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命运使年仅二十六七的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共执新文化运动之牛耳，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一时，也就注定了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时光悠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却也招致了某些人“无缘无故的恨”。譬如批评家王彬彬就说：“有着‘自由主义大师’称号的胡适，从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天涯》1997年第2期）对胡适大加挞伐。譬如学者王富仁认为：“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读书》1998年第9期）民间学者林贤治则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读书》1998年第9期）也许胡适早已习惯了这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悲剧性命运了。
　　胡适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勤奋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的角色：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与高深研究的倡导者、二三十年代因发表《人权论集》而遭受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自由斗士、史学家、考证学者、外交家、文化明星等等。但从大的方面归纳来看，胡适一生的事业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与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里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另一个方面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的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而已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
　　一般的人对胡适先生的早期文学活动知之甚详，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胡适形象已被遮掩，他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日益模糊。现在谈论胡适，其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与精神方面，而非文艺与学术方面。虽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已无须置辩。但若以今天的眼光立论，作为叱咤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他曾大力宣扬过的实用主义哲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述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论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
　　近年来，思想界大谈自由主义。但都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的阐述与发挥，却遗忘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胡适。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自由主义的狂飙，影响巨大，流风所及，汇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正发挥与系统表述是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晚期思想不仅未改初衷，而且变得浑厚、深沉、圆熟。这期间胡适思想进展表现在：他着力于自由主义基本内涵和行为规范的思辩，不再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奠定了其学理的基础和理论的构架。胡适注意到“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自由主义》）故胡适特别嘱意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明确提出自由主义的意义在于争取思想自由；建立捍卫人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治；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推动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行立法的方法。他反对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偏执态度，特别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与自由》），把容忍纳入自由主义的行为规范。其所思所想，既有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又有胡适本人的思想结晶。读之让人感慨不已。
　　唐德刚先生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的的确确，胡适的精神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所奋力开拓的新文化运动和自由民主运动，实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份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贬者还是赞者，也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胡适已去，留下他的文章、他的思想让后来人仔仔细细地打量。但我们能否从他的宝贵财富中得到营养呢？思之有些彷徨。但愿前行者的足迹不会很快就消失，殷勤祝：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