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

      列宁十分重视高尔基的文学创作，赞赏他的作品，对他为发展无产阶级艺术所作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这两位巨人在将近20年的直接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列宁对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的论述，是列宁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他从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在全面深刻了解高尔基的基础上正确对待这位作家的错误，为如何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动的范例；他对高尔基的真诚友谊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

      根据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列宁开始注意高尔基的文学创作是在1899年。这一年1—4月彼得堡的《生活》杂志连续发表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基里尔卡》、《谈恶魔》、《再谈恶魔》以及中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的前5章和《致苏沃林的公开信》。列宁在同年5月彼特列索夫的信里赞扬这家杂志说：“是一本很不错的杂志！文章写得很好，甚至比所有杂志都好！”（《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4页。引文中的“文章”二字，原文用的是“бeJLJIeTPHCTHKa”，它的确切意义是小说）列宁对《生活》杂志的赞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高尔基的作品的赞扬。这一年的12月，《生活》杂志在发表列宁的《答涅日丹诺夫》一文的同时，刊登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这也是列宁喜爱的作品之一。（《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05页）

      1901年3月，高尔基写了短篇小说《自命不凡的作家》，此小说先用石版印刷在莫斯科等地秘密流传。据斯塔索娃回忆，她曾和科热夫尼科娃一起，给列宁手抄了一份。（《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第1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第309页）后来列宁在他的著作《怎么办？》（1902年）的第三者章里曾用“自命不凡的作家”一词来称呼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某些人。（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页）同年4月，，高尔基等人因支持和参加下诺夫哥罗德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立刻作了报导，并对被捕者表示声援。不久高尔基被释。但是当局禁止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居住。于是他被迫离开家乡前往克里木。临行前，各界人士为他举行送别宴会，然后把他送上火车。送别后，大约有150—200人举行了游行示威。《火星报》对此作了详细报导，同时发表了列宁的《游行示威开始了》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直接提到高尔基的名字，他说：“11月7日下诺夫哥罗德那次规模不大的然而是成功的示威，是为了给马克西姆·高尔基送行而举行的。专制政府不经审讯，就把这位全欧闻名的作家驱逐出他的故乡。”（《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列宁一直注视着高尔基作品的出版。1902年2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高尔基全集》第5卷，我们已经有了（偶然得到的）。”（《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这里所说的《高尔基全集》，实际上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入了《三人》的全文和《海燕之歌》等作品。列宁对《海燕之歌》甚为欣赏，后来他在《暴风雨之前》一文（1906）中引用了其中的话：“无产阶级在准备斗争，他们在同心协力、精神焕发地迎接暴风雨的到来，准备投入最激烈的战斗。胆小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藏到了悬岩下面’的‘蠢笨的企鹅’的领导，已经使我们忍无可忍。‘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4—335页）

      1902年6月，列宁又在给母亲的信里说：“高尔基和斯基塔列茨的书收到了，我看得津津有味。我不但自己看了，还给别人看。”（《列宁全集》第53卷，第271页）高尔基的这本使列宁“看得津津有味”的书，大概指的是不久前的俄国出版的剧本《小市民》。

      这一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3月初，高尔基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名誉院士。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给教育部长，宣布选举高尔基为院士的结果无效，“理由”是高尔基无论年龄还是就他所写出的“短小作品”来说，都不够资格，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正在受到侦查，因此在目前这样的“混乱时期”选这样的人进科学院很不合适。这件事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著名作家柯罗连科写信给科学院有关部门表示不同意撤销选举高尔基为院士的结果，接着宣布自己拒绝接受院士称号以示抗议。列宁的《火星报》发表了《科学院发生的不幸事件》一文以及其他文章，报道了这件事，并对沙皇政府进行了抨击。

      1902年10月，《火星报》在莫斯科的代表会见了高尔基，事后写信向列宁报告了这次会见的情况。这位代表说，高尔基赞同《火星报》的观点并表示愿意给《火星报》以物质上的支持。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给这位代表回信中说：“得知您所说的关于高尔基有一切，非常高兴，尤其是因为急需钱用……请您约高尔基为我们写稿，并请立即告知暗号（考虑到你们两人可能被捕）。”（《列宁和高尔基》增订第3版，科学出版社，1969年，第468页）在这之后，高尔基经常慷慨解囊，为列宁及其战友办报和从事革命活动提供资金上的援助。这时他已完全站在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一边，把列宁视为唯一的政治领袖。

