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日当空、闷热难当之际，忽然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寄来一套《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八本，顿觉一阵凉意扑来，沁入肺腑。作为参与编选工作的一员，更有一种“终于印出来了”的轻松感。一看到封面上“名誉主编柯灵”字样，并且用老人签名手迹，想起他逝世两周年祭刚过去不久，不觉又引起许多伤感和怀念。这套书编选过程中，一直受到柯灵先生的关怀和鼓舞。他的几次谈话，由沈寂辑录，作为“卷首语”。一开始他就明确指出：

      编选《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这套丛书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人们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缺少应有的重视。这套系列的出版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化界，情况非常复杂，然作家阵容泾渭分明。文化汉奸和附逆文人鼓吹“大东亚和平共荣”，而有民族气节、坚持爱国立场的新老作家，置生死不顾，千方百计，发表揭露罪恶、反抗强暴的作品。

      我们几个人正是本着老人的训诲，认真地阅读和挑选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弥补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空白”的工程。那段时期，大家都好像又返回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回到那个“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的极不寻常的岁月。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开始练笔学步、蹒跚地走进文学园地的年代。好几位朋友又都先先后后、程度不同地受到柯灵老人的关怀和扶持。饮水思源，他们总难忘培育之恩。

      我自己虽然中学时代就读过柯灵先生的散文集《望春草》，喜爱他主编的后期《万象》，每期必读，但是有缘“识荆”已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初，那时他在主编一份进步的时事文化性的综合周刊《周报》和《文汇报》的“读者的话”。我第一次去拜访柯灵先生，并非作为文学青年去拜见前辈，而是手持我们大学老师当时被誉为“民主教授”的林汉达先生一封介绍信，送一份稿件给《周报》的。他们二位当时正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诸位先生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直到上海解放，尤其在我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以后，才接触较多。报纸副刊上需要哪方面的稿件，去信约请，一般都不会拒绝。一时有事不能执笔，也必定来信委婉说明，诚挚谦逊的态度，总使我们年轻的编辑引为美谈。

      同柯灵先生接触更多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八十年代中我去上海，总要去看望巴金和柯灵两位老人，他们住处也相近。柯灵先生每年来北京参加人大和政协会期间，有时也去他的住处相晤，谈谈北京和上海文坛近事，询问我写作情况，多所鼓励。１９８７年初，我离开工作岗位时，曾向许多熟识的师友和同行发信禀告，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热诚帮助。几天后即收到柯灵先生回信：

      袁鹰同志：

      得离休讯，欣然，亦复惘然。欣然者，肩仔一轻，佳作可待，对作家来说，闲裕的时间是很可贵的，告别繁剧，是一大好事。惘然者，多年与《人民日报》文艺栏打交道，未免有些去思，亦不无岁月催人之慨也。

      近日小恙，一池春水吹皱，亦颇感徒乱人意。聊泐数行，遥祝新岁百吉，身健笔健

      柯灵

      １９８７．１．２０

      捧读手书，怅然许多，前辈的关怀和鼓舞，自然衷心铭感。“一池春水吹皱”句，对当时春寒气候感慨良深，也道出许多人共同感到“徒乱人意”的惶惑而忧虑心情。九十年代中，传来老人摒除杂务，着手从事《上海百年》的鸿文巨著的消息，曾为之雀跃。大半生在上海浮沉，亲身经历上海的风雨沧桑，亲身参与上海的惊世巨变，苦乐相依，荣辱与共，写百年上海，可以说“非公莫属”。可惜老人年事渐高，体质渐差，不再有十几年前那样的精神和体力，更无复四十年代那种身处荆棘丛中仍能从容应付的韧性，终于未及全部写成，留下了千古遗憾。

      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