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境界　程映虹

    1968年八月，当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

时，凡西尔克是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不久，当他拍摄他的毕业

习作时，他拍了一部叫做《不速之客》的短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晚上，当一对夫妻正在做爱时，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他们的卧室。

丈夫赶不走这汉子，于是他跑到邻居家求援。但他很快就发现：每个

人家都同时闯进了这麽一个赶不走的不速之客。

    这部电影的寓意实在太露骨了，因此当然没能通过审查，而且胶

卷还被没收。

    凡西里克被逐出电影学院，不准从事任何电影工作，只好找了一

个在医院做勤杂工的活。

    20多年后，共产党的统治在捷克瓦解了。凡西里克从内务部的档

案里找出了自己那部短片的胶卷，捷克电视台马上向全国播放。这部

片子还被送到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参展，并在德国的奥本毫森电影

节上获奖。

    凡西里克成了捷克的文化英雄，当上了电影电视工会的主席。

    然而，这个反极权主义的斗士在获得自由后却觉得前途茫茫。他

说：“过去我总认为一旦摆脱了共产主义，生活就变得充实了。”但

实际发生的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他觉得幻灭：“我们发现电影文化

正在受威胁。在一个象捷克这样的小国，电影离开了国家的津贴是没

法生存的。我现在可以自由地去西方，那是一些富裕而舒适的社会，

但那里的人并不需要真正的文化。他们只要娱乐。我担心当捷克或迟

或早富裕起来的时候，人们也会对真正的文化没有多少兴趣。我甚至

担心市场的独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独裁。”

    瓦西里克的幻灭不是个别现象。匈牙利小说家格奥尔格。康拉德

告诉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过去人们书架上放的是诗歌和小说，

现在他们只看录相带和MTV.”

    以前小说褪歌集可以销出数万甚至十万册，这些现在都成了不可

想象的天文数字。

    此外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影响了阅读方式，在极权制度下，人们没

事可干，报纸和电视枯燥乏味，人们便围着火炉读书，现在到处都是

娱人耳目的文化产品，安心读书便是累人的活计而不再是消遣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文化人都觉得幻灭，所有的书籍都印不了上

万册。恰恰相反，很多年轻作家靠写一些被认为是浮浅或者不正经的

故事一夜成名，西方的通俗作家，如斯蒂芬。

    金和佛雷德里克。福西斯的东西也在这里畅通无阻。康拉德说：

“现在有两个文化：精英的和大众的。当人们能够在托尔斯泰和福西

斯之间选择时，他们会选择福西斯。”

    除了大众文化让这些精英文化人感到不满甚至恐惧外，极权主义

的垮台还剥夺了他们另一个特权和愉悦。过去他们以斗士的形象和极

权主义作战，或是对被禁止谈论的题材旁敲侧击，或是在作品中巧妙

地插入一些政治讽喻，和审查官玩猫捉老鼠的戏，引得街谈巷议。

波兰电影导演和剧作家卡平斯基说：“当时生活是如此灰暗，人们都

在文化生活中寻求发泄。他们读书，分析最新的电影、戏剧和评论文

章。每一个人都认真看待这些东西。”因为只有在这些东西里才透露

出一点真实。

    如果当局对某个作家展开批判，这就意味着他成了民间的英雄，

他的作品也就成了地下阅读活动的热点。因此，在什麽能说什麽不能

说的时代，创作是一种冒险和刺激，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自有其乐趣。

而现在，“当你什麽都能说时，你还能说什麽呢？”

    这些文化人的空虚还来自于年轻一代对过去历史的淡漠。1989年

以前，波兰导演瓦达的每一部打擦边球的作品都会引起全社会、尤其

是年轻观众的兴趣，每本电影都可以有上百万的观众。而现在，当他

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历史时，一部片子能有两万观众就算是成功的了。

年轻人宁愿光顾西方电影和轻喜剧，历史悲剧有点象鲁迅笔下祥林嫂

的唠叨，引不起多大的兴趣和同情。瓦达叹息到：“观众变了。在年

轻人眼里，战争、占领、甚至团结工会都成了过去。”

    也许更糟糕的是，这些文化人发现随著国家包办制的结束，他们

面临的问题也和普通人一样是失业和自己想办法养家糊口。例如，捷

克的巴兰道夫是最大的国有电影厂，60年代新浪潮电影运动中出尽了

风头，1991年时体制转换中要改为私营，2300雇员只留600 人。

    别的报社、出版社和剧团也大同小异。对于那些被裁掉的文人

来说，在市场上挣扎求生不但一点也不比冒险打擦边球轻松，而且也

没有那种刺激和成为公众焦点人物的满足。文化精英们斯文扫地，变

得和引车卖浆者流没什麽不同。

    难怪许多曾经呼吁结束国家垄断制度的导演和作家，90年代初却

成了反文化机构私有化的先锋。他们最有力的理由是；东欧民族的文

化传统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下才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幸存。

    这就是自由的难以承受之轻。一个人能否真正承受得起自由，不

在于他是否曾经为自由而斗争，而在于当他获得自由后，能否承受他

人在托尔斯泰和斯蒂芬。金之间作选择的自由，能否承受甩掉国家的

拐杖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那些刚刚从意识形态的独裁下解放出来

就惊呼“市场独裁”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是没有想到在自由制度下他

们会变得如此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