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国

      6月2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王丽的文章《语文丢失了什么》，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

      王丽是我尊敬的一位作者，第一次读到她的文章是在1998年，当时由孔庆东、摩罗、余杰主编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一书正在市场上热卖，其中就收有王丽的《陷阱中的苦恼》一文，而后来我更知道了在此书前，王丽已经主编了《中学语文教学忧思录》一书。尚在大学念书的我为这两本书吸引和感染，在我登上教师岗位的最初几年，我的语文教学思想依然深受其影响。时间飞逝，一晃8个年头过去了，我的书架上依然立着往日的这两本书，却已难得再被我抽出阅读。及至读了《语文丢失了什么》一文，我的记忆方被重新唤醒，翻阅着两本书，对照此文，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语文丢失了什么”，这个问题太大，在从事了近7年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后，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开始怀抱谨慎。语文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解放思想，给予政策、环境的保障，需要专家们高屋建瓴、切实有效的理论指导，需要一线教师脚踏实地的探索、实践，除此以外，抱怨、嘲讽、批判、控诉……都于事无补。有人或许会说“矫枉必先过正”，对于中国的语文教育现状，必须下猛药方能改变，这样的话原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时隔8年，在王丽的文章中我读到的依然是她颇显无奈的表情与姿态，与8年前如出一辙。

      痛心疾首的追问与反思，放在青年期来看，都是可受尊敬的事，因为有青年的热情，虽显稚嫩但勇气可嘉。然而随着学识的增长，如果仍停留于不着边际的呐喊就无济于事了，先是自己失去了说话的底气，如此又如何能感染和激励他人？在《语文丢失了什么》的文末，作者这样发问：“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基于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我们母语教育的传统和价值，如何拥有一种‘坚毅恢弘之胸襟’来向世界学习，向我们自己学习——一句话，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教育？”我们且不去论这段话使用假设语气的模糊性，有一个事实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母语教育的传统和价值”，专家学者们其实一直都在思考，并有各种认识见诸报刊，那么作者所谓的“重新”一词又从何谈起？此外，作者使用的“拯救”一词也颇让人感冒，这个词让我想起《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一书编者们“这是一本拯救的书”的口号。我们的母语教育是否已经到了沦落无地的境地，需要“救世主”们降临加以拯救，恐怕这个问题也是见仁见智的。再者，语文教育改革正在进行之中，作者本人也正在参加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我相信这样的工作才是对于母语教育最脚踏实地的工作，所谓“拯救”的观点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延续了以往的一贯思路，作者在文中展示给我们的，正是她一成不变的忧思面孔，此外，对于语文教育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却难觅踪影。

      作者此文在立论上还犯了这样的毛病：从牵强对比中引出结论。

      作者确实是幸运的，她有机会领略上世纪前半叶及台湾地区国文教材的风貌，而我们，更广大的中学语文教育一线教师，与这些教材则难有一面之缘。在文中作者为了表明她对中国大陆语文教育的忧思，特别列举了今年全国高考试卷中的几个题目，与台湾地区高考试题进行对比。其实无须对比，结论的得出也早在人意料中，无非是大陆的试题死板、拙劣，台湾的试题灵动、巧妙。

      但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作者在文中使用的语句吧。在评述全国语文高考卷第4题时，作者这样写道：“笔者看了足足5分钟，也没有看出眉目。”接下去她又写：“像这样拙劣的语言材料，怎么能拿来当作高考语文试卷的题目呢？”或许是我眼拙，却怎么也看不出上述语言材料的拙劣，而我做上题，前后的思考时间，却只用了不到20秒。作者的一句“难怪判断不出答案”在我身上似乎并不奏效，同时我也不知道全国考生这一题的得分情况怎样，有人作过统计没有？在对全国卷第18题的评述中，作者仍然使用了上面的口吻：“笔者怎么也想不出第一个空格应该填什么……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作者说：“相似的问题还有。”作者这里没有在句子最后加上“很多”两字，在我看来，这显得很重要。这就表明，即使作者认为我们的高考卷中有如此“低劣的语言材料”（尽管这些材料本身是否低劣也有争议），但幸而，它还不是普遍现象。至于“相似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假如有，又有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又和我们玩了一把模糊语言。

