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思汀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借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之口抱怨道，历史“告诉我的都是些令人烦恼、让人厌倦的东西。教皇和国王之争、战争和鼠疫，充斥历史的每一页；男人均一无所用，妇女几乎根本没有一席之地，真是令人烦透了。”

          虽然凯瑟琳·莫兰小姐是在1800年左右说这番话的，但她几乎可以把上述抱怨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等在《世界文明史》中认为，直到２０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多数历史学家仍认为历史不过是昔日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份枯燥无味的以往政治活动的年表。

          这本《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们同时下了这么一个论断，尽管战争、条约、政治家的个性和手腕、统治者的律令条文等内容非常重要，它们绝非历史的全部。

          当西方的文化界开始反思历史，要为他们自己找出另外一种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另一种历史又是什么呢？

          不妨先来看看我们的正史都说了些什么！

          那些在时间长河中浸泡了数千年的史料，自“《春秋》以下，《通鉴》开始，中间（只）有七八十年时间未编上”，“《资治通鉴》开始至今一年也没有断”，“这样没有一年中断的编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国有”（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而这断了的七八十年的历史钱穆先生也已经在《先秦诸子系年》里逐年将之予以审订了。这种号称世界最为丰富之史籍的中国正史我们理应感到自豪，但翻开二十五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史籍，都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

      兄弟阋墙，父子相残，阴谋、权术、残杀、战乱，焚书坑儒、文字狱……

          透过纸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鲁迅先生说的“吃人”，中国的正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

          但中国之所以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有着另外一部历史。

          吴越之争以外，我们还有范蠡和西施的泛舟西湖；西楚霸业之外，我们也仿佛可以看见虞姬那凄美的面容；司马相如在做《上林赋》阿谀天下共主的时候，我们也好象能听到只有在文君面前才奏响的那曲《凤求凰》；我们还有魏晋风骨，还有红拂的夜奔，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东坡居士，还有纳兰性德和扬州八怪，还有五四的学生；我们也还有着那一根棒子从九重天打到十八层地狱的孙猴子，我们也还有着大侠郭靖和小美女黄蓉，也还有着今天的王朔和周星驰……

          我以为，真正属于我们的历史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