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红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满怀感伤地写出“于是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的悲剧之后，紧接着严肃而简要地叙述道：“屈原既死之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如果我们略微思考一下这紧密相连的两节文字之间的关系，就会觉得，司马迁是有意将屈原之死与楚国之亡连接到一起，而且几乎是将前者视为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颇为引人深思的。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楚为秦国所灭，并非一个屈原可以逆挽，其时其势，本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诚能以自己的“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看来，屈原的个人悲剧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楚国必亡的要素，屈原命运悲剧的深处必然潜隐着楚国悲剧的诸种可能，所以，他在这里用意颇深地将一个无法改变历史走向的诗人的憔悴形象与一个国家最终不堪的命运紧紧连接到一起。

      当然，将这两种悲剧紧紧连接到一起，这不只是简单地以叙述次序潜含的结论，同时也是在全文的叙述中渐次展现的基本认识：即在屈原所置身的那个特定的人间关系中，由于灵魂深处的巨大差异，由于性情操守的迥然有别，更由于崇高、智慧与正义还无法战胜卑微、愚昧与邪恶，他便无法回避地要走向悲剧，他所挚爱的国家也势所必然地要被别国吞灭。

      文中有两处论说非常突出地表达了司马迁的这一基本认识。

      一处是：“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说：人君不论资质如何，都希望访求忠臣贤才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然而国破家亡者却一个连着一个，真正的圣明之君也多少代都没有出现过一次，这都是因为他们访求的所谓忠臣其实不忠，所谓贤才亦其实不贤。后半部分是说：怀王即是典型的不知忠臣本分的人，他最终的客死秦国及其给楚国带来的灾难，都是因为“不知人”而引起的。

      在这里，司马迁将“不知人”视为国家悲剧的重要原由。而为何怀王就“不知人”呢？司马迁其实也已指出，那不仅是由于屈原和怀王有着不同的智慧和操守，不同的人格和精神，而且是由于一种特定的人间关系制约了真正的圣君与贤臣关系的形成，导致了政治上层人际关系的极度恶化。也就是说，怀王其实不过是个“不知人”的愚者而已，是昏愦乏智的昏君而已。这样一个人，当代表着正义与邪恶的两种人都围绕着他，都试图得到重用的时候，自然无法考虑到谁将真正有利于国家，于是，“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这无疑是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和人间关系的肯綮之处。司马迁既深知屈原之心，又洞悉世道之真，如此剖析屈原悲剧与楚国悲剧之间的关联，不能不令千古忠臣贤才为屈原而扼腕叹息。

      另一处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对《离骚》创作动机的解释，但同时我们还能从中看到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其一，“王听之不聪”，更明确地说，君王的愚昧昏庸，正是“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的根本原因，亦是屈原悲剧的根本原因。

      其二，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意味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崇高的正义被亵渎，庄严的信仰被践踏，杰出的智慧被遗弃的悖逆现实，于是，悲剧，不论是屈原个人的悲剧，还是楚国的悲剧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其三，悲剧的结果，是屈原留给世人《离骚》那样的诗作，那样“与日月争光”的精神，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是，回溯到其时其地，于屈原，于楚国，是幸耶？还是不幸耶？世人恐怕总难得出恰切的回答。

      有人说，屈原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纵然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也要执著追求，决不悔改，于是他自投汩罗时溅起的微弱浪花，在后人的心中激起了永久不息的波澜。诚然！

      但我又觉得，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一位才华出众而识见过人的智者。问题在于，世间智者颇多，而如何使用才智，则是个人的悲剧与否的关键。在屈原与渔父问答中，渔父明确地劝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如果将这段问答视为后人怀念屈原时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召唤屈原如何使用自己才智的另一种声音。屈原如果顺从了这种声音，他至少不会遭遇被流放而自沉江水的悲剧，亦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是，屈原坚守自己的心灵操守，就只能走向悲剧。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屈原列传》中，在历史上的许多现实的场合，真正的智者与忠者，力量总是那么孤弱；将心智用于谋私，用于邪恶的人又是那样之多。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而“争宠”；靳尚、郑袖为了私利而卖国；而怀王又昏愦无能，任由奸佞害忠。这是人性的丑陋，这更是社会机制对人性丑陋的纵容。于是乎，君将不君，国亦不国，超越于任何个人悲剧的国家悲剧亦势所难免地发生了。这便是司马迁从人的灵魂深处，从人间关系之中所揭示的屈原悲剧的最深刻之处，亦是屈原悲剧最有价值的地方。

      同《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以精彩叙事见长的传记相比，叙事技巧实在不是《屈原列传》的精彩之处。作者结合屈原事迹，从灵魂深处，从人间关系之中，尤其是在时空的纵向轴线上，依次展开屈原与怀王，与上官大夫，与令尹子兰，与张仪、靳尚、郑袖等等人物的灵魂的抗争，从而揭示了其悲剧的真正根源和特别意义，才构成了本传记最重要的特点。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