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

    这是一个史诗时期的开端，开端本身就是一首辉煌的诗。这是中

国现代知识者觉醒史、奋斗史的伟大序曲，序曲本身就是伟大的。但

“伟大”与“辉煌”决不可能包容这个时期现实的一切方面，正如战

士的日常生活“并不全部可歌可泣”①。五四时期也像其他时期一样，

既有“生活的诗”，又有“生活的散文”，有激情进发的瞬间，也有

平凡的日常进程。

    五四时期也像其他时期，各不相同的人们从他们各不相同的生存

方式出发感受时代，以其“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

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构造“历史”②。因而，这一时期的文

学也像其他任何时期一样，愈丰富，内容愈广泛，愈是多方面地把握

人的各种意志、精神趋向心理现实、情绪状态，描画出命运、境遇、

个性、气质等等互不相同的人，就愈能映照那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文

学也愈足以称之为自己时期的“形象历史”。情况即使在文学表现知

识分子这一极其具体有限的范围，也是如此。

    ①鲁迅：《“这也是生活”……》，见《鲁迅全集》，第6 卷，

60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2

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作品及有关描写，特点虽也在

“丰富”，却更在“集中”。较之以后的文学时期，五四小说的主题、

情节、形象，也许是更便于综合的。你能较为轻易地从看似多样的有

关文学主题中，抽出几个母题；由看似多样的有关人物形象间，找到

几个重要的精神类型；你容易发现一时文学兴趣的归趋，从中理出脉

络线索，——而到了30年代，人们观察、思考生活的角度、方式，都

更少相似、重复，更为纷繁、歧异。

    正是上述情况，使你可以不必太费气力概括出五四时期小说知识

分子形象创造的如下几个特点，尽管概括不免会带有通常难免的武断

性与粗略性，但它究竞有可能抓住文学史的某些基本事实：（一）作

为五四小说家的对象的，基本上不是在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以自己

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期序幕的急进的知识者，不是那些

活跃于思想文化界，以自己的雷鸣电闪般的言论鼓动新潮、动摇旧世

界关于自己的信念的启蒙思想者，不是那些在五四前后接触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理论并开始了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的早期共产主义者①，甚

至绝少如高觉慧、梅行素那样的构成五四运动积极的群众基础，处在

觉醒过程中，但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精神的“新青年”。五四小说与

五四新诗之间，在反映同一段历史生活时，俨然有着无形的分工。五

四新诗的题材固然庞杂，丰富多样，但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

号》的抒情主人公那种新世纪的呼唤者、时代精神的礼赞者的形象，

那种典型的“五四式”的激情，对于历史变动的诗意感受；如刘大白

的《红色的新年》、郑振铎的《我是少年》等诗作中的昂扬意气、激

越情怀，那种新世纪黎明期特有的乐观主义，毕竟难得见于同时期的

小说。较之五四新诗中的上述作品，五四小说在表现——当然是不同

于诗的另一形态的表现——知识分子时，似乎色彩是较为灰黯的，调

子是较为低抑的，内容是较为琐碎的。其中容纳着更多痛苦：知识者

痛苦的人生经验与社会生活感受。更多悲剧性：知识者对现实的悲剧

感受，他们精神生活、感情生活的悲剧方面，—转折时期社会生活中、

知识者性格、命运中的暗影。本来，小说较之诗，它的对象就通常是

更为世俗、平凡、形而下的。

    ①也许有人会据张闻天的小说《旅途》（1925 年初版）提出异

议。这篇小说虽然也写到主人公王钩凯的某些政治意识，而人物对社

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由于出诸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知

识者笔下，与同时期的小说作品相比不能不显得独特。但是人物的那

些思想，还显得是外在于人物性格的。当时青年中的“流行病”，在

这个人物身上几乎无一不备。

    （二）就多数作品而言，五四小说在这一题材领域所提供的，与

其说是形象，不如说是“感受”、“精神现象”。除少数被公认的优

秀之作外，大量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人物，不具备较为严格的形象意义。

它们不是作为“性格”，而是作为某种精神现象、人生感受的寄存者、

体现者、表达者而存在。写“性格”，在相当一些五四小说家那里，

并没有作为自觉的艺术目的。

    不消说，我们只能由文学史的上述事实出发，开始我们的研究。

我在下文中之所以把有关的形象内容归纳为“苦闷感”、“孤独感”

