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蔼北

      《报任安书》中有这么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以作也。”

      人们读这段，一般是这样理解的：文王被拘于羑里之后，才演《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之后，才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之后，才作《离骚》；左丘失明之后，才作《国语》；孙子膑脚之后，才作《兵法》；吕不韦迁蜀之后，才作《吕览》；韩非子被囚于秦之后，才作《说难》与《孤愤》。这样理解，显然与司马迁在书中写的内容存在矛盾。比如说，吕不韦的书成于秦王政八年，有其《序意》篇为证，而他是在十年被贬黜到蜀的（其实他未到蜀即自杀），可见著书在前，迁蜀在后。《韩非传》中写得很清楚，《说难》、《孤愤》诸篇作于在韩国时，秦王见了这些文章，感叹说：“得与此人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著书在前，被囚在后。

      究竟是司马迁写书矛盾呢，还是读者理解错了呢？我认为司马迁所述并无矛盾，而是读者理解错了这段话。《报任安书》反复说自己受腐刑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他认为一个读书人受腐刑是奇耻大辱，他宁肯死了，也不愿苟活。而他终于忍受这奇耻大辱而不死，是因为他的《史记》一书尚未完成。在信中，他表白：“且夫大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下面就接着写这段话，引前人的行事作为例证。意思是说，文王虽被拘于羑里，还有《周易》传世；孔子虽被困于陈蔡，还有《春秋》一书传世；屈原虽被流放，还有《离骚》；左丘虽失明，还有《国语》；吕不韦虽被迁，还留下《吕览》；韩非子虽被囚，还有《孤愤》、《说难》诸多文章流传后世。司马迁认为古人受辱，但有美名传播后世，他要学习古人。所以他又说：“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