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雄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行当。其中有个以写稿子为生的新职业，从业人员不少，大多收入不低。他们既不是哪家报刊的记者，也不是作家协会的会员。说他们是“业余记者”吧，也不确切，因为他们除写稿外再没别的职业，写稿子取报酬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有人称他们为“自由撰稿人”，也有人管他们叫“写手”、“写家子”乃至“枪手”。有人说他们是地下“文字黑工厂”的“黑把头”—用剪刀和糨糊拼凑文章，或干脆把别人的作品属上自己的名字发表；他们用复印机成百上千地把“文化赝品”发往各地，然后坐等雪片般飞来的汇款单。不少人因此对自由撰稿人产生了厌恶和反感。几年来，笔者接触了许多自由撰稿人，在这里也略说一二，让人们对这一特殊群体有一个更多的认识。 

　　1自由撰稿者何许人 

　　什么是“自由撰稿人”？鉴于在辞典中还找不到明确的解释，我们权且将其称为“以文化媒体为依托，以撰写、发表文章为事业追求或生活经济来源的一群人”。 

　　什么人可以称得上是“自由撰稿人”？他们大致由以下几类人员构成： 

　　 自由撰稿人中，北京本地人为数最多，大多由最初的文学爱好者“升格”而来，由于常年笔耕不辍，出手的文章质量相对高一些，有的甚至与一些媒体形成了一种鱼水关系。但与那些“一夜成名”的演员相比，他们“投入”很多，“产出”却寥寥，无论是出名还是获利，靠撰稿都难有太大的建树，他们时常抱怨自己空握神来之笔却走进了一个电视和网络的时代。 

　　充满着写作冲动的文学青年是媒体的“义勇军”，但也是遗憾而悲壮的“退稿族”，由于文笔“嫩”，缺乏必要的社会历练，他们尚不具备撰稿的“自由”，但仍旧顽强奋斗，是自由撰稿队伍的后备军。 

　　众多媒体的记者、编辑有时也是自由撰稿人，由于为本媒体写作的稿酬较低或根本拿不到稿酬，他们也在捎带手地在同行朋友间交换发表作品，他们非以此为生，有点“玩票儿”的性质。 

　　比之前数者，漂泊在北京的外地自由撰稿人最为勤奋，他们没有演艺界的“北漂”集团的规模，也不似“画家村”中的人靠“扎堆儿”生活，他们大多单枪匹马地干。地域文化差别是横亘在他们眼前的一道鸿沟，由于他们缺乏北京生活的深切体验，文章中总是缺少纯正的京味儿，挑剔的北京人一看便知。另外，北京本土的写手们通常也不与之为伍，这无疑加重了他们成长的烦恼。 

　　应该说清楚的是：北京还生活着好多专门写剧本、小说的业余作家，他们没有依附的单位，故有别于作协管理下的专业作家。严格来讲，他们属于自由作家而非自由撰稿人，因为他们并不或并不全部以“文化媒体为依托”而撰稿、发展并生存，这是在前头自由撰稿人的概念中已经言明的。 

　　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做自由撰稿这一职业都需要丰厚的文学底蕴和良好的媒体关系。他们不似作家和记者，人家靠的是社会的认知度以及作协、媒体等单位的依托，而自由撰稿人则是靠个人能力打天下的“独行大侠”，他们采访、撰稿、发稿的充分自由化使他们自由而辛苦，浪漫而漂泊。尽管如此，还是有万千才子在各种特定环境和背景下选择了自由撰稿，因为这些人既有浓得化不开的文学情结，又有走上“文商”之路的天然悟性，两者舍其一，就成不了真正的自由撰稿人。 

　　自由撰稿人林泊同笔者说起了他的经历。他是老政工，从宣传部的干事做起，到后来的党办秘书、办公室秘书，一干就是25年。单位里好多高学历的人写出东西来往往很“臭”，而好多“笔杆子”偏偏没有什么学历，林泊就如是。林泊25年里写过的文章不计其数，但都是没有发表价值的工作计划、总结，或者献血、分房子、买国库券、为灾区捐献旧衣被的动员稿之类。 