这样一些方面（而不是“苦闷者”、“孤独者”等等），正是考虑到

了五四小说的实际。

    然而以上特点仍然是较为外在的，一般性的，易于发现的。难以

把握的，是包含在这一时期这一部分作品、这些形象中的内在的特征

与演进的趋向，以及这种特征与趋向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实

际历史运动、与知识者在这一时期的实际活动联系着。

    如前所说，五四小说当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时候，调子是较

为低抑的，传达的生活感受（人物的，或作者的；更多的情况下二者

展开全文阅读

浑不可分）是偏于悲剧性的。你在这一时期的有关作品中，随时会遇

到处在各种不幸境遇中，被种种个人不幸困扰、甚至压倒的“个人”，

遇到看似“纯粹个人”的欲望，遇到带有某种消极性质的个人情绪的

宣泄，而这些“个人”、“个人欲望”与“个人情绪”，又往往联系

于作者的“自我”。

    你感到狭小，压抑。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写知识分子

的作品，也被公认为给人以“重压感”。但这不是有关的文学史事实

的全部。更应当看到的是，在看似消极的精神现象中，包含着积极的

历史内容、知识者的历史进步、知识者与新时期历史的联系，他们的

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

    五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心理内涵方面，“向个人”与

“向社会”，是一对最具普遍意义的矛盾。二者在具体作家的作品和

创作发展中，尤其在五四小说的总体及其内容演进中，冲突而又同一，

基本趋向则是：由“向个人”而“向社会”——正与现代知识者在五

四时期以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历程相应。个人“苦闷感”

与对这苦闷氛围的冲决，个人“寂寞感”与摆脱寂寞的努力，个人

“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思考的突破，——有痛苦，也有追求、奋斗，

才较近于五四时期知识者的精神现实；一面“苦闷”、“寂寞”、

“思考”，一面战胜自我，冲出自我，才更合于中国现代知识者的心

理过程与情绪体验。而所有这些精神矛盾都不仅仅属于五四时期。它

们有更深刻的现实原因与历史根据。它们在五四时期之后，不但仍然

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存在，而且仍然被作为文学的对象。直到三

四十年代，文学还在接续五四时期，在同一方向上记录着知识者在反

抗社会、批判自身弱点的过程中艰难行进的历史。

    就文学对于生活的关系而言，五四小说的内容是片面的。但这种

也许是难以避免的片面性，在这一时期文学整体中，并不显得仅仅是

一种缺陷。五四小说与新诗、散文以至话剧在对同一对象领域的发掘

上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创造者的个人缺欠在“文学家家族”成就的

“整体性”中得到了某种补救。因而应当公正地说，五四小说在局限

中尽了自己对于时代、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任务。正是五四小说、新

诗、散文、戏剧依各自的功能以多种角度、形式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

考和对知识分子形象的表现，才给我们留下了可供认识、推想那一时

期知识界面貌、知识阶层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心灵历史的丰富的感性

材料。

    应当承认，我们所面对的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极不平衡。

    五四小说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反映着五四文学的一般特点：产生

了远远超出时代“平均数”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但“平均数”却不大

配得上那个时代；产生了足称“典范”的文学作品，却也造出了那样

多的平庸之作。

    我不打算忽略这些平庸之作。忽略这“多数”与“大量”，就无

从如实勾画出五四时期的文学面貌、五四小说在知识分子形象创造方

面的基本特点。文学史毕竟不是几个天才人物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

史在尊重那些杰出人物、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应当关心“基本内容”，

“基本心理”，“基本趋向”，“总体面貌与成就”。“天才”只有

在具有整体感的叙述中，才有可能被安置在与他们的实际成就相应的

位置上；典型形象也只有联系一时期文学广泛的形象内容，才有可能

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与说明。

    还应当提到，文学形象是社会历史的、文学史的和作家心理、气

质、审美意识等等等等的“综合创造物”，而由形象的各种构成因素、

形象创造的各个环节来把握对象，却是我无法胜任的。因此，本文开

笔之先就注定了片面与肤浅。但文学研究之于确有价值的对象，也像

创作之于生活，倘若你不徒劳地企图穷尽它，就大可不必因“片面”

而气短。一切缺陷和失误都会在共同的研究、发掘中，在时间的推移

与研究界的进步过程中，得到校正与弥补，——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苦闷感”与冲决苦闷的努力