      再来看作者对台湾高考试题的评价：“笔者一看这道题便忍不住发笑——设计得太巧妙了，堪称机心独具。”“这道题的设计，其巧妙程度堪与上题媲美。”“这些题目的高明之处尽在不言中。”被作者大加赞美的这几个试题，在我看来也是不错的，但我不知道台湾的考生这几个题目做的怎样。倘若他们真能够游刃有余地做出这几个题目，其语文功底倒真是令人刮目的，也有人作过统计没有？但我们看到作者对大陆考生的语文功底显然是不信任的，文中关于对联一题，她这样为我们的大陆考生下了结论：“不过笔者又想，要是大陆的考生，多半会闭着眼睛张冠李戴地乱送一气，结果将主人弄得一头雾水，自己没准也被老板炒了鱿鱼！”读到此，我真是庆幸，大陆的老板爆发户太多，大概不会如此文绉绉的给商业伙伴送什么对联的，否则，岂不要让作者看到许多笑话？但大陆的考生又哪会真的如此不济！

      一份试卷，有败笔和有出彩之处都是最正常不过的，很难想象一份一无是处的试卷还能宰割天下所有考生，若果真一无是处了，我们国家民族的末日，恐怕真要来到了。同理，一份完美无缺、处处出彩的试卷恐怕也不会有的。总会有这样的试题，一边有人骂着，一边却有人赞着，即如专家们一致叫好的题目，考生们也许就会不知所措。所以，综观作者在文中列举的两地高考试题，很难给人对等之感，这样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应该也是比较牵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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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此文还有一个毛病：以主观想象代替理性思考，行文缺乏内在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

      作者对全国高考阅读题中考查科技文阅读颇有不满情绪。“在每年的高考语文卷子中都有一道名曰‘科技文阅读’的题目，意在考查学生的所谓‘说明文阅读能力’。”这是作者文章的原话，在此我无意对作者之于科技文阅读的不屑态度作任何评价，我只是觉得作者在文章遣词造句、表情达意上的主观化、随意性或许正与这种态度息息相关。语文学科既具人文性，又有工具性，对考生进行语言逻辑分析能力的考查正是对语文学科工具性特征的尊重。而语文教师出身的作者，在语言逻辑力方面，恐怕要不及格了。

      在文章中我们多处读到作者仅凭主观想象甩出的词句。诸如“显然”、“我想”、“可以想见”这样的词语和短语，因为缺乏必要的语义推敲，所以难以让人信服。再如作者对台湾高考考场颇具诗意的遐想：“一时间，笔者脑海里甚至浮现出考场上那些本来面色凝重的考生们读到这道题时脸上美丽的笑容！”真是幸福的考生啊！但愿一切如作者所想。

      再譬如下面这段话：“现在，虽然名义上全国已有16个省市取得了高考自行命题的资格，可是，在出题思路上，各省市均视全国卷为范本，亦步亦趋，不敢有自己的创新。”据我所知，各省市高考命题对全国卷的模仿确实有之，但像作者这样将各省高考命题一棍子打死，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各省市高考试题创新者在目前的教改大背景下，已经屡见不鲜，而作为沿海省市的龙头——上海市，它的高考命题改革更是走在全国前列，在某些省市，高考命题与其说是在模仿全国卷，倒不如说是在向上海卷靠近更为贴切。

      作者的题目是“语文丢失了什么”，读罢全文，发现作者谈论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是高考语文命题；一是语文教育现状。这本是两个有着紧密联系的问题，但我在作者的文章中却读不出两者的关联。至于“语文丢失了什么”，这样的标题与文章内容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也是值得推敲的。

      作者的行文思路是这样的：由批判全国高考命题始，中间转至对大陆语文教育现状的反思（以上世纪前半叶国文教育及台湾地区国文教育作对比），然后以台湾高考试题为例，反照大陆标准化试题的现状，最后安上痛心疾首的结尾——“如何拯救我们的母语教育”。应该说，语文高考是对考生十多年语文学习的最后检验，由语文高考命题传递的诸多信息对于教师平日的语文教育、考生平日的语文学习都具有宏观和微观的指导意义，它必然对语文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者在文中却将两者孤立看待，对于高考语文命题这样的意义，作者语焉不详，仅用了几个上下文衔接的短句轻轻带过，不免让人心生遗憾。作者行文思维严密性的欠缺于此也可见一斑。当然，从好的方面想，我愿意猜测作者正具有这样的意图。

      最后，还是回到作者文章的题目上来。

      语文丢失了什么？相信这个问题必然能吸引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眼球。至于语文到底有没有丢失什么，恐怕倒还在其次，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语文，爱护语文，促进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2006年6月23日 作者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