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199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在《当代》

      上看到了毕淑敏这个名字，而那个深深打动我的小说叫《昆

      仑殇》。从此，我在更多的杂志上看到了她的作品，在她的

      作品中，有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叙述以及她对

      死亡冷静的叙述等。她的小说自成一家、风格独特，冷静理

      智的叙述使她的小说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毕淑敏的小说

      应验了一个道理：写作在于表达，表达源于生活。

      　　记者：《红处方》是您的第一个长篇，而生命则在这部

      小说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红处方》源何而起呢？

      　　毕淑敏：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什么样的小说，好像并不

      是他个人做了怎样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他对生活的凝聚和

      积累。我自己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已经有很多年了。一部长

      篇作品的起源绝不是偶然的事，首先吸引我的，仍然是对生

      命的关注。

      　　我想这原因是和我的经历有关的，特别是小时候就去过

      西藏，在那个自然环境恶劣地方，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然对

      生命的威胁和生命的可贵。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与自然对话

      交融，这种感觉对我是太刻骨铭心了。尤其是对我这个在西

      藏生活了11年的女兵来说，这种感觉绝不是一个旅游者式的。

      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命令，加上我又是一个做了25年医生的

      人。治病救人是我的职业。看到许许多多的生生死死，我觉

      得生命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宝贵的，人只有一次生命。很

      多人在谈起死亡时并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死亡并没有什么

      可怕的。但是一个人拿这唯一的机会（生命）去做一件无意

      义的事，有时甚至用来自我残害或者残害别人，那就是一种

      非常极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

      人不清楚、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而去残忍地浪费生命、挥霍

      生命甚至是破坏生命，以生命力作为一种资本去做一些残酷

      的事情。这非常令我痛心。《红处方》的诞生，最主要的动

      机就产生于这一点。

      　　记者：《红处方》的部分细节和人物似乎就是直接来源

      于生活。但小说中引用的资料和医学术语的解释过多，影响

      了阅读时的快感。有时候，资料插入有些生硬，打断了叙事

      的流动性。

      　　毕淑敏：为了这个题材，我专门到几个戒毒医院去采访

      过，而且亲身体验到这种生活。尽管我做过医生，但类似吸

      毒、戒毒、艾滋病这些对我还是非常新鲜和陌生的。一般记

      者去采访时只看到了这个过程，而对我而言，我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有吸毒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生？吸毒是一个世界性

      的大问题，不管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都有，作为人类的一个

      魔鬼，它越来越猖狂。这个问题和我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得一位哲学家讲过，一种幸福是一种物质。对一般人来说，

      幸福是一种感觉。而对吸毒者来说，幸福则是一种物质，它

      是由吗啡等物质构成的，是物质模拟的。我们知道幸福是凭

      着劳动智慧得到的。它是一个缓慢争取的过程，它的释放过

      程则非常短暂，这样的幸福才是珍贵的。而毒品是人用物质

      虚拟而成的一种幸福，最终它会把人引向一种极端的困境。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写，但它又必须好看。因为好看非常重要，

      否则读者不如去读哲学著作，那需要一种更大的悟性和耐心。

      　　有一位朋友对我讲，无论喜欢不喜欢《红处方》，她都

      能看下去。评论家李陀的观点同你有些相似，他看了后对我

      说过一回，他对这个作品比较喜欢。李陀是以一个读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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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我聊天的。他认为我的小说比较独特，应该在写作上对自

