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 

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88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 

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 

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我 

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 

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  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 

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 

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 

别室停放了20多分  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 

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  导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 

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没有花圈和 

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 

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 

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 

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 

凑了两句  “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  ”，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 

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  是当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 

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 

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  从 

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 

种凄凉  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 

先生一生寂寞，现  在  “质本洁来还洁去  ”。最后连骨灰都不留， 

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他自己的选择 

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  本来就是  “天不能死， 

地不能埋  ”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 

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 

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  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 

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因此  每当听父亲说   

“你们应当学钟书  ” 

    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  真正认识他，已在 

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  同住在 

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 

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 

可以在客厅里  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 

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  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 

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  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 

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  “学习  ”，那么，以  我之鲁钝，不但 

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 

的筹备工  作，这时从《清明》杂志上读到《围城》，说实在的，并 

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  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 

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 

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学部的办 

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  在这样的生活环 

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 

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 

敢  写那些与  “三忠于，四无限  ”毫无关系，只有  “封建余孽” 

才写得出来的书。  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 

    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 

就要来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 

佩他  “自说自话  ”，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 

国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  “天机不可泄漏  ”。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  “懦怯鬼”， 

但是世  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 

展开全文阅读

该忘了它曾是一朵  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 

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  “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 

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 

《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 

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征 

引书籍多  达2000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 

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 

    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  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 

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乔冠华  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  

“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 

    胡乔木则说，  “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 但是他一  忽儿法 

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  ” 

其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  “你当然知道……  ”，愚 

陋如我，哪里懂得他  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 

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h 曾跟我  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 

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自己  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 

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  自来水龙头 

一样自然流出来。而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曰，就要翻半天书，  

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那是特例，不能算 

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 

藏书。 

    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 

琶行》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 

是记不住。他怎么  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他告诉我， 

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 

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说“我 

以前那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  ”。  但是，说实在话，像我这 

样的人就是注意了，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 

    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 

少年才能  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  

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 

60年  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时，我是 

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  “奇谈怪论 ”， 

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 

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  ” 

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  年的大劫。 

    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 

说，那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  “I  

never commit myself. ”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  

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  “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 

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 

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破格当 

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 

    30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同学少年当了 

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 

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能够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 

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他却总是暗地里 

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而且力避人知。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1957年这一关，无 

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 

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  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 

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 

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 

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  取笑，既不畏缩， 

也不惶悚。这只有  “有恃于内，无待于外  ”的人才能做得到。   

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钱先生为杨 

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  “运动记愧  ”。 

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  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 

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钟书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 

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 

括文学，而且及于哲学，甚至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 

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都逃不过 

他的视线。 

    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 

我去请教钱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  

前几年中国兴起了  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 

竟然没有hermaneu tics 这个辞  条。他又告诉我  “其事未必然， 

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  ”，使我茅塞顿开。  关于后现代主 

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 

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花样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还甚至 

窒碍不通。 

    我这个人是思想懒，笔头更懒。与钱先生对话，虽然他咳吐珠玉， 

展开余文

我却未能追记，一任其随风飘落，现在已追悔无及了。自从海通以还， 

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  但是三 

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 

了。  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  “西方 

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  ”。  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 

言，敢作此言？ 

    近20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 

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 

    他的名言：  “东海  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 

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实际上是未 

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 

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 

着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 

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 

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唯一的 

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 

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  ——  “对症亦须 

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  抗战胜利以后50多年的知识分子， 

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 

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  总不如30年代和那时 

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  赶上来的 

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钱先生是达人，该想到的当然都想 

到了，不过他唯一的女儿阿元，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 

药的，却竟因为骨癌而  先他两年去世，还不到60岁。钱先生心里应 

该不能无伤痛。然而修短寿夭，终期于尽。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 

    写到这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 

噩耗后，  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给钟书先生送行。石在， 

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 

1998 年12月24日（钱先生逝后第五日）  （转自《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