　　好多年前，林泊在企业报上写一篇表扬工厂理发员的稿子，稿子写好了，琢磨来、琢磨去，用了一个很“前卫”的标题———《穿过你的秀发的我的手》，文章见报后，有人把那篇文章悄悄递给领导，还在标题下画了横线、加上评语———“港台翻版、小资情调”，领导的火一下子就被挑了起来：“什么‘穿过你的秀发的我的手’？牙碜，酸，谁写的？弄瓢凉水给他浇浇头！”林泊又气、又怕、又不服，心一横，索性大力写作并多方投稿。万没想到，这条被逼出来的路日后竟带给他另一方天地。开始，他只能写小品和随笔，一见报，欣喜若狂。有人在底下说：“咳，不就是个豆腐块？层次太低！”接着，林泊开始涉足八方，从小品、随笔、散文进而驾驭大块的社会纪实、人物写真、新闻扫描。林泊开始小有名气，稿费大大超过了工资。以后，林泊果断辞职做起了一心一意的自由撰稿人。芳是一个在北京获得成功的外地人，几年前两手空空来北京，靠一只笔谋生。曾经试着写小说，但是小说的写作周期长、出版困难，无法为生，后来就奋力参加媒体的征文，一年下来，她往往能够拿许多征文奖，但所获多是实物，少有“硬通货”。悟性很强的芳发现：现如今市场经济下，许多产经类的新闻和报道非常走俏，房地产、汽车、计算机等内容不断开辟专版。芳在报纸上打了一个小广告叫做“产经撰稿”，专门撰写有关“产经文化”的文章。“产经文化”算是芳的一大发明。比如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房地产的广告，大多是价位、户型、地段的简单介绍，广告公司的文案们大多只重辞藻而不屑于深入实际；房地产业内人士懂技术、懂设计，但缺乏好的文笔，写点东西术语连篇，令人读来乏味。芳专门寻找文学和经济的结合点，写有文化味的经济文章。比如从秦砖汉瓦说及新兴环保建材的应用，从北京的四合院、大杂院、简易楼、排子房说到现如今崭新的生态住宅小区。芳专门研究“产业文化”，进而将其演绎，从而吸引某一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几年来，芳写了大量诸如服装流行趋势预测、计算机网络发展走势、汽车流行潮等被称为有“卖点”的文章，这奠定了她事业成功的基础。 

　　芳不愿意人家叫她自由撰稿人。北京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主流职业”意识，过去是国营大企业吃香，后来是外资大饭店诱人，再后来是实力雄厚的技术密集型的科技产业“抖份儿”。这么说吧，除了女明星，北京人对自由职业者们有一种天然的鄙夷和轻慢，称谓上就可见一斑：练摊儿的、练的的、倒服装的，以上营生在北京人的传统意识里是小市民，还有骗吃骗喝之嫌。比如芳给报纸写的文章多了，某家报纸主编就很不客气地“呲”上稿的编辑，说你怎么老上芳的稿子，难道你不知道她是自由撰稿人？芳曾经给一家企业写过好几篇稿介绍产品，人家总是退回来，说不行还得再写，芳改来改去总挣不着钱，正暗暗抱怨自己江郎才尽，却意外地发现，在一本专业性杂志上，她写的东西正做着连载，感情她改一遍人家就上一期，一点儿也没耽误发。好多企业不惜重金用媒体发布广告，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银子花得让人眼晕，但对待撰稿人却非常刻薄，花点小钱就像对你施舍。更多的是客客气气地跟你称兄道弟，吃顿饭就求你帮忙儿，目的达到一声谢谢就打发了，在他们心里，写东西是虚的，不值个什么钱，写东西的人是拉不下面子的知识分子，给两句好话就找不着北，没大出息，不使唤白不使唤。这样次数一多，芳急了，圆乎脸一抹长乎脸，爱谁谁，先拿定金来，这样一来倒好了，如同甩掉了孔乙己的破长衫，芳终于在文字与经济的漫漫长路上走出了一排自己的脚印。在好多人的眼里，文人们言谈讲究辞藻，举止讲究风度，惟独不会经商做买卖。芳算得上是文人的另类，她是“经济文人”或“文字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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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由撰稿人在写什么 

　　 以写作题材划分，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大致可分成专业、娱乐和综合型三种。 

　　 近年来，计算机、汽车、房地产、装饰装修、美容、时装等行业的宣传攻势非常猛烈，各家报刊杂志纷纷抓住这些“卖点”扩版增刊。这些专业版面大多实行采编合一，许多入道儿不深的记者难以写出特别专业、到位的文章。于是，道儿内的一些既懂专业又有漂亮文笔的专业型自由撰稿人便应运而生，其中佼佼者甚至到了稿约不断的境地。与其他类型的自由撰稿人不同，他们兼有职务写作的特点，故其取材、撰文要方便得多。 

