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

      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类风云人物大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纷纷诞生，故在这两个世纪之交频频让我们纪念。在这个风云榜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诗人兼学者冯至的位置。作为诗人，他学生时代出版的抒情诗集《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就瞩目于诗坛，甚至被鲁迅誉为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尔后又以糅合中西某些诗歌风格的特点写成的《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以及解放后写的诗集《西郊集》、《十年诗抄》、《立斜阳集》、散文集《东欧杂记》等作品，屡屡博得文坛好评。晚年合乎逻辑地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为学者，他曾先后出版专著《杜甫传》、《论歌德》、《德国文学史》和论文集《诗与遗产》等，并译有多量的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布莱希特等大诗人的作品，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起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学部委员之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冯至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他既有国学的扎实功底，又有西学的深厚造诣。他不但能用母语写出优美的诗歌、散文，而且具有古文的过硬基础，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相当谙熟，尤对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以至拥有权威性的发言权。在德国留学的五年里，他不仅攻读了德国文学，而且也攻读了德国哲学。所以他关注的德国作家多是哲学味道较浓的诗人，除歌德、席勒、海涅外，他也关注带有“现代”特征的诗人：诺瓦利斯（这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他翻译的上述古典名家的诗歌、散文和美学论著在我国拥有众多的读者；他翻译的里尔克《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九封信》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级的现代诗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冯至先生在两个领域里的显著成就，他获得“双肩挑”的雅称。毫不意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在组织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的时候，冯至以《中国文学史》与《欧洲文学史》总负责人的资格参与并领导这两部著作的编写工作。

      冯至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除了他的作品与著述以外，还有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凡是他自己确立的研究项目，他从来不从书本到书本，引经据典地生吞活剥，快速成文成书，而是依据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和长期的生命体验，将自己的灵魂融入研究对象，作出令人感佩的解读和阐释。无论是他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杜甫传》，抑或他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作《论歌德》，论篇幅都不长，各约十五万字。但是它们的诞生过程都不短，尤其是《论歌德》，前后断续达四十年！这不禁令人想起歌德的《浮士德》，前后写了六十年！冯先生分明是用歌德写《浮士德》的精神来写《论歌德》了！无怪乎，当我收下他送来的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觉得论者和作者字字句句都在进行着生动而深入的精神交流，读来令人刻骨铭心。难怪，有一次我表示希望他再写一部关于歌德的书，他断然说：“够了。写得多有什么好！”的确，这部书几乎凝聚了他一生的精血，再写下去，就是“制造”篇幅了！

      冯至先生恪守的治学原则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他经常告诫后学的箴言，也是他用以律己的一句座右铭。他对研究对象和有关资料总是以彻底弄明白为前提，决不生吞活剥，人云亦云。有一次我编一部书，组织多人撰写十几位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中的里尔克我约冯先生来担笔。他同意了。但到时候他未能交稿。我宽限一次后又宽限一次。最后一次去取稿时，他深表歉意地说：“叶廷芳，我跟你说实话：里尔克的后期作品我并没有搞懂，所以不好写。”我听了深为感动，觉得先生在我国是以里尔克的最早介绍者闻名的，如今却这样直率地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欠缺。然而，想到出版社的频频催稿，我又十分焦急，就说：“哎呀，冯先生，您太认真了。关于里尔克的资料那么多，您参考一下别人的就是了。”他不无激动地反驳说：“别人写的那是别人的看法，诗这东西主要靠理解。人云亦云，那是问心有愧的！”这一回答掷地有声，深深震动着我的灵魂，觉得老先生这里所坚持的，正是我辈或后辈所缺乏的。作为昔日老师，他继续在给我上课。在尔后的治学生涯中，冯先生的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时时都在鞭策着我。

      冯先生虽然掌握丰富的母语功力，但无论他的诗文或译作，从不生花妙笔，铺张辞藻，而是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他经常以这种精神教导我们后辈，尤其在撰写辞书的时候。他也把像他这样的同调者引为自己的精神知己。他曾赞扬布莱希特的文字“简练”得“几乎不能增减一字”。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他在前民主德国文艺界的朋友陪同下去柏林的名人公墓扫墓。他带去一个花圈，原想献给著名诗人、原民主德国文化部长贝歇尔的，但他发现，附近布莱希特的墓碑，只是一块不足一米高的未经雕琢的三角形石头，上面只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德文名字，连个生卒年都没有。他激动不已，临时决定将这个花圈敬献在布莱希特的墓前。是的，布莱希特的文风乃至他的日常生活，包括在墓旁的住宅，就是这样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