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6.24.－1982.5.10.） 【清光绪八年（壬午）五月初九日生，终年99岁】
照旧时的说法，马寅初“命”好：姓马而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五马俱全”。的确，而立之后，他知名度与日俱增，以教授专家身份几度身居国家要职，再加百岁长寿、青史留名。然而，读马氏传记便知：他一生成就，更是勤学不辍、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结果；他的长寿，更得益于生性达观，以及数十年坚持冷水浴和爬山。何况他走过的路并非坦途：少年时为求学抗父命常受责打，17岁自杀未遂，留学美国时一度公费中断；任职民国政府期间，屡遭权贵嫉恨，曾囚于集中营，被特务殴打；50年代，因《新人口论》挨批，以后身处逆境廿余载，文革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孙辈把自己上百万字手稿付之一炬，90高龄因身患癌症动手术……〔注1〕

      青年马寅初

      马寅初，初名元善，浙江嵊县人。21岁入北洋大学读矿冶，4年后赴美国留学，改读经济。2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32岁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5回国，曾就职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历任教授、经济系主任、商学院院长等；讲授过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自20年代起，不断有经济学论著问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身兼立法院财政、经济两个委员会的委员长，主持制订经济法律，如票据法、交易所法、公司法、土地法、商标法、营业税法、银行法、商业登记法、保险法等。其间，他“发表多篇论文，阐明各种立法的意义、原则、程序等，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抗战前后，他屡屡公开质问、抨击政府内外政策，曾让孔祥熙当众出丑，在一次演讲中直斥蒋介石，以致被关进集中营。自1944年恢复人身自由至蒋家王朝覆灭，他依然“一马当先”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注2〕尤其被学者看重的是，“四十年代他已接近七十高龄并早已是全国皆知的唯一货币权威，犹孜孜不倦地追赶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基本理论的先进水平，其治学精神更为可佩。所以，他的新版《经济学概论》的内容，远较以往颇为畅销的几本资产阶级经济原理著作更能反映国际现实水平。”〔注3〕

      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1942）

      跟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似，20世纪前一多半时间，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引进、传播西方现成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结合国情搞应用。就前者而言，马寅初颇具代表性：长期从事教学、编著教科书，所著《经济学概论》再版多次，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注4〕。1923年，他和刘大钧等发起中国经济学社，当选首任社长。不过，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始于19世纪欧美传教士的译介和讲学；“五四”时期及以后，从海外学成回国而致力于开拓经济学教育的，还有陈翰笙、陈岱孙、王亚南等一批学者。〔注5〕胡寄窗更指出，从“五四”到1949年这30年，“是国外各色各样的经济学说的大量引进时期。翻译的作品不用说是完全照搬舶来品，即使是那些自撰的经济著作和论文，基本上均无特殊创见，大都为依样画葫芦之作，而且连葫芦也画得不一定逼真”，可说是停留在“述而不作”乃至“译而不述”的水平。“总之，这一时期，由国内学者提出的较具创见的经济思想是极其少见的。”〔注3〕马寅初虽属其中佼佼者，亦未能超越当时的环境。
在经济学应用方面，研究者发现：当年“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而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一起，也正是因此而并称三四十年代“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的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注4〕例如，马氏出版过研究中国银行业等方面的专著，曾“主导”30年代币制改革讨论，对民国财经立法及政府决策也有所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剑桥中华民国史》论及前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时，多次介绍、引用何廉、方显庭、刘大钧、巫宝三等人事迹或研究成果，却无一处提及马寅初的名字。〔注6〕

