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现在公开点名，至少也应向中央文革五人领导小组或中宣部报批，姚文元的文章没有迹象说明是经过批准的。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

      　　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之前，邓拓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志们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批判，并在5月16日这一天失去了自由。邓拓临死之前给彭真等人写信，表明了他对彭真和市委的信赖。同时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会搞清楚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