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八中 周志恩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历来为人景仰。他的名文《岳阳楼记》更是千古传诵，备受赞美。文章充分表现了范仲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与虽处逆境仍不计个人得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原因，范仲淹也有远避尘嚣、出世归隐的淡淡愁绪。《岳阳楼记》正是范仲淹这一矛盾人生的写真。

      鲁迅先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比较确凿。”在具体分析《岳阳楼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范仲淹的出身与生活道路来考察其人生的矛盾性。范仲淹出身微寒，幼年丧父，靠奋发读书举进士第之后跻身仕途。他耿直豪爽，不避权贵，积极主张革除旧弊，却时遭劫难。先是因抨击宰相吕夷简多用私人，谪知饶州，既而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还朝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又因提出十条政治改革措施，遭保守派反对罢相，贬邓州，而后谪守杭州、青州，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最终在赴颖州仕途中病死。

      范仲淹在宦海中奋力挣扎，虽几经浮沉，终不失其忧国忧民之志。他饱学达理，志洁行廉，一生都在学习、效仿古代圣贤之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仅重自身品德修养，常自勉要忧国忧民，还以此教其子。《宋史•范纯仁（即范仲淹之子）传》云：“疾革，口占遗表，其略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正由于范仲淹能够学习并效仿古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的人生主旋律是积极向上的，无论由朝官到地方官，抑或由地方官到朝官再到地方官，他都力图刷新政治，积极进取，在治军治民上均卓有建树。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范仲淹要实现其比较进步的政治抱负，是非常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每当其政治改革主张被挫败之后，他的内心自然会有一种失落感，每当其被政敌击败，被谪贬之后，他的心力自然会有一种疲惫感，这样，就会隐隐产生一种渴望宁静生活的归隐思想。由于开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先是谪知饶州，随后到了陕西守边四年，尽管边地的艰苦生活没有动摇他破敌立功的决心，他领导边地军民坚决抵抗西夏和羌族奴隶主的入侵，使得敌人不敢进犯，但当时的范仲淹时时流露出一种浓烈的怀乡情绪。在他看来，只有家乡才能给他以心灵的慰藉。戍边期间，他在《渔家傲》词中云：“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因防守边疆的任务在身，致使空有满怀乡愁而归家不得，耳听哀怨凄凉的羌笛声，不觉落下伤心的泪水。他还在《苏幕遮》词中道：“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浸透在这些词中的浓烈的怀乡情绪已经有范仲淹归隐思想的影子了。沉浮不定的宦游生活使范仲淹产生了游子漂泊异乡的思恋故土的情感，思乡怀旧之愁实在难以排遣，只得独对明月，以酒浇愁。然而，酒入愁肠愁更愁，滴滴浊酒有如思乡的泪水何其苦涩啊。

      几经浮沉的宦海生涯，使范仲淹颇感心力交瘁。他在努力效仿古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同时，愈益厌倦扰攘的官场争斗，企望恬静的自由生活。他的几首垂钓诗可为我们提供佐证。唐宋文人向以事渔为隐。敦煌《浣溪沙》词中的隐士是一位“卷却诗书上钓船，身被蓑笠执钓竿”的钓鱼翁；得助于范仲淹的举荐，曾授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的苏舜钦因看透世态炎凉，才有“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的心境。范仲淹的七律垂钓诗《莎衣》之尾联云：“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取伊。”表达出不恋权势名利而恋清静垂钓的志趣。他的另一首垂钓诗《宿方干处士旧居》云：“姑苏从古好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也反映出安于冲旷，逍遥于山林自然的生活情趣。而在他的咏史诗《严陵祠》中，更是用扬钓台抑云台，以云台衬托钓台的手法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厌倦名利虚荣、神往归隐生活的感慨。其诗云：“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充满争斗与凶险的封建政治舞台，特别是多劫难的生活际遇，孕育了范仲淹淡泊名利、出世归隐的思想，只不过其人生主旋律是高亢昂扬的，他心海中的这种淡淡愁绪未能对其人生起支配作用。

