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柯灵的作品，我是最喜欢读的。他的杂文写得辛辣简陈，明快平实，散文追求幽深清婉，潇洒亮丽而别具特色。抗战时期，他一直潜居于成为“孤岛”的上海，编刊物，写文章，在“救亡图存、同仇敌忾”的大旗下，以纸笔为号角火炬，暴露日寇侵华罪行，鼓舞当时的读者，记录了时代的呼声，成为上海“孤岛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鉴此，他曾两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1942年后，柯灵出版了散文集《晦明》、《望春草》、杂感集《市楼独唱》等。在《晦明》一书中几乎每一篇都在揭露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时日本要以武力征服中国，其空军除了袭击贫民，还把火力集中在对文化教育机构的摧残，“迫使人类回到莽原，把文明踩在脚下”。《回到莽原》一文记录了从卢沟桥事变到10月15日，仅仅三个月，上海就被日寇空军袭毁的大学14所，中学27所，小学44所；博物院、图书馆、体育场等社会教育机关8处。除了上海，全国被摧毁的还包括天津、河北、保定、南京、南昌、广州等地一共有23所著名学府。“最令人愤怒的，是他们所加于中国文化人的特别待遇。”日寇“凡在难民中看出有些知识分子模样的，就特别加以拘禁，施以种种酷毒的刑罚，有许多是被剥光了衣服，倒挂在电杆木上，从鼻孔里灌进煤油去，最后浑身浇上煤油，用火活活烧死。”
　　作者在文末痛心疾首地呼出：日寇憎恨文化，就像枭鸟畏惧光明一样。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为了自卫，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举起了抗战的烽火！同时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公道，我们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苏州拾梦记》是一篇悲凄哀伤的抒情散文。写他73岁的寡母（其实是他的婶娘，养母），熬过了悲惨辛酸的大半生，50年后，才企盼地第一次回苏州母乡寻根，又大海捞针似地见到了旧侣金妹，圆了一场倦鸟恋旧枝的梦想。但是不久，苏州沦陷了，作者对居住在落入魔掌家乡孤零零的母亲发出了伤痛的呼叫：可怜的母亲，我可以告诉您吗？您的母乡正遭受着空前的浩劫！
　　日寇的侵略，造成了当时文学队伍的大流迁，作家为抗战奔走呼号，在连天炮火中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孤岛”上海，有许多作家和柯灵一起在坚持战斗，甚至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青年作家陆蠡，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当编辑，曾写过《海星》、《竹刀》、《囚绿记》著作。1942年因该社出版了靳以的爱国反日长篇小说《前夕》和进步刊物《文学丛刊》被查封，陆蠡因此被日寇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他承识自己是“爱国者”，威武不屈，严词谴敌，最后遭酷刑致死，年仅35岁。柯灵在《永恒的微笑》这篇悼念文章中赞扬了陆蠡的为人：敦厚、温静、谦和；肯定了他的文字：认真切实、一丝不苟、朴实中蕴藏着丰深。就是这样一位纯静的作家在敌人面前“正直毕竟使他在苟活与成仁中选取了后一条艰难的路。”
　　艺术家丰子恺在国破家亡之后，告别了被摧毁的住宅“缘缘堂”，辗转流离，逃难逃到桂林。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用漫画和诗歌的方式进行战斗。在一副老少逃难的画图上，其题词是:豺虎入中原,万人皆失所,但得除民害，不惜流离苦。丰子恺又作歌《我们四百兆人》：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崩！哪怕小东邻！我们四百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四百兆人，睡狮醒，一怒而天下平。
　　柯灵在《丰子恺在战火中》一文中，对丰子恺的勇敢、乐观 给以发扬光大，称他为“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可敬的战士”，抨击了“扯淡家”对丰子恺的污蔑。
　　当时被柯灵所颂扬的抗战文化人还有：沈西苓、周木斋、蔡楚生和梅兰芳等。
　　柯灵在抗战时期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他以杂文驱遣愤怒，以散文抒发忧郁。在编辑《民族呼声》、《世纪风》、《茶话》、《浅草》和《万象》等报刊中，又团结上海广大进步作家，不畏强敌，仗义执言，敢于抒发爱国激情。他的刊物对作者的要求是：写出各阶层爱国人民的心声，写人民大众的苦难，写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惨烈，也是足以自豪的光荣一页。作家柯灵没有辜负这个痛苦而辉煌的时代，用他手中的一支笔强烈地抒发出对祖国的热爱,对日寇的仇恨,对胜利的坚信。柯灵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