可挽回地爱上了她。他把她比作星空女神于拉妮：“噢，亲爱的于拉妮，我崇拜你！

　　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燃起我心中之火？

　　我生命那些美妙的时日都白白丢去，(在你之前)我没有爱过。

　　......

　　直到你灵魂那神圣的火将我穿透，我的生命曾空无一物；从我无所保留地投向你的这一天起，整个世界都在我眼前遁逝。”

　　诗是无法翻译的，但我在此不得不用我拙劣的笔译出几句，让读者体味伏尔泰一生最炽烈的爱情。1733年夏季那些炽情燃烧的日子，是在夏特莱公馆和布罗斯街的寓所里交替度过的。与其说是容貌——

　　夏特莱夫人并不是美人——不如说是她过人的才智彻底征服了伏尔泰。这个时期的伏尔泰自称只是个“围着行星运转的卫星”。

　　背叛与逃亡

　　1733年9月的一个晚上，也就是他们相逢约5个月后，两人一起去歌剧院看彩排。数学家兼自然学家莫佩尔蒂原说好在那里与他们碰头，但一心想把颇有数理天赋的夏特莱夫人介绍给朋友的伏尔泰，临时改变主意，约这位当时已很出名的科学家先到夏特莱公馆见面……他尚不知道，他这一举动无异于“引狼入室”。夏特莱夫人很快与这位“数学老师”堕入情网。伏尔泰尽管是个大诗人，但在爱情上从来不是一位高手，得知情人的背叛后，他很有风度和耐心，在1734年春天又写了第二首长诗献给正为莫佩尔蒂神魂颠倒的夏特莱夫人。他在诗中重申：“我之所爱便是我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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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年的春天还发生了一件在伏尔泰的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继一年前他们在歌剧院邂逅，再次把两人的生命轨道拉近。伏尔泰从英国回来后，便写完了后来使他名声大噪的《英国书简》，作为洛克思想的追随者，他对法国的现存体制进行了无情批判。他深知此书一抛出，必然引起轩然大波，便一直不敢发表。

　　谁知他一时大意，被唯利是图的书商搞去手稿内容，《英国书简》就这样因为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伏尔泰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面世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封通缉令杀将过来，伏尔泰靠朝中朋友通风报信，于1734年5月6日拂晓，匆匆逃离巴黎。说到书商的“贪婪”，我倒要给他们正一正名，正是这种被利益驱动的所谓贪婪，无形中成了多少自由思想的摇篮。事实上是自由经济催生了自由思想，而非反之。后人眼里的启蒙运动只有那些哲人和科学家，而其实那不过是“画面”上的人物，驱动这些人物运作的是下面正在形成尚没有多少自由度的出版机器。

　　在此之前伏尔泰已两次入巴士底狱，为避免第三次，他选择了逃亡。可逃向何方呢？夏特莱夫人伸出援手，让伏尔泰逃到位于当时边境的她丈夫家族的房产西雷城堡。一直与夫人维持着表面上的婚姻实际上的友谊关系的夏特莱伯爵，通情达理地将老婆的情人安置到自己的城堡里，条件是由伏尔泰支付城堡和夫人的开支。

　　西雷城堡位于巴黎东南方的上马尔纳省，距首都约250多公里的路程。从5号高速公路出巴黎向东南方向走，至肖蒙市下高速公路，沿67号国道朝北走一小段，就能找到这座建在布莱兹河上的城堡。城堡所在的小镇名叫布莱兹河上的西雷，掩在东部大片略带起伏的绿色原野中，事先不看好路，是很难找到的。这里当时是法国的边界，再东边的洛林省还是个独立公国。我们在近、现代史中看到，德法两国为这块土地大打出手，直到二战结束才彻底划归法国。城堡在小镇一片红色瓦顶后面的小丘上，由于树木的遮挡，在公路上是不大看得清的。城堡早已几易其主，夏特莱夫人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未能逃过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现在的城堡主人与夏特莱家族已毫无关系，城堡也并未被私人捐出或国家买下建成纪念馆之类。

