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是萧乾先生逝世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缅怀先生的人品和文品。 ──编者

      时间又过去一年了，我不禁想起去年这个季节中最难忘的景况。我把它珍藏在心里，不轻易对人提起。为什么今天我要轻轻叙说，就像离家一年以后的孩子，迫切要回家，在母亲的怀里躺一躺，说一说在外的经历，鼓足勇气继续人生的旅途。

      那是去年11月间的一天，我的叔公要去医院看望萧老，他对我说：“萧老是我最敬重的人，好长时间没有去探望他了，他们夫妇俩现住在北京医院。”我一听异常兴奋，“萧乾夫妇就是译《尤利西斯》的萧乾和文洁若？”我平素一心绘事，因为“不以为无为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虽爱好文学，但不刻苦，读的书不多。《尤利西斯》也是有头无尾地看了一半，译者萧乾和文洁若只从书中的简介得知一些，对他们能够翻译这样的天书崇拜不已。“能否带我一起去？”说完又后悔，以前我也曾拜访过几位名人，总有一种高山仰止，高不可攀的感觉，所以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不轻易拜访名人的心理。这回怎么忘了“名人恐惧症”？但我又颇好面子，故意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听具体探望的时间，心里其实惴惴不安。

      到了探视的那天下午，我还想打退堂鼓，心里七上八下的。我们到了，走进医院，走上楼梯，穿过过道，那扇门开着，萧老正由文老师搀扶着走到门口。我心灵的一扇门也在那一瞬间打开。如果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叙说那一瞬间，我毫无准备地获得了幸福，我见到了他！他的微笑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别的微笑，像是有天使的光芒闪耀在那微笑里，不需要任何语言，我突然感到了完满人生的生动具体的启示。原来的顾虑早飞到九霄云外，心情也豁然开朗。他微笑着问长问短，我是学习国画的，他就先问有关国画的知识，又问外国美术的知识，我原来笨拙的嘴突然变得能说会道起来，不知天高地厚大谈起自己那一点浅薄的看法。他有时点头有时微笑，像是鼓励我说下去，并建议我该到国外的博物馆去看看。我知道他是提醒我既要继承我们传统的绘画语言，又要注意了解西方艺术的特点，多方吸取营养，以免形成狭隘的艺术观。他还劝我要坚持学习英语，又不无自豪地夸起自己的爱妻：“她比我强，懂得英语、日语、俄语，现在每天除了照料我还坚持译著。”接着思绪又像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我们那时候多懂一门语言是很平常的事。”他谈起二战时在欧洲战场的经历，问我读过他的什么书，《未带地图的旅人》看过没有？我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只大略看了译著《尤利西斯》，还没有看完。”他听后认真地对我说：“《尤利西斯》该好好读一读。”又拿出一本《过路人》，要题字送我，我赶紧把名片递给他，他按着名片认认真真地在扉页写上我的名字“小蝉”，送给我。我解释说，画画时我就用“小蝉”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蝉是很可爱的昆虫。他笑眯眯地表示同意，还幽默地说：“我没有名片，就给儿子萧桐的吧。他现在美国教书，也是画画的，以后你们可以多联系。真遗憾，你要是早几天来，还可以见上一面，他刚从这里启程飞回美国。”说着眼里流露出无限思念之情，但我更看到了老人明亮的双眸里包含的睿智和慈爱。他每一句家常式的谈话都触动我这样一个蒙昧青年的心。这就是我初次认识的萧老，也是我沉浸于他的一本本集子的开始。他流畅自如的笔调、跌宕起伏的人生深深吸引和启发了我。

