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台湾散文的发展更具有个性色彩，“回归乡土”口号的提出，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两次论争不仅仅使小说创作日趋丰富多样，还带来散文创作的繁荣。此间散文创作摆脱了五六十年代中期散文创作较单一的模式，敢于面对现实，表现现实、表现社会矛盾，克服了早期散文创作的两个极端，题材范围不断拓宽，立意深刻，尤其是出现了余光中和张晓风、杨牧、许达然等擅写散文的好手。余光中致力于打破传统散文创作模式，将中西手法熔于一炉，以求开拓现代新散文的尝试；张晓风以她深邃的思想、细腻的情感、明朗晓畅的比喻、象征表达自己面对严酷人生的创作，共同建构了六七十年代散文的主体框架，散文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余光中，是一位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奇才。由于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的散文呈现独特的风采。1963年他出版了散文集《左手的缪思》。他以诗的意象和意境来营造散文的氛围，讲求散文与小说、电影、绘画、诗歌的嫁接，在散文创作和理论建树上都极有造诣。早期余光中受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影响，主张散文创作技巧的全盘西化和全面现代化。但很快他就浪子回头，在散文创作技巧上，将“民族的”与“世界的”结合起来，为台湾散文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余光中散文作品的主题还是他在诗歌中反复吟唱的乡思、乡愁。故国之恋。余光中的散文以其独特的体验，浓浓的乡思，淡淡的乡愁拨动着读者的心弦，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思。在《听听那冷雨》中他这么写道：“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雨季？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 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富有诗意的语言，深挚的情感一同流入读者的心灵深处，确具魅力。

　　 余光中的散文开拓了现代新散文的境界。他提倡用现代诗的艺术，来开拓新散文的感情世界。他认为像现代的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摄影等艺术都可拿来丰富散文作家的感性世界。在《听听那冷雨》中，作者借助通感手法，将不同感官的感觉联结在一起，使形象在奇妙的联想中得到凸现。作者笔下那无孔不入的冷雨，连同情思在”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的通感中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新感觉。在这场”冷雨“中，读者与作者一起沐浴在”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意境里。余光中的散文不仅注意把握好人物外部特征和物质环境，还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再现，自我感受的抒发，展示人的瞬间的主观感觉和心理，在《咦呵西部》和《高速的联想》中，他运用意识流手法，强烈地抒发自我感受。现代派艺术的自由联想，象征暗示、现实与虚幻穿插等现代手法和传统散文的因景生情，缘情入理，情景交融的构思方法和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手法融汇，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构成了余光中散文独有的艺术风格。
　　 张晓风，江苏铜山人。1941年生于金华，八岁时到台湾。毕业于私立东吴大学中文系。自19 60 年她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给你，莹莹》、《愁乡石》、《黑纱》、《晓风散文集》，剧本《武陵人》等，杂文集《安全感》、《非非集》，小说集《哭墙》、《晓风小说集》等。

　　 张晓风早期散文多以抒情为主，强调仁爱精神，宣扬人道主义，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关心，宽容和谅解，对别人的痛苦要同情。这种散文风格与冰心的散文相似。张晓风也在她的散文中呼唤”爱“，并得到一个”爱心马拉松长跑者“的雅号。在《母亲的羽衣》中，作者艺术地概括了女性人生道路上的两段里程：少女与母亲，在伟大的母爱”圣火“一代一代的交接中延伸。礼赞母爱，张晓风的散文充满着女性所特有的母爱情感。她把对人类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作为自己创作的中心点，在作品中讴歌一些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普通人。张晓风除了对人类的母爱、友爱、情爱尽情赞颂外，她还对充满爱的生活、美的自然、真诚的生命进行了讴歌。《我喜欢》是一曲生命的颂歌。生活中的一景一情都拨动了她的生命之弦，使她打开了自己善感的心扉。她喜欢冬日的阳光，夏日的晚星，秋天的芦苇。她喜欢清晨亲切的问候，喜欢泛黄的线装书，喜欢将信件分放在小盒里，将关切和情谊妥善保存起来。在种种喜欢中，读者触摸到作者对大自然热爱的情思，对传统的信仰，对友情和爱情的珍惜和期待。

