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著名作家韩少功对省文联主席的“帽子”兴趣不大，对“戴老农的草帽”兴趣不小：从2000年始，韩少功的手每年六个月在海口“握笔”，尽他海南省文联主席的“本分”；另六个月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把锄”，在两千年前屈原行吟之所养鸡、种地。

　　中医治疗高血压获取重大成果立春后正合计着挑蔬菜种籽的韩

少功在电话那头告诉记者，“六年过去了，我总算对这些日子有了交代”———达十几万字的散文集《山居心情》初稿已经完成，这是韩少功首次全方位披露自己“一半城市、一半乡村”的生活细节。书稿现进入修订阶段，拟于今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城里吃的，是冰箱里拿出来的；在这里吃的，是从地里拔出来的，每一样都有来历

　　“我每年3、4月份必须得回去。因为开春了，再不回去播种就晚了，我们一亩多地，种了二三十种蔬菜。”提起菜地，韩少功言词间的满足，不亚于新作。韩少功说，“《山居心情》也是在山地里刨出来的，今天刨一锄头，明天刨一锄头，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从2001年6月这边房子建好开始。一本带有纪实性、自传性的散文集。”

　　“在有山有水处盖房子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挑这么一个地方不容易，当时我在长沙周边的宁乡、浏阳等地跑了个遍，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才选中了八景峒。有些地方有山没有水，有些地方交通又太不方便，都不够理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

　　据韩少功介绍，他的“农家大院”有一条70多米长的石板路，从房门通到院门，两旁种了一些梓树和竹子。“铺路的石头，是我自己到山上找的。石头有好多种，有硬有脆，有黄有青。不是所有的石头都合用。”房子有两层，卧室在楼上，“推开窗是一个水库。不用挂画，窗外就挂着青山绿水”。屋里大多是从城里搜罗来的家具，是亲友们淘汰不用了的东西，连乡下农民都看不上眼。但这里有笔记本电脑、传真电话和10个塞满了的大书柜。“当时上面要把我调任文联主席，我反复谢绝，相持不下。最后各让一步，他们同意我半年工作，半年离岗。我有了这支令箭才敢上山下乡。”

　　“家里用的水，是从山上引下的泉水。老婆开玩笑说，我们冲厕所都是矿泉水，过得也太腐败了。吃的蔬菜大多靠自己种，一般都有二十多个品种，都是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一般不用农药，绝对禁用化肥。菜长了虫子，我们就戴上老花镜去捉。实在捉不完，就让虫子吃点算了，人家好歹也有一条命。肥料基本上是鸡粪、人粪、油菜饼、火土灰，还有从附近学校挑来的猪粪。都是不错的肥料。”韩少功侃起“农经”一套一套的。

　　“我们还种了玉米、向日葵、土豆等等，也种了葡萄、柑橘、杨梅、西瓜一类水果。橘苗是从省农学院找来的良种，去年已经挂果，产量和质量都不错。柑橘特别适合湖南的气候，其他就不大行。老婆想试种木瓜。我说你干脆把自己种下去得了。你自己就是木瓜：热带作物能在这里生长吗？结果，果然都冻死了。”

　　“在城里吃的，是超市买来的，冰箱里拿出来的。在八景峒就不一样，都是从地里拔出来的，都是给你带来记忆的，是有过程的。你看着它从种子变成苗、再开花、再结果，吃起来味道自然会有些不一样。它让你明白自己从哪儿来，打哪儿去。”

　　■我刚来时，村里以为我犯什么错误，被城里开除了，而后又传我有学问，说在《人民日报》上出过一个上联，全国人民都对不出下联来……

　　韩少功告诉记者：“下雨天可以读书写作，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去串门。老乡也会到我家里来聊天，神神鬼鬼都说给你听。张家说有一种辣椒特别好，问你要不要苗。李家会问你海南什么样，国外怎么样。王家闺女要考大学了，问你哪个大学好，或者问能不能开个后门。刘家与村干部闹意见了，可能来你这里抱怨，或拜托你去帮着说说理。开始大家都不认识，但一来二去就熟了。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很多出外打工，村里老人居多，最愿意有人与他们说说话。”

　　“大同村方圆几十里，山连着山，但只有百来户人家，500多号人。所以人是稀有动物，大家一见客人都很热情，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邀你喝茶，留你吃饭。我在村里可以吃‘百家饭’，要是愿意，每年春天下乡的头一个星期，家里不开伙，也绝对饿不着。逢年过节更不成问题，今天东家请，明天西家请，都排着队。”

