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授奖仪式演讲（上）

　　君特-格拉斯于1999年12月份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富于责任感的作家那博大的胸襟。他回顾了自己初涉文艺的年代及战争在这方面对他造成的影响，告诉我们，历史是一时一刻都不能忘却的，尤其是耻辱的历史。他既广且深地注视着我们当今的时代，既关注着科技领域的动态，又观察着大众娱乐的趋向；他更是为世界不同地区间贫富差距的加大、为饥饿和贫穷的加剧而忧心忡忡。当然他的目光也从过去和现在又投向人类的未来。与这些密切相关，他随时思索着作家的使命、作家写作的内容和方法，因为作家是生活在时代里的，应该融入时代，立场明确；应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现历史，逆着时间的流逝写作，做生动的讲述……

　　尊敬的瑞典科学院院士们、女士们、先生们： 　　

　　以这一告示，19世纪的虚构作品就是这样拉扯拖延下去的。当时的报刊杂志给它们辟出专栏。连载小说如日中天；当一章接着一章以很快的顺序白纸黑字地付印时，而作品的中间部分仅刚刚脱稿，故事的结尾还没有想好。但是吸引读者的也不只是平庸的惊险故事或赚人眼泪的爱情故事。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就是这样，一小段一小段地发表的；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也是一部连载小说；而巴尔扎克生活的时代不知疲倦地向大众提供着大批的连载作品，大概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在制造悬念及在作品结尾处构筑高潮的技巧方面给这位尚名不见经传时的作者以启发。冯塔纳的小说几乎全都先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比如《迷惘，混乱》曾令《福斯报》的出版者怒气冲冲地大叫：“这个淫荡的故事到底还有没有个完！” 　　

　　但在我以这种方式继续编织我这次演讲的线索或是枝蔓到别的线索以前，先应该提一下，从纯文学的角度讲，这个大厅和邀请我来的瑞典科学院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那部发表快14年的小说《母老鼠》中--也许某些读者还会记得在那陡峭的叙述层面上的灾难性的进程--老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实验鼠，在斯德哥尔摩，在与此类似的各方人士面前接受了一篇颂词。 

 

 

      
　　 它获得了诺贝尔奖--终于，人们得这么说。因为它被列在候选名单上已经很久了。它当时夺标的呼声很高。作为从豚鼠到恒河猴等数以百万计实验动物的代表，现在这只白毛红眼的实验鼠终于得到了它所应得的。是它，尤其是它--在我的小说中叙述者这样声称－－使医学领域中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和发明以及诺贝尔奖得主华生和克里克在基因控制方面的发现成为可能。从那以后，克隆就或多或少地成为合法的事--玉米啦、蔬菜啦，而且还包括各种动物。因此，在所说的这部小说的末尾，也就是在后人类时代，日益甚嚣尘上地出现的“鼠人”被命名为“华生克里克”。在它们身上结合了两个类属的最大优点。鼠的特性寄居在人身上，相反亦如是。世界似乎要借助这一综合体来恢复自己的健康。在大爆炸之后，只有老鼠、蟑螂、丽蝇和一部分鱼和蛙的卵存活下来；秩序要重新取代混乱，而且正是要靠灾难过后神奇地劫后余生的鼠人“华生克里克”的帮助。 　　

　　但由于这一叙述线索的结尾是开放的“待续”，而一篇赞颂实验鼠的诺贝尔奖演说辞并不能给这部小说以一个欢快的结局，所以现在我就原则上转而讲作为生存形式和艺术形式的叙述。 　　

