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境界　杨东平

    1998年5 月4 日，是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这庶几也是中国高

等教育的百年。围绕北大百年校庆，举行了一个由世界著名大学的校

长参加的高等教育论坛，议题是“21世纪的大学”. 世纪之交，这无

疑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的话题。

    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近百年的事。早期的西方

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仕女和附庸的地位之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和自

足的学术机构，在高墙后面静悄悄地从事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的活动。

185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的红衣主教纽曼所著《大学的理念》，

表明了那个时代关于大学教育的典型认识：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

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

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①象所有坚守理性主义和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教育家一样，他认为大

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知识，而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因

为大学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

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

的训练”. ②他并且排斥科学研究。他揶揄地问道：“假如大学的宗

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

由此，关于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理念——有的学者译为大学观——成

为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点。

    正是从那时起，高等教育开始了加速发展。纽曼的大学理想受到

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的冲击。洪堡发展了大学的研究功能，使它真正

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他奠定了“学术自由”

的价值，并具体实现为教授的“教学自由”和学生的“学习自由”，

它成为世界大学的基本准则。德国大学的模式飘洋过海，与美国的实

用主义精神相结合，由“赠地学院”发展出的“威斯康星大学模式”，

则使大学的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进而使大学成为社会进步和社区发

展的“服务站”.20 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

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深刻变化，人们用多元化、巨型化、国际化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当代

大学的变化。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

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

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现代大学“中心化”的过程，与

知识社会的构建是同步的。然而，大学树立的不仅仅是知识权威。正

如研究者指出的，不仅在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

上，而且在区分善恶、建立信念、认识真理等许多方面，人们也转向

大学。而“在以往的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的看管人是牧师和各王朝

的国王、皇帝、朝臣、官吏和部长。但今天，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让位

给全体学者”，因为“在认识事物、认识真理与谬误方面，现代世界

中还没有什么社团比大学学者社团犯的错误更少”。通过吸收知识和

运用知识来拯救自己已经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宗教，”大学同时也成

为“社会的良心”，成为现代社会“世俗的教会”。③在社会现代化

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所发生的变化或许不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大学精神的衰微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关于现代大学的功能和使命，学

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边界，政府和国家力量干预的限度，大学参与社

会的程度和方式等等，一直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主题。

    然而，应当看到西方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

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此起彼伏的冲突和制衡中，“教育的钟摆”

并未真正偏斜，教育的主体性和教育中人的主体性从未真正丧失。正

如洪堡十分强调科学研究对于道德完善的作用：“大学的真正成绩应

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

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

想上的完善。”  ④系统地赋予教育功利主义价值的杜威则指出，

“个人一切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效率”是教育的两个同样重

要的理想，“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职能的问题，也就

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⑤

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机构鼎足而立，大学作为一种功能独特的社会组

织，其最基本的价值和品性并没有改变。战后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在

促成大学向社会开放和多元化的同时，也借助高涨的民权运动大大增

强了高等学校维护学术自由的力量，修复和巩固了学术自由的制度。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大致是清

末民初学习日本，五四之后学习美国，50年代之后学习苏联的过程。

以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制为起点，我国现代大学的生长尚不

足百年。但是，正如识者指出的，我国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今

天看来，仍然是如此。不仅在兵荒马乱、政治动荡的二十年代，而且

在三四十年代艰险的战争环境中，中国高等教育的童年呈现蓬勃的生

机，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杰

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家—

—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中——以及一批大教育家，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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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教育史上壮丽的一页。

    五四运动前后，在作为现代化动力集团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中，教育家群体的规模、组织程度、功能和能量都令人刮目相看，对

创建现代教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从民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直

接推动并制定了1922年新学制可见一斑。现代大学的理念和现代大学

制度的形成和逐渐定型，与蔡元培的名字紧密相连。1912年，蔡元培

作为教育总长亲自制定的《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

本。这一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

“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

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所谓“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

长北京大学，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

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或

曰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1929

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就表达了这种心声：“惟此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

情境和路径。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是从

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具有浓厚的技

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三十年代又面临抗战救亡的紧迫压力；另一

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

威主义所挤压。1927年，蒋介石提出实施“党化教育”（后改称“三

民主义教育”），在大学实行训导制度等等，使得维系人文主义、学

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之类的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成为一场艰

苦卓绝的坚守。从任鸿隽、潘光旦等许多教育家反对国民党实行党化

教育的评论，不难领略当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1940年6 月，西

南联大教务会议为抵制共同科目，拟定《教务会议呈常委会文》，直

可视为民主思想与专制思想公开抗争、捍卫学术自由的檄文。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努力令人肃然起敬。梅贻琦系统地

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

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

为新民，而为扰民”. ⑥他认为“工科教育于适度的技术化之外，要

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我认为是工业化问题中最核心的一个问

题”. 今天读来，尤令人感到这种真知灼见之深刻。梅贻琦教育思想

的“三大支柱”被认为是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在南京政

府1934年的《大学组织法》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之后，清华大学和

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坚持实行这一制度。40年代关于大学教育的

通专之争、文实之辩等等，至今并没有过时，仍然在滋养着不绝如缕

的人文主义源流。

    值得认识的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并不只是北大、清华之一

二家，蔡元培、梅贻琦之一二人，而是有一个较大的规模和显著的群

体。事实上，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

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

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竺可祯之于浙江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

