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肇中虽然少小离开中国大陆，然而，他对自己的父母之邦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登上科学高峰时，他都没有忘了自己的根。除了在获得诺贝尔奖时那篇著名的演讲中，他讲过的那番寓意深情的话外，在各种场合，他都不时地流露出对祖国的深情厚意。
他说过：“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有过影响深远的科学发现的国家。我相信随着稳定，对科学事业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在未来的年代里，中国必将会对科学做出许多十分重大的贡献。”
１９８７年，丁肇中在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期间，接受了香港大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他说，你曾说过，中国人在研究理论方面比较优秀，在实验方面较差，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丁肇中回答说，中国传统的哲学方法，据我所了解，不太适用于研究自然科学，比方说，物理学上没有真正不变的定律，这是最基本的。
中国有占世界１／４的人口，但并没有占世界１／４的科学贡献，这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认为传统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只顾考试，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
记者又问：你认为中国科研水平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
丁肇中说，在数学上是很好的，在一部分理论上，比如说低温、超导、生物化学方面，是很好的。在高能实验物理上，在电子计算机方面，我认为还是有点距离。
第一次归来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７日，丁肇中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上。在这之前，他透过飞机的舷窗，深情地注视着阡陌纵横的中国大地，想到就要见到阔别２８年的亲朋好友时，自然是很高兴。
这天，他神情激动地走下飞机，快步向欢迎的人们走去，当他那高大健壮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姑姑、姑夫们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很是兴奋。
这时，他的姑姑、姑夫们都已成了老人，幼年时一起嬉戏、玩耍的堂姐，也已人到中年了。使在场的人们想不到的是，他竟能一眼认出了每个人。他一面兴奋地和大家握手，一面称呼着每个人：“二姐！”“大姑夫！”“姑姑！”……
一位前去迎接他的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见这情景，在一旁开玩笑说：“丁教授，你这是回到了娘家！”
丁肇中听了，不以为然地说道：“怎么说是回娘家，我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到中国，他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套房里安顿下以后，特地到商店买了一套布料的中山装穿上，诙谐地对身边的陪同人员们说：“回到中国，就不能再像个洋人，而要和普通的中国人一样！”沉吟片刻，又说：
“我要穿上这套衣服，照一张相片，寄到美国去！”
这一年，在中国大陆逗留的日子里，丁肇中兴致勃勃地到工厂、农村、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参观访问，他亲切地同工人、农民、学生和科技人员们攀谈，一路上所见所闻都感到很新鲜；他对幼年时住过的地方更是一往情深。一天，他特地到重庆附近的磁器口西南教育学院参观。旧地重游，无限感慨；望着奔腾不息的嘉陵江，儿时随父母在这里度过的艰难岁月，又浮现在眼前。他在曾经读书的重庆磁器口小学参观时，这里的小学生们根本不曾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风尘仆仆的客人，竟是自己的校友。在这里，丁肇中用道地的四川话和同学们交谈，见此情景，孩子们惊喜地用四川话嚷道：“呀，这个日本人，会讲四川话！”
过后，丁肇中谈到参观访问的印象时说：
“国内的情形，和我在国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真是太大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来访。他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很不理解，尤其是对孔子和《水浒》的批判，他非常关注，说道：
“山东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历史人物，现在都受到了批判，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宋江。孔子思想束缚中国２０００多年，阻碍社会的前进，应当批判。可是，我的父亲不同意，为这件事，我在夏威夷还和他争论了一番。但是，为什么要批判宋江呢？我们大家都看过《水浒》这本书，都觉得宋江是个好人！”
尽管当时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使他困惑不解，但他还是尽力帮助中国发展科学技术。
在访问期间，丁肇中还到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他给国内的同行们详细地报告了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访问中，他兴奋地向中国的同行们报告了著名的Ｊ粒子的发现经过，他从选择实验的物理思想，设计实验时考虑的问题，以及可能导致的误差，和实验仪器的挑选、制造、安排，直到实验结果的反复检验和分析，都耐心地做了介绍。
两年以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丁肇中又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中国，这次回来，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女儿。
在谈到为什么让妻子和女儿们也一同来访时，丁肇中说：
“让她们也多了解一些中国的情况，这样可以使她们对中国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感情。”
人们根据他的上述意见，特地领着他的两个女儿到农村和中、小学去参观访问。
访问中，丁肇中真诚地表示，他愿无保留地帮助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他说：“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和中国的同行们讨论科学上的问题。”
邓小平会见丁肇中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１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丁肇中。在会见中，邓小平说：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一点不能弄虚作假，我们一定要搞好科学研究，“四人帮”很蠢，他们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学习先进的东西才能超过先进。