      而在此后的一两年，身在国外的列宁一如既往的对高尔基的活动表示关注，经常询问高尔基的情况。1903年，当高尔基的《底层》在莫斯科上演时，列宁在给母亲的信里说，他很想看看这个剧本的演出。（《列宁全集》第53卷，第279页）1905年初，高尔基在里加被捕，被押解到彼得堡，关在彼得保罗要塞。沙皇政府的这一暴行，受到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谴责。李维诺夫向列宁报告了高尔基被捕的事，列宁立即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上发表《特列波夫执掌大权》一文，对高尔基和其他被捕者表示声援，同时揭露了沙皇政府欺骗和分化工人队伍的种种阴谋。（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222页）列宁关切地向国内询问高尔基的情况，不止一次地说：“高尔基和我们在一起，这好极了。高尔基是真正的革命作家，他有巨大的才能，他不诉苦，他不喜欢知识分子当中的可怜虫，这很好。”（《列宁和高尔基》第474页）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沙皇政府终于释放了高尔基。他获释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05年下关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12月10日，在彼得堡高尔基住所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会议上，列宁和高尔基首次相见。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及改组《新生活报》编辑和在莫斯科创办《斗争报》的问题。列宁在发言中要求高尔基积极参加新创办的报纸的工作。1906年，列宁和高尔基再次在芬兰赫尔辛福斯见面，接着高尔基出国去完成党交给的筹集资金的任务，而列宁认为高尔基此行“具有重大意义”。（《列宁和高尔基》，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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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伦敦召开第5次代表大会。高尔基应邀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大会。在赴会途中，列宁和高尔基都曾在柏林停留，住在拉德日尼科夫家。杰斯尼茨基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柏林度过的几天，使高尔基和列宁非常接近起来。他们不止一次地在晚上见面。一起去动物园，去看戏。”（《列宁和高尔基》，第479页）到伦敦后，列宁对高尔基特别关心，考虑到高尔基身体不好，便设法尽可能让他住得舒适些，安排他在伦敦市内的一家大旅馆居住。列宁主义大会上的发言，给高尔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高尔基后来地特写《列宁》里作了生动的描述，说列宁善于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说得简明扼要，一些重要原理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确实按照历史的意志。”（《高尔基文集》第17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13页）在会下，列宁与高尔基曾多次会面和交谈。这时高尔基的新作《母亲》刚刚出版。根据拉德日尼科夫回忆，列宁曾向他要去《母亲》手稿。（《列宁和高尔基》，第480页）可见，在伦敦开会时，列宁已经读过了这部小说。他见到高尔基时，谈起了这本书。（根据杰斯尼茨基的回忆，列宁和高尔基关于《母亲》一书的谈话也可能是两人在柏林停留的那几天进行的。）据高尔基说，列宁立即提到了这本书的缺点，高尔基解释说，他是匆忙地写出来的。列宁不等他说完，就说“赶写得很好，这 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的，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益处”。列宁把《母亲》称为“一本很及时的书”，而高尔基认为这是对他的“唯一的、然而是极其珍贵的赞语”。（《高尔基文集》第17卷，第7页）列宁说这本书“很及时”，一是说它适合时宜，符合当时教育工人群众的需要；一是说它发表得正是时候，因为当时1905年革命已经失败，革命走向低潮，需要用这部描写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工队运动蓬勃发展的小说来振奋人心，鼓舞人们的斗志。

      列宁重视《母亲》还有另一个原因。大家知道，这部小说写的是下诺夫哥罗德工业区莫沃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小说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和他的母亲彼拉盖娅·尼洛夫娜的原型是那里的工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扎洛莫夫和他的母亲安娜·基里洛夫娜·扎洛莫娃。小说中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符拉索夫及其同伴被捕受审的情节，也是根据1902年那里发生的事写的。当年列宁曾非常关注索尔莫沃工人的斗争，《火星报》从1902年6月起对此作了多次报道，12月发表了扎洛莫夫等4人在法庭上的演说和列宁写的序言，接着又出了这几篇演说的单行本。列宁在《新事件和旧问题》一文（1902年12月14日）中赞扬索尔莫沃工人不怕沙皇政府使用各种方法的恫吓坚持斗争的精神，说他们对政府作了一个“多么出色的回答”。（《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页）关注索尔莫沃工人运动发展的列宁，自然会对高尔基的这部小说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在高尔基写作《母亲》的前一年，即1905，列宁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他在这篇文章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原则，强调指出，包括文学事业在内的写作事业不应是个人的事业，而应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主张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他要求写作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剥削阶级和少数上层分子服务。（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63—666页）高尔基的《母亲》体现了列宁的上述思想，符合他提出的要求，它可当之无愧地称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奠基作品。

      第5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第二国际决定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国际社会党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把高尔基列入该党出席大会的代表团名单。列宁专门给高尔基写信，希望他能参加。信中说，“见见面该有多好，不然也许很久见不到面”，“大家全都希望您来。只要您身体健康，一定要来。别错过机会看看国际社会党人的工作，这完完全全不是一般的拜访朋友和饭后谈天”。（《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这封信言辞甚为恳切，传达出了列宁希望再次见到高尔基的心情。后来高尔基因故未能参加这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