　　“娱乐型”是“讨巧”的一族。时下，一种“追星文化”已经不容分说地产生了，只要是关于明星的文字就特别“惹眼”，只要沾了明星的边儿，什么趣闻逸事、婚变消息乃至随便什么最无聊的生活琐事都有人感兴趣。 

　　笔者曾经看到一则描写电影演员巩俐爱吃小黄鱼的报道，那多情笔墨演绎出的寡淡文章一时间竟成为一些小报的“重头彩”，真是媚俗之至。 

　　听说曾有一位自由撰稿人因为大量抛出诸如明星们身高、体重、血型、生肖、星座、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吃食等“重磅”材料而出名。仅此，可见娱乐文化之一斑。娱乐型虽有卖点，但是能和明星们为伍却着实不易，大牌明星挑媒体、挑记者挑得很厉害，能采写到这类稿子的十有八九是一个特定的圈子内的“娱记”。也有自由撰稿人强往圈里钻的，但成功者寥寥。好在社会上到处散落着正待成名或正在渐渐失去光环的明星们，于是不少自由撰稿人就专盯上了他们。 

　　“综合型”是自由撰稿人中的“通才”，称为“杂家”、“写家子”、“枪手”。他们既没有独到的专业知识又没有追星的条件，故其笔墨无拘、写作内容紧随媒体的“脉搏”而动，久而久之练就了“指哪儿写哪儿”的本事。乔兄是京城一个小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他惯写散文、随笔，初时，他的写作内容随时令而行，春天咏绿，夏日叹水，秋天写红叶，冬天写冬储大白菜淡出北京菜市场的随想。写东西不比别的，总是买方市场，给谁写就得按谁的路子，标准因媒体而异，极难把握。乔兄呕心沥血，点灯熬油好几天，人家却说内容陈旧，流于俗套，有杜撰的痕迹。得，就算“白瞎”了。这还算好的，更多的时候，寄出的稿子根本没人理，傻傻盼着，半年一载过去，实在耐不住，硬着头皮打电话过去问，对方多是支支吾吾，敢情早就忘了！于是，乔兄不再傻写，留着多一半的时间去揣摩、分析报纸的用稿规律、风格特点，用功拜读上面的“范文”，然后才恭然行笔，经常打电话虚心求教，一来二去就和编辑们交上了朋友。勤奋、谦虚、世故，是乔兄胜算的基础。 

　　这两年，纯文学的东西市场有点下滑，乔兄把主攻方向瞄向了特稿。特稿得有素材，乔兄走在街上两眼放亮，盯上了市面上三教九流。家门口的“擦车族”、龙潭湖的鸟市、长江漂流归来的勇士、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民警等，都变成了乔兄笔下闪着亮儿的题材。 

　　新闻，乔兄抢不着，那是人家记者的事儿，乔兄专做“后新闻”，进行后期深度采访。采访不容易，因为他出师无名，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更不能说自己是自由撰稿人，那样一说，人们马上会当你是没工作的乞食者。乔兄总是托朋友介绍，有时采访一个人七拉八扯要托上好多人，累得很。但这样也好，记者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身后又有媒体做靠山，天王老子也怵他一头；作家笔下能生花，也能糟践人，都不能得罪，于是被采访者或环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闭门不见。而自由撰稿人是吃“软饭”的，得讨被采访人的好，写出的东西人家不点头、签字，就不能发，故而被采访人面对乔兄情绪放松，没有顾忌和遮掩，好多有了点儿小名气的主儿甚至能把脚丫子放松到茶几上。这样也好，乔兄更能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出来的东西有血有肉。有些名人特愿意有人给“捧臭脚”，自己舒服了还拿乔兄“送礼”，“咳，我介绍个人过去写写你，是个自由撰稿人……”一个电话打过去，乔兄就有了“下家儿”，乔兄求之不得，颠儿颠儿地就去了。 

