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

      关于胡适晚年，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划分不很统一。美国学者杰罗姆·B·格里德把1937年9月胡适赴美作国民外交作为其晚年的开始，依据是胡适赴美，标志着他“有效卷入社会与思想改革斗争的结束”，在此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由于“中国的历史是由他几乎毫不理解的种种力量来塑造的”，胡适缺少了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国内研究胡适的青年学者欧阳哲生似乎接受了格里德的划分法，他认为，对胡适而言，1937年以前是“时势造英雄”，1937年以后是“英雄造时势”，1937年以后视作胡适的“晚暮”；另有一些学者则将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作为其晚年的开始。

      胡适晚年起始什么时候？作为历史的人，社会的人，我们不能不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不从他思想的发展阶段加以考察。据此，笔者认为，1948年可以视为胡适晚年的分水岭。所依证据有三。其一，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国共内战的形势已非常明朗，国民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已成定势。面对这即将发生的“天崩地拆”的激变，胡适完全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为建设新国家服务。然而，他视国民党政府为“青山”，甘愿充当国民党当局的“诤臣”和“诤友”，把自己的命运与即将垮台的国民党政权绑在一起，由此奠定了他以后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其二，从胡适思想的发展阶段看，1948年9月5日，他在北平《世界日报》发表了著名的《自由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对自由主义的理念重新加以界定，具体表现为将“容忍”这一原则引入自由的范畴，赋予了自由主义一层新的含义。1959年3月19日，胡适又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容忍”成为胡适晚年自由主义思想一个鲜明的特征。其三，1948年底，胡适离开北大后，最终接受蒋介石的劝说，前往美国为蒋介石政权寻求所谓“精神”与“道义”的支持，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一直流落海外，直至在台岛溘然长逝。这一时期，既不同于前此的留学或大使生涯，也不同于在国内的学者生涯，无论在政治上，学术上，抑或在生活上，精神上，胡适都经历凄风苦雨的岁月，1948年成为他人生的黄昏的分水岭。因此，从研究的角度审视，把这一年作为胡适晚年的的开始较为恰当。

      ——摘自《角色与命运》一书总序

      “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胡适68岁生日时录伯尔先生语，赠秘书胡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