      己有更高要求。之所以采取这种结构，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加

      入资料截断故事的发展，这种作法是小说家所忌讳的。但是

      我的目的是一定要让读者从故事中走出来，让大家认为它是

      真实可信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是应该具有责任感的人。

      我不认为一个作家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一点责任感。

      　　记者：从小说来看，您比较善于运用自身特长，医生视

      角医院题材的小说占主要地位，开始写作时、选择题材时是

      否有此策略？

      　　毕淑敏：好多搞文学的人都当过医生呢，鲁迅和郭沫若

      也学过医，但是还没有给人正式看过病就改行了。我在文学

      上自然不足挂齿，但我从医20多年，一直做到内科主治医师，

      业务娴熟，是个不错的大夫呢。俗话说，靠山吃山，我写小

      说的时候，就经常写医生的故事，非常自然，没有什么考虑。

      我认为用什么样的笔触来写作很重要，作为修炼是一部分，

      但最重要的是一些东西在心灵里活了很久了，这是关键。

      　　记者：以前你的作品大都是讲述青春、苦难、严寒、死

      亡，我以为在你的生活历程中，一定也有另外一面，如：欢

      乐、幸福、温暖这些记忆。

      　　毕淑敏：我脑海里有很多想法，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会

      慢慢去做，你的建议非常好。我最近还给少年儿童写了一个

      长篇《雪山上的女孩》，基调都是快乐的，这个长篇的设想

      起源于台湾一家报纸的编辑，他们为我开了一个专栏。专栏

      后来集结成书，很受欢迎。

      　　记者：对于《红处方》第一部长篇的完成，有没有什么

      遗憾？

      　　毕淑敏：《红处方》有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构基本上是

      以对话支持一个近30万字的长篇，这个办法太累。回过头来

      看，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我想在以后的写作中我会更加从

      容，在叙述上，在结构、叙述、语言上把握会更合理更好一

      些。

      　　记者：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

      一句话，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毕淑敏：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一个乖乖的中学生，突然

      到了最荒凉的地方，环境巨大的反差是我无法想象的。当时

      电讯也不发达。没有电视，广播报纸这方面的也不多，我根

      本不知道共和国还有这样的无人区。从北京到西藏辗转火车

      汽车经20天才到。但我要面对很多差异，比如自然环境的对

      比、文明的对比、生理状况的对比。曾有一个评论家做了一

      个有趣的比较，他把我作品中有关“寒冷”、“缺氧”、“

      生命”、“残酷”这类字眼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同西藏本土

      作家相比，我作品中的这类字眼比他们多得多。他们的作品

      都是写对文明的向往，极力张扬西藏也有了红绿灯、酒吧、

      歌舞厅等东西。

      　　记者：由北京这个中心城市到了荒凉的雪山无人区，精

      神上的打击是不是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那样一个

      年代里，能当兵一定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毕淑敏：的确，精神上的疼痛和情绪上的失落感特别重，

      对一个16岁的少女而言。我当时是应届初中毕业生，69届。

      在当时年轻人只有两种出路，要么上山下乡，要么去参军。

      一些有背景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当时北京68届毕业生留在北

      京本地的人比较多。我父亲在军队，母亲在法院工作，当兵

      对我是自然而然的。但我参军没有靠父母，也没有背景，唯

      一的原因是我可能比较幸运吧（笑）。但是没有想到我会分

      到西藏去当兵，而且我不想当卫生员想做医生，我最愿意作

      通讯兵，但当时也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我被分到了阿里军分

      区。那里生活着一些流动的牧民。我们的任务是救治病人，

      对象是十几个边防站所的战士和这些游牧部落，主要是打针、

      发药、做急发病手术。

      　　记者：在那里生活了11年，一定有一些终生难忘的事情，

      让你永远怀念，刻骨铭心。这些大概就是您当初写作的动机

      吧。

      　　毕淑敏：那里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刺骨的冰河。在我

      们之前，只有印度人在那里行过医，一盒清凉油可以换一头

      羊。当地非常冷，没有苍蝇蚊子。但当地老百姓因为冷，有

      关节炎，特别喜欢清凉油。我们去给他们看病。有意思的是

      除了心脏检查外，他们居然要用听诊器听听大腿和脚，让我

      们哭笑不得，但也只好由着他们，这样他们心里能有个安慰。

      当时学习特别困苦。那时所有的大学都放学干革命了。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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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总要学习知识啊，如尸体解剖，怎么办？藏族有一种天葬

