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

      长时期以来，研究者都从封建礼法和封建迷信如何深深地残害祥林嫂这位两次守寡的劳动妇女，给她带来多大痛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总是将鲁四老爷以及柳妈作为加害的一方，将祥林嫂作为受害的另一方加以对阵，得出儒释道合伙吃人的结论。这样做并不错，但多少有些简单化。当我们把祥林嫂的故事放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时，发现小说主题就复杂化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小说中的“新党”，是惟一能在价值观上对儒释道合流的旧的伦理体系给予批判的人物，而叙述过程恰恰层层深入地揭示出，这位叙述者似乎对祥林嫂之死负有责任。祥林嫂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的“新党”身上，但灵魂有无的问题却让“我”陷入两难的困境，“惶急”、“踌躇”、“吃惊”、“支吾”，最终以“吞吞吐吐”的“说不清”作结。这或多或少加速了祥林嫂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尽管读者知道，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两难处境其实根源于祥林嫂的荒诞处境，因为她既需要“有灵魂”（她可以看到自己的儿子阿毛），又需要“无灵魂”（她可以免于受两个男人把她身体锯成两半的痛苦），这本身是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剧。但鲁迅以带有反讽意味的叙述启示读者：面对绝望的现实，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除了挺身反抗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否则就会成为旧秩序的“共谋”者。这种道德反省可以说就是《祝福》的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