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风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于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

      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凤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重庆方面只有几个大特务和一部分办结束工作的人还没有走。唐在重庆召集军委会邮航检查处处长李肖白、军统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第三处处长郑修元、中美所汽车总队总队长许建业和正在重庆清理军统财物的我一同研究。

      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我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国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他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作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我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我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我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我还作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他才答应了。我第二天向唐纵去回话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我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中去挑选一个。他催促我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我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我，叫我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我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就在那里。唐见我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我们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我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让我们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我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我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我们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葵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为他和霍是湖南邵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葵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我们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葵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葵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既欺骗舆论，推卸罪责，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连夜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奉霍葵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葵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骗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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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我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一九四七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解放后，汤时亮、李文山等才被清查出来，落入人民的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