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在《拯救大地——张炜论》一文中曾论及自己对《九月寓言》的遗憾，郜元宝认为，作者在抒发他个人酝酿体悟的东西时，倾向于将自己隐藏起来，另外挑选某个或某一群在阶级、阶层、出身、教养甚至年龄性别上同自己差距悬殊的人物作为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他呼吁知识分子以“叙述主题”的身份来进行生存感悟的表述。郜元宝的这种“遗憾”使我们想起沈从文的困境：当“蒙昧”成为“和谐”的主要支撑点时，“智性”就成了一种对立物。但没有“智性”参与其中的“和谐”，又如何引领中国乡村从“原始”走向“现代”？因此，当刘亮程的乡土散文出现时，我们欣喜地看到：和沈从文不同，刘亮程的“乡土”不是苦于人事的挣扎而栖在诗性里的喘息，而是以自己的本体生命直接面对自然的启悟，独自去获得大地的灵性与神性。在他的文章中，人被还原到应有的位置，与万物朝夕相处，息息相关。他透彻地领悟到大地的永恒与生命的局限，但却超越了现实情境的束缚，在生命的局限中完成自己诗性的生存。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是经过理性选择后的诗性的皈依。他的“乡土”，是个体生命与自然万物共时存在的地方。虽时空泛化，却与独特的生命体验血肉相连。“那里的阳光和空气早已化为自己的体温，混合了自己的气息，即使远走天涯，仍然留在体内，激起永久的渴望与怀想。”那个叫做“黄沙梁”的村庄,不同于沈从文的“湘西”，也不同于汪曾祺的“高邮”，那个村庄，并不提供一个理想的自然生态所需要的“背景”，它只是让一个叫“刘亮程”的人站在那里，精神漫游于自然万物，静静体会“生命”与“命运”这两种东西。

      在刘亮程的散文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局外”与“局内”两种视角的自由切换，（二）在命运的恐惧中对生命的悲悯，（三）“家”对于刘亮程的宗教意义以及他对“中心”的消解。

      《我改变的事物》是刘亮程喜欢的一篇文字。在文章中，他以“闲锤子”的身份游离在人群之外，又融入万物的变迁中。他做着一些无意义的事：“花一晌午功夫，把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土包铲平，或在一片平地上无辜地挖一个大坑……”结果，土包上的杂草下来了，和平地上的草挤在一起；挖的大坑里，窝着一堆墨绿的草，“我改变了一小片野草的布局和长势。”他钻进玉米地；用草绳绑歪胡杨树，赶麻雀，拍一头牛的屁股……这些人类无意识的举动使一些事物有了改变，使一些生命的命运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刘亮程的目光关注着这些细小的“变迁”，这些“细节”在他的心灵里放大，那些草、虫、玉米、胡杨树，牛的命运变迁中，虽经由他的手，却蕴含着他所不了解的“某种力量”，他有些茫然；这是“局内人”的茫然。在他的很多文章中，我们看到，他细细地描述日影在村庄的缓缓移动，一只老狗的孤独；半截土墙的历史；一只小虫的死亡，一片树叶的流浪……这些细小琐碎的事物似乎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他很乐意让这些东西“留”住他，使他在不同种类的生命过程中细细揣摩。他象个科学观察者一样，忠实地记录着这些“片段”，他为我们提供的画面清晰可辩；比如；“我们家榆树上的一片叶子和李家杨树上的一片叶子，在空中遇到了一起，脸贴脸，背对背，像一对恋人和兄弟在风中欢舞着朝远处飞走了……”；比如“一只八条腿的小虫，在我的手指上往前爬，爬得极慢，走走停停，八只小爪踩上去痒痒的，停下的时候，就把针尖大的小头抬起向前望，然后再走……”。作为“闲锤子”的刘亮程扛着铁锨四处晃悠，东瞧西瞧，好象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他所说“我是另一块石头。我这种石头只配扔在荒天野地，和许许多多的乱石一起，和黄沙尘土一起，完成着一方远土上的孤寂与荒凉”。