　　“农民知道我是个作家，但他们不大读小说和散文，不大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刚来时，他们可能以为我犯什么错误了，被城里某个单位开除了。要不怎么往乡下跑？但这并不妨碍村里人对我表示友好。有个老头还拍着胸脯大表慷慨，说你以后死了就埋在这里，这山上的地，你想要哪一块就是哪一块，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当时我吓了一跳：还有这样的欢迎方式呵？”

　　“他们心目中的文化人，就是以前的秀才，会吟诗作赋，会写对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些农民传说我学问好生了得，在《人民日报》上出过一个上联，全国人民都对不出下联来。我费了好多口舌才纠正这个误传。但有些人还不相信，说你不要太谦虚了。人家镇上的王老师都这么说，你还不承认！这真是让人没办法。”

　　“知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农民缺少一些知识，比方他们没坐过飞机，没坐过电梯，也没到过北京的王府井。但他们另有一个知识面。比方凡上了点年纪的农民都识草药，城里人在这一点上就抓瞎。”

　　■我让当地木匠把桌椅做成他们乡下人用的那样，只是该光滑的地方要光滑一些，其他地方就保持原来的树皮，喷上光漆。后来，这种桌椅在城里销路还不错，一套成本才400多元，成品可以卖1000多元

　　与韩少功家一墙之隔的是八景学校，一所九年制的当地“最高学府”，实行寄宿制。有的孩子家在二三十里地开外，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

　　韩少功来了，学校有了“第二课堂”。这位免费的“课外辅导员”把城里的文学夏令营、科普夏令营“复制”到山里。“韩辅导员”还给孩子们弄了个阅览室，捐出家里孩子们能用得着的藏书。“有一次我把老岳父订阅并收藏了十几年的《科学画报》全捐了。”外国朋友来访问他的时候，他抓住机会让老外与孩子们见见面，提高孩子们学习英语和了解国外的兴趣。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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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来了，学校也有了“计算机老师”，这个老师不仅免费教学，还附送电脑。“我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电脑，我就联系了一批城里面淘汰掉的电脑带过去，家里的旧电脑也捐了，包括我IBM的笔记本。我教孩子们输入、上网。后来，教育局也给学校配了好几台新电脑。另外，我还‘现学现卖’教过老师们Powerpoint，做些课件给他们看，我只会简单的，他们看着觉得挺好。”有个乡亲在长乐镇上做汽车生意，跟他诉苦做生意信息不灵，韩少功马上打开电脑。那人想要二手的桑塔纳轿车，当看到键入“桑塔纳”三字，全国各地相关信息尽收眼底时，他目瞪口呆。十分钟后，韩少功就把下载的那些信息交给了他。

　　“孩子们的父母，有的一辈子没出过八景峒，满山的树和竹子，也不知道如何用。”韩少功最初叫当地木匠做桌椅时，那些木匠都说不会做城里人用的家具。“我就叫他们做成你们乡下人用的那样，只是该光滑的地方要光滑一些，其他地方就保持原来的树皮，喷上光漆。”后来，这种桌椅在城里销路还不错，一套成本才400多元，成品可以卖1000多元。

　　“2000年到现在，这里已经修了四条路，最长的一条9华里。我帮着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当地政府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当最长的那条路建成时，老百姓执意要立一块碑，还要在上面刻上韩少功的名字，但被韩少功拒绝了，他充分发挥“酸臭文人”的特长，亲自撰写了一块半文半白的碑文：

　　中医治疗高血压获取重大成果“佛果路记———佛果路，东起蓝水学园，西达智峰佛寺，以该寺佛果为名，登峰绕谷，破石穿林，全长九华里，初成于公元二零零四年春。自古危梯险径，一朝变通途。数千亩山林护育乃易，民蒙其惠；凡四季游客行履遂轻，众享其欢。大同村民节衣缩食胼手胝足，辟此同心同愿同康同福之道，亦赖带头人巧谋，乡领导力助，湖南省农办与岳阳市财局济资以全。善缘聚而功德彰，当勒石为记。”

　　■中国人历来有看低劳力者的倾向，所以有“白领”的分别，现在除了健身房，“白领”的胳膊和腿基本不用。上帝给人脑袋也给了四肢，当用都得用

　　“立春了，我和老婆可以在海口的菜市、种籽店挑选菜种什么的。不管是空心菜，还是辣椒、南瓜，不同的种籽种出来就是不一样。”冬天是海南的黄金季节，省文联的许多文化活动会比较集中，韩少功和妻子冬天都会在海口。“海口的生活没什么大变化，只是春节期间会接到许多老乡拜年的电话。”