　　几年下来，乔兄觉得自己给自己慢慢找着了“市场”。 

　　3自由撰稿人的稿费 

　　提起如今的稿费，许多自由撰稿人都是一脑门子的官司。眼下差不多什么都“市场经济”了，惟独稿费大多是十几年如一日，迈着“过去时”的四方步缓缓而行。目前，北京大多报刊的稿酬从千字20元往上至多不超过百元。而稿费是自由撰稿人的生命线，于是，就有人“一女许八家”。对于一稿多投，社会舆论反应比较强烈，但自由撰稿人对此倒也有自己的说法和做法。 

　　自由撰稿人李某对笔者说：我们发出去的稿子，人家用与不用一般很少通知，按照通行标准，三个月为限，超过时限可以转投别家，但通常有半年一载想起来才用一下子的，其时，这篇稿子可能已经转投别家并发表。再就是开稿酬慢或根本收不到稿酬，一般情况下，稿费也是三个月后才寄出，还经常被粗心点的编辑拖延、忘记。 

　　另外，除了为数不多的稿酬，自由撰稿人对自己的作品还时时有被抄袭之虞。别看有的自由撰稿人时时抄别人的东西，但他们也担心别人抄他们的。抄袭有两种，一种是个人行为，有的是一些文学青年和在校的学生们为出名而抄袭的，也有外地的“文抄公”为赚钱而抄袭的，还有一种团体抄袭行为。前不久，市面上出了一本书，里面文章多抄自北京一份杂志，为这事都打起了官司。还有一些文摘类的报刊杂志，他们有时用了也白用，得你发现后主动去讨、去争稿费。而更多的外地报纸杂志更是“抄”你没商量，而你根本就无从得知。鉴于此，有些媒体对自由撰稿人的一稿多投开始通融起来，通常根据媒体的“重量级”而论，重要媒体一般强调“首发”，有些缺稿、缺好稿的小媒体由于思稿若渴并不太讲究，再稍做改编出笼就是了。 

　　其实，有的自由撰稿人自己也不大愿意一稿多投，他们不愿为一点蝇头小利在圈儿内搞臭了自己，可又真怕吃亏。于是就自个儿定了些一稿多投的“讲究”。自由撰稿人宁三说：我的稿子都有登记，只要三个月没回音，马上转投别家，张家不用李家用，这里的废稿备不住就是那里的优稿。当然，如果是在北京很有影响的重要媒体，决不一稿多投，那太扎眼，让人家记住了会封杀你的稿子，到头来得不偿失。 

　　采访中，许多自由撰稿人都不约而同地呼吁提高稿酬、规范新闻及文化出版单位的管理，这是杜绝一稿多投现象的关键所在。 

　　4自由撰稿人的写作心态 

　　相传北京前几年曾经有一位天才自由撰稿人，写稿几近疯狂，给自己定下了一天“生产”五千到八千字的指标，但当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车子和房子的时候，却因为积劳成疾而放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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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说明，作为一个好的自由撰稿人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从业素质———“三分天赋、三分达观、四分勤奋”。京城很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一清曾对笔者说：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必须有极佳的文笔和极强的生存和社交能力，鉴于现行的文酬较低，他们必得能写一手又快又好的“急就章”，必得文思泉涌而不枯竭，若是“贾岛”式的“苦吟”者，早就喝西北风去了。再者，他们应该是杂家或者通才，为迎合读者口味，应该具有“枪手”的“准头”，还得有打移动飞靶的能力———从以前风行的散文、随笔、小小说到如今的特稿和时尚文章，他们必须随得上“大流”。 

　　一清的写作始于兴趣。开始，他是一个“写作票友”，但自从企业效益不佳，拿了三万元回家以后，他就成了一个靠写字挣钱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他把自己的写作演变成一种生产、一种劳役，他暗暗给自己加码儿，定下了一年一万元（稿费）的目标，那正是他下岗后给家庭经济留下的生活缺口。他置了一台别人淘汰下来的“386”，昼夜敲个不停，他的工作成本是电费、纸张和香烟。他发着狠地压缩成本———总是拉好了提纲才上机，决不在机器上盘桓太长的时间；总抽两块来钱一盒的“龙泉”；从来不把稿子打成稿纸的形式，一张白纸，上顶天下顶地，左右的间距也顶多一个韭菜叶宽，这样算下来两张能顶三张用…… 

