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复与《浮生六记》评记

      铜山县大许镇太山中学       赵彦甫

      沈复（1763～ ？）    中国清代散文家。字三白，号梅逸。江苏苏州人。一生为幕僚。《浮生六记》是其自传体散文。作者以纯朴的文笔,记叙了他与妻子陈芸志趣投合，情感深厚，愿意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但因封建礼教的压迫和贫苦生活的磨难，理想终未实现，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欢愉处与愁苦处两相对照,真切动人。这种记述夫妇间家庭生活的题材，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属罕见。本文旨在探讨沈复、陈芸二人悲剧命运的根源及《浮生六记》在艺术上的特点。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生微弱得如浮萍，随着历史长河的奔流，或高扬或低落，也许是历史注定了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人生的跌宕起伏往往出于意表难如所愿，只如无根飘萍一样。所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便颇有同感，不过，他能在浮沉中找到乐趣，也能从苦乐中得以释怀，这也许正是他的作品能够为众人将其"置诸座右，稍有闲暇，则捧读咀味，蜜咏甜吟"（《浮生六记注》前言，傅昌泽）的原因吧。傅先生同时又说："沈氏之书，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却能传情、传真、传神，淡而有味，乃至使人百读不厌，斯亦奇矣！"

      《浮生六记》的作者是一个小人物，不但史传、方志不见其名，而且究竟也还算不上一个斯文举子，一生平平淡淡，没有见树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他是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父亲以游幕为业，他秉父业，十五岁在浙江绍兴从赵省斋为师，十九岁习幕，二十一岁就聘。乾隆五十三年（1788）返回苏州，易业为酒商，次年贩酒亏本，仍复幕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因失欢于家长，被迫携妻离家别居，曾以书画、绣绩为生。后又赴粤经商，回苏州后还开过书画店，嘉庆五年（1800），家庭构变，不得不再次携妻流离，三年后，妻子客死扬州。孑然一身的沈复于嘉庆十年（1805）入石韫玉之幕。石韫玉是位显赫的文人，乾隆五十五年的状元，与沈复是垂髫之交，遂有如此之机缘。后随石韫玉至荆州、樊城、潼关、济南，嘉庆十二年（1807）到北京。第二年，朝庭派使团赴流球，沈复作为随员赴流球，次年冬回国。此时沈复已四十六岁了，《浮生六记》之前四记已经完稿。此后他的遭遇及卒年皆无可考。沈复留下的文字除《浮生六记》外，《元和县志》记有他的七律二首：《望海》、《雨中游山》。他能诗也能画，徐徵《吴门画史》引彭蕴灿《耕砚斋笔记》云：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现存他的山水一帧，梅花一幅，篆文对联一副（岩前倚仗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在他的内心最深处还是渴望有朝一日的显达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对于科举似乎连念头也没有动过，做幕僚，他的确学习过，实践过，可他深深讨厌这种生活，“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官场上，“卑鄙之状，不堪入目。”他情愿易儒为商，去做人们瞧不起的商人。沈复在这里，则把自己的心力倾注到细细碎碎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我们在他的《浮生六记》里看到的完全是最日常的生活，是离我们最可接近的一种生存状态，他执着于世俗生命的悲欢，在他看来前程和声名都若浮云一般。当我们在为某些好象特别辉煌，却有点可望而不可及东西折磨得人形俱损的时候，不妨想想那一句最平常的真理：平平淡淡才是真。沈复的意义也许就浮现在这个层面上。

      沈复既不是江南的才子，陈芸更不是封建家长们所喜欢的贤孝之妇，她是背了忤逆的恶名被家长放逐离家的，沈复写她并没有传世的妄想，只因感情的驱使，又不平于社会家庭的待遇。笔墨挥洒起来，实情实写，略无忌惮，就真而言，非其它同时代悼亡作品所能及。夫妻闺房中论文论诗，评花品月，烹饪菜肴，栽培花木，装饰居室等种种雅事文中一一写到。夫妻生活的这一面是为当时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可沈复所写的竟还与众不同，因为他们不久便失欢于家长。多数日子在困顿中度过。他们在闺房中的作乐是苦中作乐，他们闺房中寻趣是穷中寻趣，甜蜜中包含着苦涩，微笑中透露着忧伤。其精神境界实在难与同时代时人相比。而生活中最隐私的一面，可能张扬出去会招来非议的一面，小如夫妻亲昵之态，大如非礼之行，沈复也坦然相陈。

      封建礼教根本不承认爱情的合理地位，因为它要保证的是嗣统的延续和家庭的稳定。夫妻之间是不可以除礼教内容之外的儿女的私情的，明白边一点就可以理解沈复父母为何不喜欢沈复和陈芸，也就会懂得沈复的文字是多的坦诚和勇敢。如洞房花烛夜被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可是在历朝的文集中又有谁敢书写洞房内的真情实景呢？唯有沈复敢于直笔：