　　韩少功说，乡亲们和他熟识起来后就开始奇怪，问他乡下有什么好的。“我做过知青，有16年关于农村的记忆，城市时间更长，二者各有长短。劳心、劳力相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如果有条件，可以争取一点平衡。但像我这样躬耕于农田，条件也是苛刻的，譬如不能有太老的老人，那边医疗条件实在有限，也不能有太小的小孩，八景学校装不下那么多。”

　　“我爱人喜欢农活，她觉得出汗特别舒服。中国人历来把劳心者和劳力者的界限看得非常清楚。总是把劳力者的地位压得很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现在，除了在健身房，白领的胳膊和腿基本不用。上帝给人脑袋，也给了四肢，当用都得用。”

　　“城市并非可笑、无聊，竞争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城市有城市的丰富。只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个‘速成班’，绝大部分人的‘市龄’还很短，太多人一下子涌进城市，而公共生活的经验和习惯没法一蹴而就，交通规则、果皮纸屑都可以成为一个城市长时间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些城市像个暴发户，只有几个钱，戳个雕塑就是维纳斯，不伦不类。这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特点，是疯长的，爆炸的，而且常常是粗糙复制性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做出更好的选择，尽量少走弯路。”

　　“城市规模太大违反人性。有一个外国作家说过：什么城市？城市就是交谈。交谈是城市的灵魂。这话说得有几分道理。城市最大的好处不就是大家可以经常见面吗？不就是可以在交谈中互相激发和互相学习吗？酒吧、公园、广场、学校、剧院、展览馆，都是交谈的场所。但城市太大，交谈反而困难了。同一个大城市的朋友，常常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也就是只能打个电话，或者像香港人那样，约在某个地铁站见一眼，吃个快餐以后就赶快拜拜。这样的城市还有什么意义？”

　　“城市太拥挤也带来危险。有位英国生物学家叫莫里斯，写了一本《人类动物园》。他发现动物拥挤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得不安、残酷，富有攻击性。他说人也是这样的。人居密度太高，就可能带来很多城市病，文明病。冷漠、变态、亚健康、过劳死、抑郁症，乃至暴力犯罪，都可能与过分拥挤和过分紧张有关系。如果按照人口来衡量城市大小，估计不要多久，世界排名的前十甚至前二十，可能都在中国和印度。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新课题。”

　　“中国能不能更多发展一些中、小型城镇？创造一些更符合人性的人居环境？阳光、空气、山水都是天赐的财富，只是好多人把黄金当粪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宝贵，反而把一些蝇头小利看得太重要。有些家长逼着孩子从幼儿园就学英语，弹钢琴，背唐诗，但从不让孩子下农村，与底层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越来越远。问题是，你从没见过‘明月松间照’，你怎么理解王维？你从没见过‘床前明月光’，你怎么进入李白？现在很多城里长大的小孩，只知道‘唐老鸭’，不认识鸭子；只知道‘圣诞树’，不认识松树。”

　　中医治疗高血压获取重大成果言及此，韩少功不再滔滔不绝，沉思半晌过后说：“不是要求人人都当农民，也不是要求人人都从事体力劳动，但你至少得有反省自己生活方式的意识和能力。”

　　■畅销不是坏事，但现在说一本书畅销，是以一周、一个月、最多一年为一个周期去衡量。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看书的命运，以十年或三十年为一个周期；不以一国为单元，而是以全球为单元，有些销售统计数据就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么看，作家就会少一点短期行为，多一点诚实态度

　　曾有人把“隐居”两个字放在韩少功身上，认为这是他江郎才尽的表象，并视作困兽犹斗之时，放至乡间散步。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西望茅草地》等作品在“伤痕文学”中别出新声，《爸爸爸》等作品更使韩少功成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到后来，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在文坛掀起“马桥风波”，另一本《暗示》也引起文坛的热烈争议。2005年，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政府》和演讲谈话集《大题小作》面世，被有些评论家视为“锋芒锐利”的新动向。谈到新作《山居心情》，韩少功表示：“欧洲有一句谚语：每本书有自己的命运。随它去吧。”

　　“我最初从事写作为了谋生，功利性很强，但写作的意义在慢慢变化。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没有必要迎合那些花花绿绿、短命而多变的阅读时尚。教师有职业道德，经商有职业道德，作家也有职业道德，那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我写东西，有时是不期而遇，有时候是刻意追求。《马桥词典》和《暗示》就是这样。”提起这种“小说”和“非小说”元素相结合的新文体，韩少功说：“形式和内容，总是在互相选择，甚至本身密不可分。京胡拉贝多芬的曲子未尝不可，也能有一种荒诞的趣味。但这毕竟是一种戏作，只能偶尔为之。一般来说，就像京胡最合适拉京剧，提琴最合适拉小夜曲，古筝最合适演奏《十面埋伏》，文体需要依据题材和思想而定。《马桥词典》散文化一些，《报告政府》故事化一些，都是因地制宜，谈不上什么‘动向’。”