      联系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背景，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文中流露出了这种复杂矛盾的心境。范仲淹与滕子京（名宗谅）同年进士，又曾共同防御边郡，抗击西夏元昊入侵。两人学问高深，且刚直向上，志趣相投，因此素来友善，颇为知心。在滕子京被御史梁坚劾奏私用官钱六十万贯之时，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竭力申救，使子京止降一官；而后御史中丞王拱辰又论奏不已，子京于庆历四年（1044）复徙岳州（古巴陵郡地），此时范仲淹已无能为力，徒唤奈何了，因为他的政治改革主张阻力重重，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他本人也于庆历五年（1045）被罢政贬放邓州。范仲淹被贬邓州，虽未消沉下去，但内心颇有几多人生感慨。而当得知“豪迈自负，罕受人言”的滕子京“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时，范仲淹很是牵挂，惟恐子京因此再招祸端。范仲淹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子京说。恰在此时，子京来函叙说自己贬巴陵后经过种种努力，已使巴陵人民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他已成功扩建岳阳楼，特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年近花甲的范仲淹为此心潮翻滚，感慨系之。他必然由自己想到子京，由子京想到自己，也必然由自己和子京想到社会层面上的人和事，由社会层面上的人和事想到子京和自己，因此他借机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真率的总结是顺理成章的事。

      纵观《岳阳楼记》全文，尤其是“属予作文以记之”、“予观夫巴陵胜状”、“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吾谁与归”这些语句来看，本文完全以“我”为中心，言“我”之性情，抒“我”之感慨。文章结句“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则是全文最终的落脚点，蕴含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浸染着作者淡淡的愁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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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由叙而景，因景而议，旨寓议中。文章开头一段四句简短的叙述性文字，交代作“记”缘由，其中寄寓了对滕子京被贬谪的深切同情，对其虽身处逆境仍能奋发有为的赞赏。接下来，扣题绘景，从空间之广阔浩淼、时间之千变万化两个角度来概写“我”眼中的“岳阳楼之大观”，从而引出两幅“迁客骚人”览物画面的特写。作者采用以悲景写悲情，以乐景写乐情的手法描绘两幅不同的览物画面，其目的不仅仅借以表明世人之多追名逐利、患得患失、喜悲无常，更主要的是将这些人与古仁人和“我”作鲜明对比，为下文的议论作铺垫。作者在议论中真实而精当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喜乐与忧愁，感情真挚而沉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正是作者主动找寻、构建自己人生精神支柱、积极进取的自我表白。他经过艰苦探索，不仅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古仁人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进亦忧，退亦忧”，而且在艰难的时势中以古仁人为楷模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长期学习并效仿古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生政绩卓著。而这正是作者高亢昂扬的人生主旋律。总结到这一点，作者内心就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欣慰。他向朋友真诚地敞开自己的心扉，也就给了同处逆境中的朋友以切实的慰藉。“豪迈自负，罕受人言”的滕子京读到这里，不能不从中受到激励，增添精神力量，不能不为之感动、振奋。

      在激动、欣慰之时，范仲淹不能不想到以物喜、以已悲的“迁客骚人”的大量存在，而自己志同道合者的少之又少，不能不想到时势的艰难，官场的争斗，政敌的凶险，也不能不想到自己多劫难的生活际遇，自己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也许范仲淹正是想到了这些，在文章收束之际，其内心才显得格外沉重起来。想到这些，万千感慨只得凝聚在似有千钧之力的“噫！”的叹息声中，万千哀愁只得凝聚在“微斯人，吾谁与归？”的问句之中。这沉郁惨痛的叹息，这无奈乏力的发问，正凝聚着范仲淹复杂的情感，折射出范仲淹矛盾的人生。他热情渴望得到朝廷的充分赏识和信任，愿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奉献自己的满腔热血，而面对自己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严峻现实，在志同道合者难以寻求的情况下，他要矢志不渝地独立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性，却又挣扎得异常艰难，因而心海中自然地泛起了厌倦尘嚣纷争、神往恬静归隐的人生愁绪。所以，我们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是全文最终的落脚点，它真切地坦露了作者复杂矛盾的心境。其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是值得赞美的，直到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其远离尘嚣、出世归隐的淡淡愁绪让我们认识到了封建时代杰出政治家坎坷惨淡的人生与孤苦无奈的心境，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统治制度的残酷与罪恶。《岳阳楼记》写真了范仲淹交织着矛盾的人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范仲淹可敬可爱的质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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