　　一清年近50，身体大不如前，眼睛迎风流泪、颈椎病，可还是见天乜斜着眼睛拧着身子打字敲稿，一年睡不了几个囫囵觉。有一年一清的作品获了八次征文奖，其中同一次征文竟得了两个奖，由于一个真名，另一个用的是笔名，不得不找朋友代领。那一年下来，真就挣了一万出头儿，这钱来得不易。一清的同事开了个公司，一年下来泡歌厅、撮饭局除外还赚了二十万，劝一清：跟我干吧，现如今，谁还干这种广种薄收的营生？一清过去的一个领导，年薪制，年底光奖金拿了十万。同事说，要论才干，你一清是他爷爷辈儿的，身不动膀不摇就能发，用受那累！一清看在眼里也急，也气，但他知道自己做买卖会掰不开“镊子”，还是傻写不止。爱人不忍心让他拼命，自己又找不着工作，挣不来银子，老哭。文友们说，一清啊一清，别光狂写，抽点时间陪嫂子聊聊。一清答应着，可到时候就不是他了。写作，挣钱，养家，供老的看病、小的上学，一清的日子就这么敲下去了。一清有了点名气，杂志、报纸主动约稿的多了。一清讲信用，一旦有人约稿，就上了弦似地玩儿命赶。曾有一篇急稿，只有一天时间，一清约人、采访弄到半夜，回家沏一杯浓茶，啪啪敲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蹬着自行车给报社送稿，回来时脚下踩棉花，两眼发黑，撞上了个中学生，给人家看伤、修车花了150元，是那篇稿费的两倍强。 

　　怀远曾经是一名合同制专业作家，十几年前，他曾经历了一个作家当红的时代，那时候，作家们可以从容选题、从容写作，作品也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特别是一些大作家，他们发在杂志上的文章哪怕是言之无物也会被优先录用，编辑们总会用抢眼的大字把他们的名字放在封面最显眼的位置上，这本身就是“卖点”。这些年，纯文学的东西越来越卖不动了，纯文学的刊物也越来越少，怀远的月工资只有六百多元，不如饭店里端盘子的小姑娘，生活十分拮据，一应场面上的应酬、远足采风、风情旅游，甚至连看戏、看电影的经历统统都没有了。 

　　怀远的生活只在家、报刊亭、商场、邮局、小卖部、食堂间盘桓重复，他越来越陷入枯竭，难以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作品发表率大大下降，他不得不将自己的主攻方向转向外地，有的外地刊物用了你的稿但不给你稿费，就是寄了，也是聊胜于无，不少都是千字20元。还有的杂志社来函说：“恭喜大作，请速寄来赞助款若干，见款即发。”这有点让作家哭笑不得。作家也是人，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必先大俗才能大雅。他试着委屈自己去做一个“枪手”—某某“腕儿”手里有俩糟钱儿，要写一自传，找到了他，说写完了给一万五。这“腕儿”牛烘烘，俗不可耐，把自己吹成了赛活菩萨转世，一千年才有一个的超天才。作家犯“迂”，他按照自己惯常的文风，理出脉络、整理出情节，力求入情入理、深藏而不露。看武侠小说长大的“腕儿”不满意，说太“绕脖子”，太“酸文假醋”，得大改，要按武侠小说的路子“抡”———开篇先写108句的藏头诗，概括出“腕儿”的丰功伟绩，再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个108章，作家刚刚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腕儿”就急了，说“干活儿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等等。作家气得拍了两下桌子，说你别装孙子，老子不是“文化妓女”，不伺候了！这桌子不是好拍的，合七千五一下。“腕儿”却不怕，一挥手又来了一帮，又是采访，又是专题报道，活脱脱捧到天上去了。作家气恨交加把这事写了一篇随笔，名字就叫《写作的悲哀》，挣了80块钱稿费。 

　　如今，怀远仍在窘境中挣扎。其实码字儿为生的人不少，有码出大富大贵的，也有怀远这样码不出温饱的。有一种预测说，21世纪的热门职业包括律师、心理医生和自由撰稿人等，而眼下生活得并不轻松的自由撰稿人，似乎正以他们的顽强精神为自由撰稿这一新兴职业奠基。 

　　有一种预测说，21世纪的热门职业包括律师、心理医生和自由撰稿人等，而眼下生活得并不轻松的自由撰稿人，似乎正以他们的顽强精神为自由撰稿这一新兴职业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