      过了两周，叔公说要去萧老那儿取约写的稿件，我为又可以见到萧老而满心喜悦。这回我带上相机，要和这可敬可爱的老人合一张影。进了病房，萧老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正播足球赛，我对足球不感兴趣，却对顽童似的萧老忍俊不禁。我突然一眼瞥见白床单上放着一个敞开的眼镜盒，盒子盖里端端正正地夹着我的那张写着“小蝉”两个字的名片，旁边散放着一些资料和书，一看是有关于法布尔《昆虫记》的评论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我心里美滋滋的。啊，他正对着名片和书籍在认识和记住我呢。一时觉得自己就是萧老发现并爱护的昆虫。哎，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样一只小昆虫，快乐的昆虫。萧老传奇的一生结识无数人，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生命最圆融的阶段挤了进去，这不是人生的大喜吗？我并不知道大喜也意味着大悲。谈一会儿话后，我就挤到他坐的沙发边上，要和老人合影，真有点没大没小了。可谁想到没过多久这就成为我和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合影。这一次他又关切地问我看一些什么书，国内外的画家喜欢谁？他像顽童似地冷不丁又问了一句：“黄永玉的画你喜欢吗？”我如实回答：“喜欢他早年的木刻和写的文章。”他还是微笑着，他的微笑那么深地感染了我，我那颗喜爱艺术的心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真实、安详。我的水墨花卉随之奇妙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连自己都明显地感觉到了，感觉到画面上跳跃着什么。

      从医院回家后，我立即画了一幅题名《相依》的画，准备送给萧老和文老师，可我不争气的身体突然患了感冒。老人是经不起感冒的，更何况久卧病床的萧老，所以我就忍着有一个多月不敢去拜望他老人家。正巧1月27日是萧老九十岁生日，但那天祝寿的人很多，所以叔公和我在29日下午才送去了那幅画。那天他两个鼻孔插着管子，独自坐在沙发上，显然是一副很疲惫的神情，但还是微笑，那微笑让我们都想起生命的美好。叔公在一旁夸我：“您看我的侄孙女多有心计，画的这一对鸡冠花，是因为知道您属鸡，画两株靠在一起是表示文大姐和您相依为命，还说文大姐是嫁鸡随鸡。您看看，这孩子。”萧老会心地笑了，还打揖致谢。我有几分不好意思，又有几分得意。话题又落到学习英语上，我的情绪一下子变得低沉。他关切地对我说：“学习一门外语很重要，你要提高学习的兴趣，你有介绍国外画家的画册，可以边看画，也读里边的英文文章。”这么好的一个老人，我天真地以为他会一百年、两百年地活下去。我不愿意探访过快结束，我祈愿时间就停在那个下午，但我们还是匆匆告别了。叔公说萧老太疲惫了，需要休息。是啊，以后时间还多呢。我心里盘算，将来出一本画集，第一个要送给他，私心里想得到他的夸奖。我还在做着美梦呢。1999年2月5日，却传来一令人悲痛的消息：萧老因不慎跌倒昏迷。2月9日早晨我最后一次到了北京医院那间病房，病房里的东西都已搬空了，只剩下那幅《相依》还摆在桌上。我的梦不想醒啊，可是萧老啊，请您醒一醒！这时著名中医陈可冀院士也被请来了。我们满心期待奇迹的出现，我握着他被针扎得青肿的手，默默祷念。他像是在沉沉的睡梦中，还是微笑着，仿佛第一次相见，他的微笑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别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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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日的天空阴沉黯淡，就在那天萧老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强忍着眼泪，我知道与这一位老人的相识是我青年时代真正的幸运，智者的启示总成人生的意外之喜，但他的离去，却是难忍的精神之痛。他所有的微笑都留在尘世里了，沉寂的天边保存他逝去的形象。

      春节过后，我来到萧老复兴门外的家中，文老师明显地消瘦了，她在忙碌着治丧的事宜。我心疼地望着她，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轻轻地、坚定地说：“忙完这些事后，我要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整理、出版萧乾文集。”她那种化悲痛为力量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我。客厅里摆设着灵堂，我对着鲜花簇拥的微笑的遗像默默拜祭，转身时看见《相依》正挂在对面的墙上。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可千万不要懈怠呀，萧老他看着呢！”

      我的画集于1999年11月底印出来了，翻看画集，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初识萧老的时候，对着那唯一的一张与萧老的合影，不觉潸然泪下，他那可爱的样子又让我含泪而笑。照片收在画集里，在后记《诗画生活》中，我提到了与萧老的这段交往，似乎与画画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人问我顿悟是什么，灵感是什么，我就说这段交往给他听，我要把秘密说给所有人听，珍藏了一年的秘密，其实早在画面四处显露，只是到现在我才能用文字平静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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