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半夜叫喳喳

　2003年02月22日15:18　　搜狐视线

　　作者按：这是一篇旧作，中心内容是就爱因斯坦和罗曼．罗兰这两个闻名世界的知识分子对战争的不同态度，提出这样一个焦点问题：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人生，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也算对部分网友就我在《萨达姆，请你自动下台》一文中，涉及有关爱因斯坦的询问的一个回答。

　　今年（1996)《同舟共进》第五期刊登了舒展先生高度评价罗曼．罗兰的文章－－《一个时代的“精神遗嘱”》。看罢很想对前辈舒展先生的文章做点小小的修正。

　　《莫斯科日记》无疑展示了罗曼．罗兰的巨大洞察力。而且历史已经用最残酷无情的后果，证明了他的洞察力。罗曼．罗兰当初决定这本日记50年内不得公开，理由是不想使它成为法西斯和其他反苏势力攻击苏联的口实。这个想法乃至决定本身无疑也表现了罗曼．罗兰的天真。

　　在此不妨把罗曼．罗兰与同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对待战争的态度做番比较。

　　在20年代，爱因斯坦与罗曼．罗兰都是任何战争的坚决反对者。

　　1929年，爱因斯坦在捷克发表了《反对一切战争的理由》的声明，说他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法国数学家阿达马在9月16日致信爱因斯坦，尖锐批评了他的这个声明。但爱因斯坦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无条件地认为：“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

　　1930年5月30日，在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带头签名下，“国际妇女争取和平自由同盟”发表了《全世界裁军宣言》。

　　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在纽约集会上发表题为《战斗的和平主义》的讲话。他认为“在规定要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2％的人既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又公开声明拒绝去打仗，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

　　1931年，爱因斯坦还在《为和平而牺牲》一文中写道：“我同意伟大的美国人本杰明．福兰克林的一句话：‘从来不曾有过一场好的战争或者一次坏的和平’。”

　　爱因斯坦的天真，今天来看已经一目了然。因为在极权制度的国家中，以“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为借口发动战争或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不可逆的特性。用我们过去熟悉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有幸的是，1933年7月，在纳粹攫取了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改变了自己绝对反对一切战争的态度，接受了阿达马的观点。

　　然而，罗曼．罗兰却对爱因斯坦转变反战的态度深为不满。他认为，爱因斯坦在1933年7月呼吁各国用武装备战来反对纳粹德国，会激怒希特勒这个杀人狂。他甚至在这年9月的日记中写道：爱因斯坦“经常的180度的大转弯，犹豫不定和自相矛盾，比公开的敌人的顽固不化更坏。”

　　这个日记清楚地表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罗曼．罗兰同时也深受理想主义之害。一方面，他害怕揭露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阴暗面会有利于德国法西斯，另一面他又害怕抨击纳粹会引起更大的报复。这样一来，罗曼．罗兰还有什么作为？

　　在我看来，罗曼．罗兰过于看重个人的影响而谨慎有余了。现实中，不但有许多不愿张扬“家丑”的人，更有人大肆利用这一点，公然把扬“家丑”与所谓的“政治立场”等同起来，以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以掩盖自己的丑行。在历史上留下了因“报喜不报忧”、“浮夸风”累累惨痛教训。

　　罗曼．罗兰不公开《莫斯科日记》是个明显的大错误，这种为“尊者（理想）讳”的做法不但无助现实的改变，反而留下了巨大遗憾。把他的做法与爱因斯坦相比，问题就更清楚。

　　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都是具有极大人格魅力的世界名人，但在对现实干预方面，爱因斯坦要积极迅速得多，而且很少有患得患失（不是为自己）的顾虑。

　　比如，爱因斯坦尽管曾高度评价过美国的民主政治，但当美国政坛出现一股迫害知识分子的法西斯恶潮时，爱因斯坦便公开了他致弗劳因格拉斯的信件－－《坚决同美国的法西斯化进行斗争》（函953年），号召“每个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总之，他必须装备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

　　这封信当时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

　　1954年11月18日，美国《记者》杂志刊出爱因斯坦专访。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说：“你们问我，对于你们那些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不想去分析这个问题，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牧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个管子工，或者做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这个著名讲话再次强烈震动了美国知识界，多数报纸因无法回避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而展开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自由问题的讨论。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美国“管子业协会”鉴于爱因斯坦本人的意愿，通过一项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称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爱因斯坦的政治理想中，他不但看重社会制度本身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他还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中的人的素质。

　　1948年，爱因斯坦在《答“且尼记录”问》中指出：“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目的和意图是决定的因素。

　　“政府的民主形式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但它为那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一切最后都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

　　爱因斯坦在1954年发表抨击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为保卫学术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的文章中还说道：

　　“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追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

　　“借口我们的国家遭到所谓外来的危险，教学和相互交换意见的自由、出版和使用其他传播工具的自由都受到侵犯或阻挠，而这是靠着制造出使人们觉得自己的经济受到威胁的一些条件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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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公民对于保卫本国的宪法上的自由都应当有同等的责任。但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

　　显然，如果构成社会的群体是奴性十足的顺从主义者，民主政体最终只能是徒具形式。每个人的正义感，表达的权利和勇气，是社会机体健康的最有力的而且是根本的保证。爱因斯坦一个特别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是个具有极高声望的科学家，但他并没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而总是以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即以本应具有良知和重大责任感的个体出现的。

　　爱因斯坦的政治观比罗曼．罗兰现代得多，也成熟得多。这在他对甘地的评论中也清楚地显示出来。

　　他曾说：“我非常钦佩甘地，但我认为他的纲领中有两个弱点：虽然不抵抗是对付逆境的最聪明的办法，但它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才可实行。在印度实行不抵抗主义，以反对英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在今日的德国却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反对纳粹……”

　　这个论述极其精采。自然，我们还可以在爱因斯坦的论述后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等等，而且还可以用闻名世界的女记者法拉奇的纪实小说《人》中的话来加以概括：“像绝食这样的和平抵抗手段，只有在政府天良未泯时才是有效的武器。否则就是蠢行。”

　　当然，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政治方面也并非没有幼稚的表现，但它都不是原则性的。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世事千变万化，这种局面使得社会的民主法治保障对思想意见的表达并及时传播出去显得日益重要，无论是对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而言都是如此。罗曼．罗兰“５０年后公开”的做法已经完全不合时宜。

　　最后，顺便告诉读者一件不能忘的事：“四人帮”横行时期，勇气可嘉的“四人帮”出于政治的需要曾组织了个班子批判爱因斯坦，说相对论是伪科学。这段让人笑掉大牙的野蛮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界曾充当过多么可悲可耻的帮凶！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于广州

　　原载《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