　　但4到9月间，人们依然可以来参观，因为城堡主人将城堡的一隅开辟出来，供“伏迷”们来“朝圣”。其实除了城堡外观还大致保留了18世纪时的旧貌，里面却早已没有了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的遗迹。现在展出的东西都是根据史料重新布置的，以安慰远道而来的游人。只有布莱兹河依然如昔，在两个旧主人后继续流淌了数百年，好像一切都没有过去。

　　伏尔泰一到西雷城堡便大兴土木，一来城堡年久失修住起来不舒服，二来也是想借此吸引留在巴黎迟迟不愿与他会合的夏特莱夫人。此时的夏特莱夫人还在巴黎与莫佩尔蒂“深化”她的数学和物理，尽管她声称留在巴黎是为了争取伏尔泰的自由，她也确实在为此作努力，但伏尔泰心知肚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面对我夫人(注：尽管没有正式结婚，伏尔泰一直这样称呼夏特莱夫人)的好意，我只能听凭天意和一个戴绿帽子丈夫的耐心了。”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心平气和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了。非但如此，他还一再在世人面前为女友的行为辩护，他反复说这是个“人们不了解的女人”，终其一生他都反对为某种偏见而否定一个人的价值。

　　归来与深情

　　靠了夏特莱夫人的斡旋，伏尔泰曾短时间恢复自由，被允许回巴黎，但1736年他的长诗《凡夫俗子》的发表，又使他再次被通缉，至此他才死心塌地地留在西雷城堡。而这时夏特莱夫人对他的感情也起了根本变化。

　　1734年10月的一天，她忽然回到了西雷城堡，此行的原因是莫佩尔蒂离开她去了瑞士的巴塞尔。她和伏尔泰的第二次蜜月持续了两个月，直到莫佩尔蒂返回巴黎。幸福且好风度的伏尔泰还写信让他在归途中来西雷城堡一聚。读读伏尔泰的这封信很有意思，你从中可以透视一颗伟大心灵的力量：“世上最美丽的生灵(注：指夏特莱夫人)成天都在用令人难懂的数学语言给你写信，而我要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告诉你，我一生都将是你的崇拜者和朋友。”

　　但莫佩尔蒂没有如邀去西雷城堡，他直接回了巴黎。夏特莱夫人随后追至巴黎。在其后的数月，莫佩尔蒂一直躲着她，因为情已冷。夏特莱夫人一生都是在追逐情人中度过的，她的绝顶聪明在感情上并没有帮助她。远在西雷的伏尔泰静静地观望着他不幸的女友，写诗寄给她让她睁开眼睛。1735年3月，伏尔泰获准重返巴黎。

　　但痴迷的夏特莱夫人并没有回心转意，伏尔泰的耐心到头，他离开巴黎去了洛林公国的首都吕内维尔，并扔下话，只有她呆在西雷，他才回去。他5月初动身，给她几周的时间考虑。5月21日，她最终作了选择，她在这天给旧情人黎世留公爵的信上说：“我全部的所有都在吕内维尔……远离我的所爱，我的生命正离我而去……”

　　1735年6月回到西雷城堡的夏特莱夫人尚不知道，此后的几年她度过了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一年以后，再次因言获罪的伏尔泰由她陪伴星夜逃过边境，分手时，她第一次深深感到她对他的感情。在返回西雷城堡的马车上，她流下了眼泪。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们的角色互换了一下，从今往后，是她处在了求爱者的地位。就像她以往历次爱情。这一年她30岁。

　　伏尔泰和夏特莱夫人断断续续在西雷城堡度过了15年。其间，伏尔泰有过短时间的不忠，但他一生体弱，不是个情欲旺盛的人。1740年以后，炽热的情感渐渐冷去，但夏特莱夫人的真正“情敌”，不是某个女人，而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这位伏尔泰的欣赏者的召唤和权力的诱惑，在40年代，一直是夏特莱夫人的心患，因为伏尔泰最大的弱点便是虚荣，这给他一生惹了不少麻烦。夏特莱夫人曾有一段自白，颇能概括自1735年以后她的生活：“由于那个征服了我的灵魂的人的爱情，我在十年中是幸福的，这十年，我是和他肩并肩地度过的，没有片刻的厌烦和倦怠。当年龄和疾病减弱了他的兴趣，我竟然长时间地无所觉察，因为我一直为两个人在爱；我生命的每分每秒都和他在一起，我这颗不存一丝疑虑的心，享受着爱的快乐和自以为被爱的幻觉。”