　　“对你来说非写不可的书，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经常给出版社泼冷水，叫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山居心情》亦如此。畅销不是坏事，但现在说一本书畅销，是以一周、一个月、最多一年为一个周期去衡量。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看书的命运，以十年或三十年为一个周期；不以一国为单元，而是以全球为单元，有些销售统计数据就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么看，作家就会少一点短期行为，多一点诚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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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波特》天文数字的销量不奇怪，这涉及许多因素，比如商业运作、社会时尚、文化心理等等。在国内，韩寒、郭敬明的书也是动辙几十万。文化消费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现在的孩子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对外界关注不够，一些具有自我相似性的内容，就深受他们追捧。我常对上大学的女儿说，我不要求你有多大成就，甚至不要求你尽忠尽孝，但请你别做短期行为，别以为天塌下来不关你的事；我可以接受你自私，但请用发展的眼光、可持续性地‘自私’。”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心出发的文字，会抵达读者的心；从脑出发的文字，只能抵达读者的脑；信笔涂鸦的文字，只会是被眼球阻挡在外的泡沫。春晚一般出不了什么好节目，但去年的《千手观音》就很火，那是因为一群残疾人在表演，他们最初没有商业动机，表演非常本色。我尊重本色的表演，也尊重本色的创作方式。我对乡间生活满意，不仅是因为它有益于写作，更重要的是满意这种生活本身。”

　　韩少功其人

　　韩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汉族，现居海南。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82年毕业后任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编辑、副主编；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随后调湖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1988年迁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现兼任海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2002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

　　1974年开始文学写作。主要著作有《韩少功文集》（10卷），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其中《西望茅草地》与《飞过蓝天》曾分别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1981）；《马桥词典》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1998），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最佳图书奖（1998），入选海内外专家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部经典”（2000）。《暗示》获2002年度“华文媒体文学大奖”的小说奖。2005年推出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政府》和演讲谈话集《大题小作》。

　　月亮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

　　城里人能够看到什么月亮？即使偶尔看到远远天空上一丸灰白，但暗淡于无数路灯之中，磨损于各种噪音之中，稍纵即逝在丛林般的水泥高楼之间，不过像死鱼眼睛一只，丢弃在五光十色的垃圾里。

　　由此可知，城里人不得不使用公历，即记录太阳之历；乡下人不得不使用阴历，即记录月亮之历。哪怕是最新潮的农村青年，骑上了摩托用上了手机，脱口而出还是冬月初一腊月十五之类的记时之法，同他们抓泥捧土的父辈差不多。原因不在于别的什么———他们即使全部生活都现代化了，只要他们还身在乡村，月光就还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禾苗上飘摇的月光，溪流上跳动的月光，树林剪影里随着你前行而同步轻移的月光，还有月光牵动着的虫鸣和蛙鸣，无时不在他们心头烙下时间感觉。

　　相比之下，城里人是没有月光的人，因此几乎没有真正的夜晚，已经把夜晚做成了黑暗的白天，只有无眠白天与有眠白天的交替，工作白天和睡觉白天的交替。我就是在三十多年的漫长白天之后来到了一个真正的夜晚，看月亮从树阴里筛下的满地光斑，明灭闪烁，聚散相续；听月光在树林里叮叮当当地飘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哗啦哗啦地拥挤。我熬过了漫长而严重的缺月症，因此把家里的凉台设计得特别大，像一只巨大的托盘，把一片片月光贪婪地收揽和积蓄，然后供我有一下没一下地扑打着蒲扇，躺在竹床上随着光浪浮游。就像我有一本书里说过的，我伸出双手，看见每一道静脉里月光的流动。

　　盛夏之夜，只要太阳一落山，山里的暑气就消退，辽阔水面上和茂密山林里送来的一阵阵阴凉，有时能逼得人们添衣加袜，甚至要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童年里的北斗星就在这时候出现，妈妈或奶奶讲述的牛郎星织女星也在这时候出现，银河系星繁如云星密如雾，无限深广的宇宙和无穷天体的奥秘哗啦啦垮塌下来，把我黑咕隆咚地一口完全吞下。我是躺在一个凉台上吗？我已经身在何处？也许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太空人在失重地翻腾和漂浮？也许我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儿在荒漠里孤单地迷路？也许我是站在永恒之界和绝对之境的入口，正在接受上帝的召见和盘问？……这是一个必须绝对诚实全盘招供的时刻。

　　我突然明白了，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

　　山谷里有一声长叫，大概是一只鸟被月光惊飞了。

　　■文/（选自《山居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