王星拱、周鲠生之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之于复旦大学，邹鲁、

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

罗家伦、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郑洪年、何炳

松之于暨南大学，陈时之于中华大学，陈垣之于辅仁大学，钟荣光之

于岭南大学，刘湛恩之于沪江大学，陆志韦之于燕京大学，吴贻芳之

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学的类型有国立、省立、私立和教会大

学之别；教育家则有各不相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其主体则是留学回

国的知识分子。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在不同方

向上的可贵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现代教育文化。这种多元化和多样

化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当封建正

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时，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

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

成衔接。蔡元培盛赞青年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发扬书院自由研

究的精神。梅贻琦将大学之道解释为“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

善”. 潘光旦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是

要做“士”——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主长交

通大学的国学大家唐文治，致力于将文化传统融于现代教育之中，通

过文理沟通、两文（中文、外文）并重以实现“体用兼备”的教育目

标。张伯苓为南开大学制定“允公允能”的校训，主张德智体美四育

并举。

    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祯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

称“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 主

长东南大学的郭秉文，提出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样“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

    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教育家和大师的诞生，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作为外来文明的大学精神，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形成一种自由

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这种积累和生长不期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结出

了最丰硕的教育之果。在炮火中流亡的浙江大学，从战前的3 个学院

16个系，至1946年发展为7 个学院27个系，教授副教授增加了3 倍，

学生增加了4 倍。迁移至昆明的西南联大综合了三所不同渊源的大学，

在及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传薪播火，弦歌不辍，“以其兼容并包之

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

’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⑦其时其地，大师云集，

学术灿然，人才辈出，成为现代教育史上一个辉煌的坐标，一座真正

的高峰。当年的气象已经成为历史。此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又经过半

个世纪的改造和学习、建设和发展，经历了跃进和僵滞、动乱和毁灭，

以及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和改革开放的曲折过程。教育的方针，从为

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文革期间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时

既有“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的荒唐，也有“大学就是大家都

来学”的荒诞。我们的成就不可谓不伟大，教训也不可谓不惨痛。

    作为“百年树人”的神圣事业，我们所贻误的不仅是时间，也不

仅是一代人的教育。世纪之交，我们重新回到教育究竟是什么和为什

么这样基本的问题上，却已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全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的整体性变革中，中国

的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既承受着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

大众化阶段的巨大压力，又面临知识经济、高技术时代的严峻挑战，

我们对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呼唤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急迫。然而，

展开余文

和世界大学相比，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里

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功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大楼多于大师，

设备重于人才，仍是普遍的现实。我们的教育之体仍于前现代的状态，

经济困窘、人才流失的危机并没有过去，计划体制、官本位的弊端和

政治挤压依然存在，而商业化的侵蚀和对教育的扭曲已经触目惊心。

我们树立了雄心勃勃的建设一流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采取了

许多应急的对策和措施，但关于什么是大学、什么是“一流大学”的

理念似乎仍待廓清。事实上，我们对于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这样

的概念已经十分陌生了。

    回到去年北京大学的百年诞辰。围绕这一纪念，出现了一个关于

“老大学”的怀旧热潮。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

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重被广泛流传。大师的身影，大学之道从历史

的陈迹中模糊地浮现出来。它真正重要的意义，是引领我们重温和触

摸这段晚近的历史，回顾我们那“很高的起点”，那曾经烂漫的源头，

那短缺而珍贵的资源，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从历史和前辈大师那里

汲取新的力量。社会现代化是一场整体的演进，尽管我们面临的挑战

巨大，形势紧迫，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

学术的积累发展上。到头来，所有的欠课欠帐都必须一一补上。面对

新世纪，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仅需要前瞻，而且需要回顾。当前我们

亟待补上的，恐怕是由五四知识分子启动而尚未完成的启蒙，使诸如

教育民主、儿童中心、崇尚个性、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

样的现代教育ABC 重新成为普遍的常识，而非教育史上蒙诟的奇谈怪

论。对于大学教育而言，从名到实许多方面都需要认真的置疑、反思、

矫正和变革，在这一过程中，“软件”的更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最为

重要的。在不久前关于《财富》论坛“世界500 强”的讨论中，北京

大学的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言论发人深省：“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

资金和人才的竞争——资金和人才都是可以国际流动的；也不是技术

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

对于这一课题，更需要学习的是政府。”⑧这一认识，对于中国的大

学教育同样适用。

    否则，正如人们担心的，只怕我们花很多钱，仍然与现代化无缘，

与大师无缘，与世界一流无缘。

    自然，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是一个重大的

课题，尚有待深入的研究，大学精神、大学的理念是一个在历史和不

同的社会情境中流动、变化和发展着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最

近，中山大学的青年学者任剑涛对大学精神的概括，我觉得很富于启

示：大学精神和制度“具有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相对

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

判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

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 ⑨但愿这种探索并不是孤

立的，而成为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新的起点。这也正是我编这本书的初

衷，希望借助前辈的智慧、思考和探索，重新弘扬作为一个教育古国

的大学之道和文明之光，照耀我们在新世纪的出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①克拉克·科尔著《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

社，1993年版。

    ②转自《江苏高教》，1994年第5 期。

    ③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④转自1984年9 月1 日《中国教育报》。

    ⑤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

    ⑥梅贻琦《大学一解》，《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3年版。

    ⑦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记念碑碑文》，《国立西南联大校

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南方周末》，1999年10月1 日。

    ⑨任剑涛“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载于《东方文化》1998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