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好辩没什么不好，真理越辩越明嘛。问题是要辩在理上；所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更重要的，态度上要有君子之风。

      　　《宋元学案》上记有一段故事。陆九渊和朱熹有过一场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辩论。《中庸》上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到了宋儒，陆氏兄弟，尤其是九渊比较偏重“尊德性”；而朱熹比较看重“道问学”。黄宗羲解释说，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要先立乎大，不为小者所夺；如果本体不明，徒然做表面文章，便是无源之水。朱熹则“以道问学为宗”，认为，“格物穷理”才是入圣的阶梯；如果信心自是，只从内心里下功夫，则必定是师心自用。两家意见一重“心”，一重“理”，实开以后心学和理学之别。

      　　一次，吕东莱邀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在广信鹅湖寺聚会，讨论“圣人之道”。九龄九渊兄弟和朱熹见面时先拿出他们在去广信的途中作的唱和诗给朱熹看。九龄的《鹅湖示同志诗》云：“孩提知爱长相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沈。珍重友情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九渊觉得没有说透，便作了一首和韵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登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局外人看了，有些云里雾里；朱熹见了却懂了陆氏兄弟意在讽朱的“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于是也和诗一首：“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却愁说到无言处”，意指二陆为“空疏”。

      　　“鹅湖之会”谁也没有说服谁。重要的是朱陆晚年都自悔于当时的偏颇。朱熹在与朋友（包括陆九渊本人）的通信中承认自己的见解确有“支离”之弊；陆九渊也有“追维曩昔，粗心浮气”的自责之语。朱熹更在跋《白鹿洞讲义》中坦率地说：“其（陆九渊）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于此反身而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因此，黄百家赞扬说，九渊有“克己之勇”，朱熹有“服善之诚”。辩者双方都很“大气”。

      　　讨人嫌的是两家的那些“门人”们，宗朱者斥陆为“狂禅”，宗陆者责朱为“俗学”，吵吵嚷嚷、没完没了；或者拉偏架，唯恐天下不乱。于是“糠秕迷目，强附高门，浅不自量，妄相诋毁”。

      　　学者的容人之雅，并非只关个人涵养，更是因为做学问是严肃的事，故应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之。一听到不同意见，便或则火冒三丈，出言不逊；或则百般回护，文过饰非，都至少是风格不高的表现。

      　　西哲康德有云：“对于有道理的异议，我并不是仅仅考虑怎样去反驳它们，而是在反思中，随时把它们编织在自己的判断之中，并且使它们有权利推翻我先前臆想的一切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是我过去所喜爱的。” 

      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