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境界　谭庭浩

    大学的功用，起码应包括培养人才、专研学术、沟通精神和教化

社会四项。

    记：北大建校快１００年了。您这位北大教授，从中大到北大，

先学生后先生，在大学呆了有２０多年了吧？您近年又开始了对大学

的研究。此时此刻，请您来谈论大学，应是合适的选择。首先想请您

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一下西方和中国大学的历史。

    陈：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的大学是由中世纪的“大学校”演变而

来的。作为一种独特的中世纪教育机构，其师生自治、资金自筹、独

立的行政管理，以及日趋完善的教学体制和学位程序等，均为后世的

大学所继承。不过，由于历史传统的制约，欧美各国大学的风格颇有

差异。本世纪２０年代，蔡元培将其概括为英国的养成人格、德国的

专重学问和美国的兼及实用。这一说法大致可信，只是相对注重了类

型的差异而忽略了历史的发展。二战结束以后，美式“现代大学观”

逐渐成为主流。关于中国大学的历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

一是从虞夏说起，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

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一是从晚清说起，称现代中国的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乃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与汉代的太学或

明清的国子监不可同日而语。我持后一种意见。

    记：中国现代大学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其中，北大又起了哪些作用？

    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大学的作用几乎不言而喻。或许应

该这么说，目前中国人采用的“大学”制度，本身便是现代化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船坚炮利到法政经济再到文化哲学，晚清的开国历

程，与“大学之路”基本吻合。从注重实用技术的专门学校，到追求

纯粹学理的综合性大学，西学东渐的进程与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同步。

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培养经济建设人才，贡献高深学术成果，此等

“大学之功用”，有目共睹。需要强调的是，大学不只出科技，更出

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大学更是功不可没。

    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培养人才、传播知识方面，有各自的贡献。

北大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影响了２０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以教

学科研水平衡量，时至今日，北大也并非世界一流大学；但就其对于

本国现代化事业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北大的意义，又是许多世界一流

大学所无法比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你持何种政治立场，都不

能不承认其对本世纪中国的政治及文化走向影响极为深远。作为其时

唯一的国立大学，北大曾以新文化的发源地而备受时人及史家的关注。

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北大还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举措，以至谈

论２０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命运，很难完全绕开北京大学。

    对于北大的校风及校格，有过许多赞美之辞，最著名的，莫过于

鲁迅及马寅初的说法。前者称“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后者则以“牺牲精

神”来概括“北大主义”，并称“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

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所有这些，半是“总结”，半

为“期望”。北大之所以显得“大”，最根本的，还是蔡元培所标榜

的“思想”与“兼容并包”。此说并非权宜之计，大学之不同于专门

技术学校或某一党派的干部训练班，就在于其允许多种声音并存，鼓

励从事各种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流的大

学，不只出成果，出人才，更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思想库”与“实

验室”。

    记：将我国目前的大学与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相比较，您觉得主

要存在着哪些方面的距离？

    陈：大学的功用，在我看来，起码应包括培养人才、专研学术、

沟通精神、教化社会四项。什么是合适的人才，如何鉴定学术成果，

可能众说纷纭；但将其作为大学的基本功能，则不会有异议。后两者

可就难说了。传统的书院教学，讲求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志趣契合，

希望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学术境界与人格魅力。

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建立，使得着重点由人格养成转为知识传授，师

生之间绝少思想交流的机会。“以课堂讲授为主”，能够完成专业知

识的承传，却很难实现精神上的沟通。其实，“大学”（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的本意，便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

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师生之间如切如磋的“论道”，同学间无

时不在的精神交往，都是“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

尔斯将“生命的精神交往”定为大学的基本任务，不是没有道理的。

反观今日中国大学，过分讲求实用，事事希望“立竿见影”，鄙薄不

着边际、更不要说离经叛道的“清谈”。长此以往，本该思想最活跃、

精神最愉悦、感觉最灵敏的大学，将失去其特殊意义，而沦落成为

“人才工厂”。

    至于强调学校具有教化社会的功能，本是中国人古老的传统。古

人云，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添上一

句：“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可是，自从文质彬彬

的“善士”被作为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大学便不再发挥“教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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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８０年代以后，虽说“臭老九”的帽子早已摘去，可仍然并

非公众追摹的目标。与此相适应的是，作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

的大学，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由重要的思想资源，转为力图减轻的

经济负担。近年之提倡中央与地方“共建”某某大学，似乎是地方政

府“慷慨解囊”，颇有“养起来”的意味，却较少考虑如何最大限度

地发挥大学这一重要的资源。也有到大学“淘金”的，主要着眼于可

转化为利润的专利技术，而不是思想文化。其实，最重要的是后者，

技术可以异地购买，而风气的养成，则非身历其境不可。这里有大学

本身自我封闭的问题，而当地政府对于“众声喧哗”的大学颇为隔阂

乃至存有戒心，依然是主要原因。

    陈平原，１９５４年生于广东潮州。１９８４年于中山大学获文

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７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

学术史等。近年出版的著作有：《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小说

史论集》、《陈平原自选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华文

化通志·散文小说志》、《老北大的故事》等。另外，出于学术民间

化的追求，１９９１年起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