邓小平请丁肇中谈谈访问中国的观感，丁肇中说：“我们这次来中国参观，看到大家很有干劲，都想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我相信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搞科研的历史这么久，一定会出人才，会很快赶上科学先进水平。”
指导中国科技人员
那是一个温馨的春日，妻子苏珊·马克斯受丁肇中的嘱咐，亲自从汉堡飞到巴黎，她冒着春天早晨的寒风，举着标语牌，标语牌上用英文写着：“欢迎来自中国的物理学家！”在机场上热情地欢迎以唐孝威为首的６位中国科技人员。
苏姗回忆说：“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中，见到许多中国脸，我就想，他们一定是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这就是我们和中国合作的开始。”
随后，她带领中国科技人员从巴黎飞到波恩，然后乘火车到达汉堡，丁肇中亲自到汉堡火车站迎接大家。
当时，丁肇中领导的实验组共有５个协作单位、７个国家的３０多位科学工作者组成。５个协作单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亚琛大学、荷兰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在丁肇中教授的热情指导下，中国科技人员分别在漂移室、计数器、电子学、计算机在线和计算机离线上学习和工作，他们和各国同行一起制造各种探测器，检验电子学仪器，学习取数据和分析数据，并且代表丁肇中小组首次在美国物理年会上报告实验结果，当大会主席向与会学者介绍“这是中国代表首次在美国物理年会上做学术报告”时，场上响起了一片极为热烈的掌声。
为了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丁肇中为中国培养人才的热忱是始终不渝的。截至１９８８年，中国先后有２６０位科技人员到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参加丁肇中领导的物理实验。现在，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做物理实验的科技人员，大多数人都到丁肇中教授领导的实验组工作和学习过，这对促进中国年轻的高能物理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建国３５周年观礼
年复一年，丁肇中虽然身在万里之外，但总是关注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当乌云满天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安定、进步的时候，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不仅如此，他还从繁忙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千方百计地抽暇归来，或是讲学，或是指导国内有关的机构开展高能物理前沿方面的工作。
１９８４年秋天，北京秋高气爽，街头巷尾到处洋溢着庆祝建国３５周年的欢乐气氛。
这年，受国家邀请，丁肇中前来参加建国３５周年的盛大典礼。国庆前夕，他会见了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会见后，丁肇中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虽然她已经８０岁了，她的头脑还很清楚，记忆力特别好，亲切近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年来访，他再次见到了邓小平。谈到会见中的谈话内容时，他说：“他对我们谈了中国下一步的城市改革计划，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使我特别高兴的是，像他这样高龄，对各种事情依然了解得很清楚，记忆力很好，头脑很敏锐。”
这一年，丁肇中曾三次来到北京。他两次来挑选学生到他的实验组工作学习和进修。
人们说：“到你的实验组工作很幸运，名师出高徒呵！”
丁肇中听了，谦逊地说：“要是有学习不称职的，责任也在我。”
谈到这次回来的观感时，他说：
“我上一次参加过国庆３０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次又荣幸地回国参加３５周年的国庆盛典，这５年来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人民的生活比５年前有了显著改变。小时候，我在中国的战乱中成长，以后又多年生活在国外，看到中国的进步是很高兴的。
当我看到代表各民族、各团体的群众欢乐地参加庆祝游行时，心里是很感动的。”
“经过３５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一个在世界上受尊敬的国家了。”
谈到这里，他很感慨地说：“这５年里，国内在科研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从我接触的业务来说，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已是很有规模的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一定会对增加人类知识作出重要贡献。”
寄望中国青年
年复一年，丁肇中回国访问时，都反复地、不止一次地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１９８６年来访时，他对采访的记者说：“中国人很聪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怀疑。遗憾的是，传统不太重视实验科学，这是很可惜的。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实验，这个世纪（２０世纪）有发明创造的多是西方人，中国人的贡献不太多，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１／４，贡献应该大。贡献不多的原因是一向不太注重实验，我的看法并不是因为穷、仪器不好，最重要的是基本观念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和我的那位老乡孔夫子有没有关系？”
讲到这里，丁肇中放声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又诙谐地说：“我看他至少应负一定的责任，这样说，山东人可能对我有意见，以后我就不能回山东了。”
丁肇中还说：“实验科学并不是动手，动手的应是技术工人。一位实验科学家应当彻底了解理论，只有彻底地了解了理论以后，才能做出出色的实验成果。例如，华裔科学家中吴健雄就很出色，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李－杨假说’，就是吴健雄做的实验证实的。科学的发展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少数。也就是说，谁发现了真理服从谁。中国学生擅长背书，背书只能把别人发现的东西背下来，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长久下去，就不能发展，因为不会做创造性的工作。”
他说：“在中国青年中应当鼓励探索精神。中国科研机构有很多仪器，摆在那儿不用，台湾、香港也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与我那位山东老乡孔夫子有关系？”说完，他又笑起来。
（摘自顾迈南著《丁肇中》，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