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杰

      现代文学文坛与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文坛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文艺气氛的迥异，其中，"文学新体制"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专门提出"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郭沫若在大会总结报告中也告知代表，要成立"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并把这视为大会取得的成功之一。第一次文代会后随即就开始了文学新体制的建设。

      新体制的建设从总体上说是为了确保党和国家机构对文艺事业的有效领导－控制，是为了使文艺成为革命事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也是现代国家的科层体制和集权统治的一种体现。新的文学体制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组织团体官僚化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不同，新的文学体制把"自由结社"原则下形成的各种文学的组织团体改造成了官僚化的组织机构，也就是所谓"机关"。这个机关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分层结构。文艺界的最高组织就是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以下依照行政区划建立各级文联；同时在文联下面还设立各专业协会作为文联的团体会员，如作协、音协、美协等。第一次文代会后不久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这是文联中最大的专业协会，几乎可以同文联平起平坐。作协的领导核心是党组和书记处，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其内部有完善的机关编制，对作家和文学工作的诸多事务实行全面的管理与控制。除了文学事业的一般规划之外，官僚化的文学组织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实行意识形态控制，也就是随时掌握文艺思想、文学倾向的诸种状态，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因此许多文艺运动、文艺批判都是由作协出面领导实施的。

      二、作家身份干部化 被组织化了的作家其身份就发生了改变，由自由职业者转变为"干部"，其言行和活动也受到"组织"的高度制约，要参加各种"学习"、"整风"和"运动"，并且被"组织"记录在案。"干部"是"组织"对作家个人身份的一种认定，有点视为"自己人"的味道，也就是所谓"同志"，意味着获取了某种"政治地位"及相关待遇。不在"干部"之列的作家或文化人，相对说来就处于边缘地位。成为"干部"同时意味着在个人生存上有"组织"或者"单位"可依附，其物质和经济上虽然未必比"非干部"优厚，但却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萧军在延安时参加"文抗"的工作，"文抗"在当时虽然是一个群众社团，但已被纳入了机关的体制，是一个"伙食单位"，来延安的著名文化人在这里享受着比一般干部优越的生活待遇。但萧军在文艺整风中拒不接受"帮助"，坚持作家的自由独立，结果整风后期"文抗"作为一个"伙食单位"撤销，萧军没有另作安排，成为没有了单位的人，结果生活无着，全靠老乡接济度日。直到1944年春才重新回到"组织"怀抱。这才使他明白：离开了组织日子是不好过的。便向彭真提出了入党申请 。至于没有当上"干部"的张恨水的晚景就更加凄凉，只能靠民政局发的救济金度日。到文联开会连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还是毛泽东把自己穿过的衣服赠他一件 。

      三、文艺书刊专营化 张恨水在解放后之所以穷愁潦倒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地方发表作品换取稿酬，这是由于建国后逐渐实行了报刊和出版的专营化。在现代文学阶段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多是同人化、市场化的方式，因而促成了众多的社团流派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建国后"民营"逐渐成为"官营"，也就是由国家专营。第一次文大会后，《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先后创刊成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而后各级各地的文联作协组织也纷纷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同人刊物和民营出版社相继停刊或转制，到1956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基本上就绝迹了。文艺书刊的专营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实现毛泽东说的"舆论一律"。胡风当年为了保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拒绝了周恩来在北京为他作的工作安排，回到上海打算继续邀集同人办他的刊物、出他的丛书，不料这已大不同解放前，几乎无法施展。七月派因此而溃散，胡风屡屡抱怨那种"发不出声音来"的"窒息"。

      新体制的建立用现在流行的理论话语来表述，就是"公共领域"的消失。从客观性方面说改变了作家的生存环境，从主观性方面说改变了作家的个人身份，这也是"现代"和"当代"极不相同的一点。因此，当我们在接触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当代作家的言行时，都需要考虑到作家和环境所处的一种紧张关系。

      作 者： 刘佳杰

      联系方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2001级（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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