　　从一开始就在叙述。远在人类学会写字和渐渐有了文化之前，每个人都在给其他人叙述，每个人都在听其他人的叙述。不久之后，在写字还不是很在行的人中间，有些比其他人讲的故事更多、更好，或者说，撒起谎来更能让人相信。而他们中又有些人能够巧妙地堵住他们平静流淌的叙述之流，让受阻的材料漫过堤岸，形成分支继续奔流；这分支永远不会枯竭，而会令人惊异地一下子找到一条宽阔的河床。当然，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漂浮物，其结果就是节外生枝的情节。而且这些最早的叙述者并不倚赖日光和灯光，在黑暗中也能很好地窃窃私语--是的，他们善于利用黑暗或黄昏来增加故事的吸引力。他们不怕干涸的地段，也不怕发出雷鸣般轰响的瀑布。但当大家都睡眼惺松时，便以“待续”的许诺中断情节的发展；所以许多听众还会来的，他们虽然也会叙述，但却不擅于这样不知疲倦地讲述。 　　

 

 

      
　　在还没有人能写字、能记录以前，人们都叙述些什么呢？从一开始，从该隐和亚伯那时候起，就有很多讲述谋杀和斗殴致死的。复仇，尤其是血仇，为人们提供了素材。而且从很早的时候起，讲种族屠杀就很流行。当然也讲洪水和干旱、讲饥年与丰年。人们不厌其烦地列举拥有的牲畜和人丁。一个故事，尤其是英雄故事要想让人听起来觉得可信，就不能放弃长长的家族谱系名单--谁出现在什么人之后，又是在什么人之前。甚至那些直到今天依然受人喜爱的三角恋爱故事，还有阴森恐怖的神怪故事（这些神怪从本质上来说是人和动物的混和，克服了迷宫，或是在河岸的芦苇丛里窥伺）也老早就在讲给大众听了。更不用说那些神灵和偶像的传说以及冒险的航行了，它们被讲述着，越传越远，变得文雅起来，或得到补充，或发生变化，或走向反面，最终被叫做荷马的叙事者记录下来，或者--像《圣经》--被一个叙事集体记录下来。从此就有了文学。不管是在中国、波斯、印度，还是在秘鲁的高原上，抑或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只要是文字出现的地方就有叙述者；他们或是以单个文学家的身份，或是以集体创作赢得名声，或是始终湮没无闻。 　　

　　对于极端受制于文字的我们来说，对口头叙述、对文学的口头来源的记忆保存了下来。但如果我们忘记了所有的叙述一开始都是通过嘴唇说出来的，时而含含糊糊、结结巴巴；时而又匆匆忙忙，好像为恐惧所追逐；时而则悄声耳语，好像要防止让已然泄露了的秘密叫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似的；时而又放开声音，一会是炫耀的高呼，一会是弯起鼻子打探事情来龙去脉的发问--如果我们对文字太过迷信而忘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的叙述就只能是干巴巴的，而不会带着湿润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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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手里有足够的书，这多好啊！它们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被轻声地读、大声地读。对我来说，它们曾经是榜样。在我还很年轻、孺子可教的时候，麦尔维尔和德布林这样的大师，还有路德的圣经德语给了我最初的动力，让我嘴里叽里咕噜地念叨着开始写作，墨水里搀着唾沫。至今积习难改。已经进入我兴致勃勃地承受着写作劳役的第五个十年了，我还在嚼着诘屈聱牙的复合句，把它们嚼成温顺柔和的粥，在孤独写作的美好时光中兀自嘟嘟囔囔，只让说出来也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东西形诸笔墨。 　　

　　是的，我热爱我的职业，它让我得到了伴侣。这伴侣用高高低低的音调发话，并想要尽可能忠实地出现在我的手稿里。没有比与我自己的书重逢更让我高兴的事了，例如我向听众朗诵已经写就的文字时。那些文字多年前弃我而去，而成为读者的财富，其时却静静地躺在书页之上，寓目之下，令人欣喜异常。面对着早已不再习惯于这种语言的年轻听众，面对着虽然年老、却依然不会满足的老年听众，写出来和印出来的词句又成了说出来的话，魔力一次又一次地成功施展，作家身上的那个巫师就这样挣到自己的面包。他逆着流逝的时间写作，他用谎言把经久可靠的真理编凑在一起，人们相信他不曾说出口的许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