      悄然入室，伴妪盹于床下，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莫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样的文字率真，自然，娓娓动人，这样的文字小说中或许有之，然而散文中却是绝无仅有的。

      夫妻蜜月后曾有三个月的别离，沈复往杭州从赵省斋受业，人在杭州心却在苏州。文中写到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馀皆浮套语。”沈复见信，“心殊怏怏。”此中本可以大有文章可做，然而细细品味，陈芸的勉励套语却真实的多。分别时沈复担心陈芸情不自禁而人前落泪，不意她颇能克制，不但不做儿女之态，反强颜劝勉，这种夫妻之情比那些泪水涟涟更深一层，因为她知道也内心的眼泪会勾起丈夫的思念和不安。于是强作理性，这种体贴丈夫的爱心岂不更深沉？假若不是作者亲事所历，又怎么能写出此中意在言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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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芸女扮男装与丈夫同游水仙庙，在现在年轻夫妇看来是狂涓、是潇洒。但在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里，则是浪荡不成体统。他们明知“常上闻之又不可”，仍一意行之。这种行为的善恶是非如何作者置之不顾，作者着眼的是情、是真，他的怂恿陈芸则完全是对她的爱，使其开心而已。虽然此举和其它许多有失“斟酌”的举致力累积起来龙去脉，便成为悖离礼教的罪名，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但作者心怀坦荡，形之为文，即表示终生不悔。

      万年桥中与船家女素云行酒讴歌，则更是“荒唐”的举动，在外人看来已近狭邪之行，无怪乎有朋友以为他“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沈复对此描写之细已近小说家言。陈芸见责与家长的“结盟娼妓”之事文中也作了详尽的叙述。陈芸为丈夫物色美妾，颇难让人理解。因为不妒之妻并不多见。因此，陈芸之举很有“贤愚”之风。好她没有私心，认为男子既然天经地义可以纳妾，她就要为她心爱的丈夫选择“美而韵者”，她以为情可动天地，却不知钱可通鬼神。憨圆的别嫁他人，她懊恼和愤懑，不因为家长所加的“结盟娼妓”，而是为感情的欺骗。她不平的是这个世界太势力、太世俗。沈复将此事的始末叙述出来，正是执著于陈芸的天真和热情。

      古今中外的无数文学现象证明一条真理：虚伪永远与艺术绝缘，有真实的地方才有诗。《浮生六记》的艺术生命力就是“真诚”。我想这也是沈复的创作思想，因为他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过记其实情而已”。

      真情需要勇气和自信。在弥漫着道学的庸俗和虚伪的社会里，沈复向人们坦露自己的心胸无异于向封建礼教、道学挑战。沈复不是个思想家，但他是一个“多情重诺，爽直不羁的，热爱生活的人”，他和陈芸都是爱痴，他们没有做错什么，然而他们最终弄到家破人亡。他们始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陈芸去世后的无数寒窗孤灯下，他都在思索着，反问着自己，可他怎样想都不能接受通常的解释。他不平，他愤懑，他坚信他们的夫妻生活无可指责。于是便把萦绕于怀的往事吐露出来，向渺渺苍天讨回一个公道。他虽不是思想家，却在直感中抓住了那个时代的重在问题：个性下礼教的冲突。

      沈复对自己的认识未必清楚，从他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在他和陈芸的性格中潜藏着叛逆即是对个性和自然的崇尚。而儒家影响下的传统观念是克已复礼，即是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历的戕伐。这是沈复夫妻二人悲剧命运的根源。在清中期的社会里，在沈复这个以游幕为业的家庭里，按家庭和社会的意志，沈复应当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至少也应该子承父业，但他连这个念头也没动过，他情愿易儒为贾，去做个人们最瞧不起的商人。他摆脱了官场便却仍出离不了制造培育这种官场的社会，因而他处处碰壁，弄得有家难归，丧妻失子。

      在沈复的个性中没有多少可恶的情欲，他只求在自己的夫妻生活中在自己的灵魂中保留一块明净自适的天地。他赞许扬州南门幽静的九峰园，杭州西湖他批评不脱脂粉气，苏州虎丘他只取后山千顷云，苏州狮子林他却不以为然，因为喜欢的是“天然”二字。在他的这种心态上，陈芸是他的知已，陈芸也视沈复为知已。他在临终前曾对沈复说：“知已如君，得婿如此，妾此生无憾。”他们这种建立在志趣基础上的爱情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陈芸也从未鼓励沈复去读书做官，或在游幕中求得一官半职，她对于功名利禄亦如沈复一样冷淡。沈复弃儒从商，她也乐于跟随，因为这适合于她的淡泊自然的性格。一次他与沈复在苏州外菜园内避暑，面对一派农家气象，她喜不自禁地对丈夫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持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那真是一种真实平淡的想伴终身的生活。