　　尽管与大文人伏尔泰相伴多年，夏特莱夫人始终与文学无缘，但她的逻辑思维能力曾让伏尔泰自叹不如。在两人最初生活到一起的那段时期，伏尔泰受其影响，抛开诗和历史，搞起了牛顿物理，他1737年发表的《牛顿的哲学原理》和1738年发表的《论火的性质》，有多大程度是夏特莱夫人的工作成果，现已无从清楚地探究。

　　但他肯定了她的贡献，并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出她是他在这方面的“引导者和权威”。

　　他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也是夏特莱夫人在两次周旋失败后、第三次努力的结果。

　　而夏特莱夫人一生只写过一首拉丁文的诗，可见伏尔泰受她的影响，要多于她受伏尔泰的影响，这首诗后来被刻在伏尔泰的墓碑上，翻译过来大意是这样的：“有朝一日，他将为所有人爱戴，就像今天他为他的友人所爱戴。”

　　死亡与启示

　　1747年，夏特莱夫人结识了洛林公国王室的一位年轻军官圣朗贝尔伯爵，他是个风流诗人，比夏特莱夫人小10岁。她大约在1748年间成了他的情人。伏尔泰只是在第一次突然发现两人的关系时发了火，但一夜过后，他便与圣朗贝尔握手言和，并且写了一首俏皮的诗给圣朗贝尔：

　　“圣朗贝尔，这美丽的花，

　　只是为你而开放。

　　你采下的是玫瑰，而刺却留给了我……”

　　在1778年去世前，伏尔泰一直与圣朗贝尔保持着朋友关系和通信联系。

　　1749年43岁的夏特莱夫人怀上了圣朗贝尔的孩子，她在这一年大腹便便地完成了《数学原理》的翻译。9月3日，她生下了一个女孩，但孩子第二天便死了，她也在几天后死于产褥热。那一天，夏特莱伯爵、伏尔泰和圣朗贝尔都站在她的床前，她感觉死亡临近，没有叫人请神父，而是让人把她的译稿拿来，她用颤抖的手写下“1749年9月10日”这个日期，几小时后，便离开了人世。

　　尽管他们已经旧情不再，何况她还怀着别人的孩子，但夏特莱夫人的死对伏尔泰是个沉重打击。不管风风雨雨，15年来，他的生活一直围着她这个轴心在转。他一度想去修道院隐居。并且终于忍不住对圣朗贝尔说了句责备话：“嗳，真见鬼，你竟然让她在这样的年龄怀上孩子！”

　　夏特莱夫人去世后，伏尔泰将她的遗稿全部读完，他对朋友说，他发现了“一座山岳”，“山岳”具体指什么不得而知，但他后来陆续将她的手稿出版。1759年，也就是夏特莱夫人死于产褥热10年后，她翻译的牛顿的《数学原理》在伏尔泰的推动下，终于出版。伏尔泰为此写了序言：

　　“这项法兰西所有的学者本该着手的翻译工作……却令人惊奇由一个女人为了国家的荣耀，从事并且完成了。……我们眼前有两个天才，一个是写出这部书的牛顿，一个便是将此翻译并加以明析的这位女士。”

　　此话不无夸张，但概述了伏尔泰对这位挚友自始至终的看法。在夏特莱夫人离世的当年，他也离开了西雷城堡，此后再也没有返回。是死亡作出了最后决定。

　　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断断续续15年的关系给我最大的启示，并非炽情而是主人公们在复杂关系中的妥协态度。我从中意识到人在某些基本行为上的宽容才是催生诸如自由之类的基础，舍此并无捷径。这是个非关主题的意外收获。反过来想想，我们的文化似乎很难有这样的妥协，往往做不成朋友便是仇人，很难理智地维持一种没有激情的关系。由此想到伏尔泰有一句我以为的至理明言：“和平的价值要胜过真理的价值。”

　　细细品味这句话吧！它与我们上文“历史幸运的夹缝”多少有几分关联。

　　编辑：独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