      马寅初在课堂上（1940年代）

      1949年9月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召开，马寅初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旋由周恩来推荐，以党外人士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又兼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调北京大学任校长。1951年9月，北大12位教授响应中共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由此开始，首先在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中开展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注7〕其初，马校长曾致信周总理，“敦请”毛刘周朱等领导人来北大做政治学习的“教师”。谢泳认为，此举“有损他个人名节”，因为“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请政界显要来做北大的教师，这不是书生本色”；同时指出，那场为时一年的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注8〕海外史家也认为：此运动的实质，是“缓和”了“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造的措施产生的紧张状态”；并联系到“斯大林控制俄国知识分子的前例”，以及此前中共“在延安和哈尔滨的经验”。〔注9〕
但毕竟，马寅初更关注的是经济建设。为适应建立俄式计划经济的要求，他以古稀之年苦学俄语。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完成不久，他就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人口计划问题。出于政治上考虑，直到毛泽东、周恩来1957年初相继在正式场合作过类似表述后，马著《新人口论》于“百家争鸣”期间由《人民日报》发表。不料，此文却跟其时正准备打成右派的费孝通、吴景超等人观点“汇成一股潮流”。〔注10〕在随即开始的反右中，《人民日报》根据陈伯达指示，率先对《新人口论》发难；继而毛、周及刘少奇重新表态，康生更是层层加码。马寅初则“匹马应战”，据理力争，“顽抗到底”，直至文革结束。〔注1〕这期间，他跟若干年前一样，再次显示了忧国忧民、忠于真理、不畏权贵的气节。虽然，这场“辩论”跟当时所有大批判一样，算不上学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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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控制人口的学术、政策主张，在中国已有上百年历史。论者除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之外，还有陈达（1892～1975）以及上面提到和没提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注5〕也在1957年，美籍学者何炳棣在介绍“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1746－1809）的思想后指出：“6亿人口的存在——这既是中国的力量，也是弱点——已经使讲求实效的共产党国家，开始采取限制人口进一步增加的政策。”〔注11〕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的更具体：1955年，“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预言：‘（新中国）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把计划生育作为强制性措施的政权，可以肯定，这些规定将会被普遍接受’”；还提及当时已经出现了包括“吃活蝌蚪”在内的控制生育技术的所谓“发明”，却没涉及马寅初《新人口论》。〔注9〕由此可知，马氏人口思想既非首创，而所具有的独特性，或许更在于他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兼党外高层参政者身份，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人口问题”的。〔注5〕

      晚年马寅初

      马寅初遭批判前不久，于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海外史家眼里，此文的重要性无疑超过了《新人口论》。因为，其时“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可能的重大演变”；那场讨论“反映了中央的计划部门和一些主要的非党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日益增长的独立和成熟的程度。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坚持受到批判，同时政府作出系统的努力，以制订一项更符合中国低发展水平——农业占压倒一切的地位，人口众多——的政策”。〔注9〕这也表明，马寅初跟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等，观点颇多一致，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有所影响〔参见《陈云》〕。至于马个人对当时决策的具体影响如何，虽不得而知，但大约可以肯定不是决定性的。
谈到经济学对国家财经决策的影响，今人自然会想起孙冶方等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那么，榜上为什么没给他们留下一席之地呢？对此，有必要解释几句。
学者指出：1949年以前30年，“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在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4〕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播中，“译而不述”、“述而不作”的现象似更普遍，往往限于“对号入座”式的原理解释及其论辩——但是，30年代陈翰笙发起的农村调查及其成果，是一个重要“例外”〔注3〕。

      1928年，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蔡兼所长）。他先后聘用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在中国东部数省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农村调查。其成果，既不讳言所持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目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也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不仅对国内外知识界颇有说服力，产生了广泛影响，且被认为给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更培养了孙冶方、薛暮桥等一批政治经济学人才，进而对后来的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注12〕
1949年以后30年，中国“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至于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则是由政治领袖人物一手决定，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提出与经典作家不同的理论创新，这一点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注4〕直至20世纪最后10年，这种状况才出现一些变化。因此，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首要代表人物，窃以为非陈翰笙莫属。鉴于陈老先生现仍在世〔注13〕，为遵守本榜不为生人立传的规则，故暂予搁置。

      马寅初和北大学生在一起（1950年代）

      言归正传。综上所述，马寅初对百年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经济学学科建设，30年代国家经济立法，以及50年代国家财经政策三方面。考虑到直至本世纪末，经济学（特别是所谓“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术，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特别是1949年以后）实际发生的作用有限。以外行眼光看，我甚至同意这样的说法：经济学在中国，至少在20世纪结束时，仍未必可称作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所以，若将马寅初排在榜上更靠前的位次，有所不妥。
〔注1〕杨勋等著，《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

      〔注2〕汪仁泽，《“近百年最值得尊重的学者”马寅初》，载宋嘉沛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注3〕胡寄窗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注4〕林毅夫 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注5〕《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电子版。

      〔注6〕〔美〕费正清、费惟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

      〔注7〕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注8〕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由互联网搜索下载（2001年8月）。

      〔注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98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

      〔注10〕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11〕〔美〕何炳棣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195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中译本。

      〔注12〕雷颐，《陈翰笙先生与“中国农村派”的理论与学术贡献》；侯建新，《谈陈翰笙30年代农村调查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薛暮桥，《陈翰笙与中国农村调查》，以上均载《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注13〕陈翰笙于2003年3月13日谢世，享年108岁。〔2006年3月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