　　 张晓风的散文创作除抒情见长外，她还力求以深邃思想来传达自己的对生活的深层思考。从七十年代中后期起，她在报刊上频频发表短小犀利的杂文，借助丰富的联想，巧妙的比拟和辛辣的嘲讽来抨击时弊，使她的创作由宣扬抽象的人性与爱转向直面残酷的人生。人间有爱，但人间也有恨。“直面人生”的现实态度，使她的散文更显得深刻和广博。如《新灯旧灯》，在这篇获得“报道文学奖”的优秀散文中，作者以台湾向商业化社会转变的大趋势为背景，叙写一座古宅的拆除，在人们心理产生的诸种复杂的反应，表达了作者对现代与传统的深层思考。古色古香的林宅，成为中国传统的象征，它的拆除，实际上折射出传统与现代在台湾当时处于一种对峙状态，而文中因“经济起飞”所引起的人心慌乱，茫然甚至怀疑、恐惧、无所适从让读者不得不发出充满疑虑的自问：“我们真的要那一盏新灯吗？”张晓风负重若轻，在生活中挖掘出具有文化意义的深刻主题。
　　 李敖，吉林扶余人。1935年生。少年时在北平度过，很早从事文学创作。入台后读中学，即写有《李敖荟记》五卷、《李敖诗集》等。大学期间发表文学论文多篇，毕业后继续发表大量论文和杂文，颇引起争议，被称为“愤怒的青年”。1965年因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他所主编的《文星》被查封，次年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1967年被以“妨害公务”罪提起公诉，封笔三年，1971年被捕入狱，1976年出狱。1979年复出文坛后，陆续出版《独白下的传统》、《李敖文存》、《李敖全集》六册。1981年再次被捕入狱，次年出狱，出版《李敖的情诗》、《李敖的情书》和《李敖的情话》。1983年出版《李敖全集》等七、八册。1987年被台湾《读书人》杂志评选为台湾十大作家之冠。李敖是个有争议的作家，个性狂傲，富有正义感而又放荡不羁、桀骜不驯。但他成就显著，名扬海内外。他的作品几度被议论或查封，就其杂文来说，他试图继承、发扬鲁迅杂文优良的战斗文风，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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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杂文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即善于“取类型”，直书直笔，针砭时弊，而且寓庄于谐，化俗为雅。对待需要批判的事实或所刺之人，李敖杂文常把这些明白无误地揪出来，使其丑态毕露，在极端尖锐的主客矛盾交锋中，义正辞严，雄辩是非。他把“五四”杂文中“肉博战”的文风带上了新的辉煌之路。这是李敖自六十年代以来一贯的战斗文风。不管是揭露当局暴政、抨击社会流弊，还是鞭挞落后的传统文化，批判民族文化积淀中的情性，他都能有依有据，抓典型和代表，大加笔伐。

　　 李敖杂文善于运用直笔，这与其豪放不羁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的文风锐利豪纵，从不转弯抹角，委婉曲折，旁顾左右，而是直来直去，率直大胆，对论敌往往集中火力猛攻，毫不留情，痛摧而后快。这使他的杂文富有勇往直前、直率凌厉的气势。他认为，“直笔”就是正直的笔，开门见山，毫不讳言，但有理有据，把观点与真理建立在大量的事实材料之上。李敖杂文同时又富于讽刺幽默的韵味。他虽是“放言直书”，但其中常成功地运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段，巧妙地利用语言条件，做到在谈笑风生中对丑行绝不妥协地完全否定。李敖的这种艺术特色富于民俗化。为了达到这一特殊艺术效果，他的杂文中常借用夸张、反语、暗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形象传神。因此，他的语言常采用中下层人民乐于接受的白话语言，这种化俗为雅使他的文章语言通俗流畅，自然活泼，而给论敌的则是毫不妥协的嘲弄、挖苦、戏谑和讽刺，具有浓重的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