      他们所要求保留的个性与礼教格格不入。因而矛盾愈演愈烈，以致于发展到悲剧结局。其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不思习上”，沈陈二人不求功名，但求洒脱自适。因厌恶世俗官场上的卑鄙之状，乃易儒为贾。但他所出身的衣冠之家及封建社会对读书人的要求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搏得一个封妻荫子。以家长和传统的眼光来看，沈复就是一个“不思习上”的败家子，而陈芸则是不守闺训的助纣为虐的坏媳妇。沈复夫妇为家庭所不容，被迫颠沛流离，自然还有家庭内部的财产争夺以及小人的拨弄是非，蓄意陷害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本质的原因还是他们夫妇二人的个性作风与家庭名份礼法相冲突。沈复虽然不明白这种冲突的深刻性质，但他始终不曾因自己的个性品行而忏悔过，他自信与陈芸相亲相爱是夫妻应有之义，自信个人才性无可指责，自信一生无罪于家庭。这自信就是他敢于敞开自己的胸怀的勇气的来源。

      真实是文学的本质品质。有了真，才谈得上善和美。《浮生六记》真是有时代社会的本质（个性与礼教的冲突）的，曾经那样的震憾过人们的心灵。俞平伯曾赞其文心之妙，激赏其文词之洁媚和趣味之隽永。

      《浮生六记》是散文而不是小说 ，那些可以称之为情节的东西，都被放在背景的位置。文中必须点到，也只如海上的冰山仅露其一个尖顶而已。作者意旨紧扣一个“情”字，着意表达自己各种境况中的主观感受，抒发自己郁积在心中的哀愁、愤懑、不平，现存四卷，皆是在记叙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心路历程。

      沈复陈芸是结婚十二年后因失欢于家长被逐出家门的，只好投靠朋友，仅仅以书画绣绩来维持生活。寄人篱下，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富贵中谈闲适平淡是容易的，也是难得感动人的，唯有窘迫困顿中保持平淡自然的胸襟才是难得的、动人的。因为这种平淡来自于自尊和志向，脱尽了名利心和世俗味，可以达到美的境界。沈复陈芸不改往日的潇洒，这段寄人篱下的日子竟成了他们意舒心畅的难忘的岁月。沈复写到：

      余寄居其家之萧爽楼一年有半。楼共五椽，东向，余后其三．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有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廓有厢，地极幽静。

      这种描述并不在于萧爽楼的形貌，而在于沈复对此的审美态度，一如他童年时对夏蚊的态度，可以忘却蚊虫对他的叮咬，反将它们“ 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这是一种对事物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就是这种态度可以超越物质困境，可以在苦难中寻觅到诗意。

      生离死别，人生之大痛，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卷三《坎坷记愁》中以浓厚的笔墨描写沈复与陈芸永决的情景，篇幅之大，文笔之细，在古代的散文中是仅见的。陈芸之病是由精神压抑、穷困辛劳所致。从萧爽楼回到大家庭，因连年无馆，生计无着。“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之出，焦劳困苦，竭蹶无形”。窘迫到冬衣不备的程度。已届中年的陈芸已积劳成疾，加之其弟出走，其母病殁，为丈夫所物色的小妾被人夺去，受人愚弄且遭家长训斥，郁恨愤懑，血疾大发，陈芸为了节省，竟誓不医药。陈芸病绣《心经》较晴雯补裘则更为辛酸。晴雯补裘多浪漫色彩，陈芸则更为现实“利其绣价之丰”，为柴米油盐相搏，绣经之后病情转重，不到三年就恹恹长逝。沈复在陈芸弥留之际则在言不由衷榻相伴。文中多叙述两情泪眼相持，不忍永别而不得不永别，一个温言抚慰，一个嘱托不休，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当事者痛肠欲裂，读者也随之而恸倒，这是何等的哀文！写到陈芸心脏停止跳动时——

      芸乃执吾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宇，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沥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

      沈复夫妇相濡以沫二十三年，富足闲适之日少，贫苦艰难之日多，无论富足还是贫苦，可贵的是他们对人生都能保持始终不变的超功利性的审美态度，就有一种出离尘世的清玄之美，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像是霜林月光中传出的笛声，呜呜咽咽，悠悠扬扬，有时欢快亮丽，但是轻快而仟佻，因为那音符里分明潜藏着淡淡的哀愁，有时悲戚孱弱，但哀伤而不灰暗，因为那音符中隐隐透露着顽强的笔命欲望。

      《浮生六记》所表现的正是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的冲突。这就显示出《浮生六记》在散文史、文学史上的历史坐标。它是古代“言志派”散文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散文的先声，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浮生六记》是一座桥梁。

      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自有它的表现手法和一般通则，但一部具体的作品的创作超脱不了传统，同时也超脱不了时代，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影响，都会在作品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思想内容也是如此，艺术形式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