      但这种角色并不能改变他同时具有的另一种身份：局外人的身份。他和一切生存图景贴近的同时又有一段天生的距离，这种“距离”使他常常不自觉地从具体情境中逃脱出来，将目光投注到所有事物的终极方向：狗这一辈子所隐藏起来的秘密；逃跑后的马的走向；流浪的叶子归于何方；在路上失踪的人……“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看着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代人一代人在流逝，我就站在时光之外看着他们”。站在局内的他是茫然的；站在局外，他也找不到什么答案。对于事物的终极，人们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解答。刘亮程的村庄没有规划于任何具体的时空段，它所呈现的，是时间静止情况下根植于生存的永恒的欢乐与悲哀，这种悲欢交集的感受属于所有生命。刘亮程是以往回走的方式看的，是以“永恒”这个长镜头来记录“瞬间”的，一切热火朝天的人间活动在意义与荒谬的相互叠加中显示它们的双重性，既意味深长、惊心动魄又渺小细致，既生生不息又稍纵即逝。而刘亮程则在“局外”和“局内”两种视角的不断切换中，呈现出生命的这种丰富与局限。刘亮程因此有了一种对于命运的恐惧，以及在这种恐惧下滋生出的对所有无助生命的悲悯。

      刘亮程的村庄没有文人气的田园宁静，而是充盈着一些藏起来的孤独恐惧。在《天边大火》中，睡不着的冬夜，对黑夜的恐惧，对未来的惶惑终于烧着了那场“天边大火”，但巨大火球的无声熄灭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孤独中。他知道，这恐惧只是他一个人的恐惧，无人分担。这是一个“醒”者的恐惧与悲哀，对于许多事情，我们点燃的“这片火海”除了惊动自己以外，并不能动摇什么。“黑暗”不是社会学上的黑暗，而是生存意义的荒谬与虚无对于生命的摧残。《迷失》中，这种“黑暗”更加鲜明地凸现出来，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在“天刚黑”的时侯进行，那群孩子就象在命运笼罩下无知的人类，“我们知道天上在刮风，这种风一般落不到地上，那是天上的事情……该玩的玩，该出门的出门，以为它永远和我们没关系，”但这次，“风把心中那盏灯吹灭了，天一下子黑到了心里”，所有的人都迷了路。于是，他们开始了黑暗中的摸索，在黑暗中，人聚不成群，每个人都独对着自己的“恐惧”。刘亮程把捉迷藏称为“无法失传的黑暗游戏”，因为这个游戏里蕴含着人对世界的潜在的所有的恐惧，被找到的恐惧、被遗失的恐惧，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对熟悉世界的另一面的恐惧……在这篇文章中，刘亮程在描述这个游戏时还打岔说了个关于“偷孩子”的故事，那个被偷到另一个村子，完全忘掉自己以前生活的孩子呈现的是另一种迷失：对自己生命来源的迷失。在这些迷失中，“家”就成了这些盲目摸索者的最后的宗教。一个拴牛桩的横杈，将一个孩子引回到了“家”，“……我会沿着它的指向一直地走向家去。我回摸到院门，门上的木纹和板缝……我会摸到铁锨、挂在墙上的绳子，摸到锅台……”黑暗中，这些唤起他以往记忆的东西帮他找到了家，使他在惶惶的寻找中因为有所依凭而心有所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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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刘亮程在继续沈从文思考时找到的东西：命运是风向不定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但总有一些一成不变的东西留在这个世界里，它们构成了“永恒”，而这个“永恒”就是我们永远的故乡，是我们全部唯一的宗教。唯有抓住这些东西，我们的生命才有了“根本”，生和死、新与旧才不会太多地困扰我们。因此，刘亮程笔下的“家”已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家”它是强烈的诗性召唤，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归宿，是他在流逝的万物中紧紧抓住的“生”的证据，希望藉此重新集合起“解散的生命”。当世界对于人的全部意义都集中在“家”上时，个体生命所经历的每件事也就都成了世界大事。在刘亮程的“村庄”里，因为每个“个体生命”的放大，造成了“中心”的消解，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对时代这个概念的消解。发生在世界与中国的时事被隔离在“村庄”之外，这荒远、不为人知的村庄象看待“风”一样，看待所有的变化。院门被“风”刮得哗哗响，而村人们，仍蜷缩在“家”里，听着风的呼啸，睡着自己的大觉……在《风中的院门》与《远远的敲门声》这两篇文章中，刘亮程对于“院门”的界定使他的“家”更加饶有趣味：“院门”是一个缓冲带，使“世界”与“家”永远隔离。“远远的敲门声”以及“院门”里留下的各种痕迹，使“人”在不被侵犯的情况下感受“变迁”。而住到城市后，“生活已彻底攻破了我的第一道门，一切东西都逼到跟前。现在，我只有躲在唯一的一道门后面。”在这里，刘亮程并不仅仅是呈现城乡的文化冲突，更是反思技术革命中“物质”对“心灵”的某种侵犯。“院门”成了一道心灵的屏障，守护着生命的本源，而刘亮程，也正因为是在贴近生命本源的地方发现了一种万物参与的“乡村哲学”，而使沈从文诗性的寻找在个体生命中有了一个较为可信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