      的习俗，一到当地有人死，老医生就会和他们讲，我们帮你

      们天葬。开始是汽车，带着我们和尸体一块走。后来汽车走

      不了，马车也走不了了。再用担架抬尸体，一直抬到山顶。

      我个子大，经常抬担架后面，特别沉。有时候，尸体会滑下

      来，撞到我的身体，我经常看着尸体的双脚在面前晃动，心

      里可害怕了。到了山顶，教师把尸体一块块分开，教我们分

      辨人体器官的形状，如何做手术，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恐慌，

      对16岁的我而言，不学也得学啊。

      　　记得有一次边境发生战斗，牺牲了好几名战士，都是特

      别年轻的战士。一般收拾遗体不让女兵去。一是比较残酷，

      二是男女有别，但那次要求快速处理遗体，点名要我去。我

      是班长，后来看到战士的遗体时，我惊呆了，都是那么年轻

      的生命，它像美丽的开得正艳了的花朵，瞬间便凋谢了。我

      们为这些战士换上新衣、新鞋帽。当我看到尸体的前面是苍

      白如雪，而后背却是发黑呈紫蓝色以及那些子弹伤口时，我

      吓得毛骨悚然。但作为一个医生和战士，你得真实面对生命

      的死亡和恶劣的天气、单调的自然环境还有枯燥的生活。

      　　记者：所以你成为了一名作家。有时候，苦难对一个真

      正的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尤其是一个有了那么多经历

      的人。这些难忘的事中肯定对你有着巨大的影响。

      　　毕淑敏：是啊！这些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活得

      比别人洒脱超然，不大会为一些名利所累。一个人经历了那

      么多生与死之后，对于身外之物就不会那么在乎了。在高原

      地带，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刹那间生命之火就熄灭了，仅仅

      是因为一个感冒，过程之快让人无法挽救。有一次，牺牲了

      几名战士，做花圈自然是我们女兵的事。一群年轻的女兵连

      夜赶做，好不容易做到了凌晨3点钟，花圈都扎好了。突然电

      话铃响了，原来，几分钟之前又有一位战士去世了。大家再

      接着做花圈。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却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巨大的刻骨铭心的疼痛啊。

      　　正因为我对生命充满了挚爱，我才会写《红处方》，年

      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控制力特别弱，由于种种原因染上毒品，

      这非常可怕。毒品是从人的生命结构开始破坏的，依照现有

      的技术对此都束手无策。当我看到戒毒所里那么多年轻鲜活

      的生命奄奄一息时，我的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我想起了那

      些在雪山上长眠的战士，这种疼痛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

      　　记者：像您这一代人，许多人出于理想、信仰等原因，

      热衷于自愿上山下乡到边境地区去。现在时间一晃过去30年

      了，您的儿子都已经上大学了。价值观念、理想、信仰也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必您一定感慨颇多吧？

      　　毕淑敏：我个人认为，现在年轻人的理想要比我们那一

      代高很多，而且我觉得两代人的理想主义也不一样。那时的

      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而现在年轻人的理想可

      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独立个性的张扬。我对这些年轻人很

      看好。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教育程度也最高

      的一代，而且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多方面的，思想视野比较

      广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思想的统治和对思想强

      制性的灌输、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而现在是多元化了。这

      一代没有经历过恐吓、背叛、告密等这类事情，社会环境发

      生了巨变。在思想和物质文化的把握上，这一代人是最蓬勃

      最有活力的。但两代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经历过磨难的

      人，他会更善良，防人之心就会少一些。我觉得推动社会发

      展的正是正义、友善、文明。所以尽管今天这代人里也不乏

      阴暗丑陋的一面，但比较起来，还是文明、希望、前途多一

      些。总的来说，这一代人的质量要比上一代人强得多。

      　　（摘自1999年5月4日《生活时报》，作者：江熙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