    这里弥漫着苦闷的空气。沈雁冰为《小说月报》撰文，说“现在

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①。时当19！1 年，刚刚进入五四退潮时

期。但我在这里还来不及谈写在五四小说中的知识者人生思考中的苦

闷，独战社会时的苦闷，而只能涉及郁达夫所谓的“性的苦闷”与

“生的苦闷”⑧。

    表现青年知识者的婚姻痛苦和生存压力的作品，一时比比皆是。

前一类作品以《沉沦》最为风行，引出淦女士（冯沅君）的《卷施》、

《隔绝》杨振声的《玉君》等大批作品；后一类如叶绍钧的《饭》，

郭沫若的《行路难》、《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的《茑萝行》等等。

写“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还往往为同一作者所兼擅。有人概

括郁达夫小说的题材特点，以为他多写“穷”与“色”②。郁达夫的

情况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这似乎还不能算作五四时期知识者的特殊不幸。写“色”写“穷”

（而且是知识者的“色”与“穷”），中国文学史上代不乏人。使五

四小说与传统题材见出明显区别的，是五四小说家观察生活、思考知

识分子命运的自己的出发点，体现在形象中的他们作为五四知识者的

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最初抓住的思想往往潜

在地影响着作家对于生活的把握。当着五四小说家开始借助于流行思

想观察和思考生活时，他们的确使传统题材在自己的手中变了样子。

他们发现了事物之间的新的联系，——那是他们的前辈作家无论如何

也不能想见的，比如：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

    ①沈雁冰：《创作的前途》，载《小说月报》1921 年7 月第12

卷第7 期。

    ⑦参看郁达夫《关于小说的话》，收入《断残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

    ⑨比如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就写到过：“郁达

夫是个潦倒文人，小说多写‘穷’和‘伤’和‘色’。”

    人类认识自我与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是在漫长的过程中积累与

递进的。每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新时期到来之时，都必然有认识内

容的刷新。反映在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者的自我认识与对客观世界

的认识，烙印着鲜明的时代标记。应当如实地认为，“个性解放”的

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长期禁钢中的中国知识者，发生过重大的解放作

用。只是当人的自觉、人的尊严感苏醒之后，只是当知识者开始思索

自己作为人的生存价值之后，中国知识者才第一次摆脱了传统的思维

方式，作为现代知识者，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自我认识。这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发生在中国知识者中的觉醒，

不能不是中国式的。

    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个性解放”、“人的觉醒”等思想，

展开余文

在中国从来没有被赋予过纯粹思辨的色彩。中国传统哲学重伦理，重

“人伦日用”，即使在思想最称“开放”的五四时期，也由文学这一

角度反映出来。费尔巴哈的那个“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而是

“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抽象的“人”，①是中国现代知识者所

陌生的。因此，虽然五四当时就有人以为那一时期的流行思想“多摭

拾十八世纪（按指欧洲18世纪——笔者）以前之学说”②，实则即使

同一用语，一人中土，内涵也就与其发源地有所不同。②问题的更其

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中国知识者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五四运动作为一

次社会改革运动，作为一个社会革命过程的先导，它的本质和趋向规

定了知识者的思考，不但要向内探索“自我”，更要向外探寻“自我”

与时代的联系，探寻个人、知识者在历史生活、社会整体结构中所处

的位置。而在上述客观情势下，纵然生活视界的狭小和“新思潮”的

片面性怎样限制和缩小了五四小说家的生活印象、时代感受，他们在

小说中提出的许多“个人”的要求，仍然包含着社会要求、通向社会

要求。相对狭小的文学主题中已经蕴含了对于自身狭小性的否定。在

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争取人的民主权利的斗争，都

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质；即使最肤浅的解放愿望，也属于19！5 一19！

7年革命的精神准备：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意义或重大或微小，

如此而已。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3 ！页。

    ②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载《新青年》第4 卷

第1 号，1918年1 月15日出版。

    ②瞿秋白在《城乡纪程——新俄国游记》中，谈到“德谟克拉西”

和“社会主义”，在“五四”当时的学术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

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谟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

—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

还没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还说：“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

都是如此。”

    对于我们将要研究的这一部分作品，正宜作如是观。

    五四小说家当最初喊出知识者的“性的苦闷”的时候，他们的激

情正在于，他们要求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的肯定和尊重，

要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①。风行一时的《沉沦》，并没有

出现一个具体的压迫者、专制主义的化身。小说的抒情主人公呼喊着

的是：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

“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在五四小说中，这不是个别的例子。当然，五四小说中也有揭露

家庭专制的如《黄昏》（王统照）、《玉君》（杨振声），但是在更

为大量的作品里，压迫之采并不具体。主人公们似乎陷在“无物之阵”

里，与四面是墙而又不见墙的环境苦斗。即使作为人的对立物的“社

会”的形象一时还不清晰，而“要求”的民主性质却是明明白白的。

因此不止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作品，整个五四文学都使人感到一种压迫

与挣扎之间的紧张。一方面，是觉醒了的人要求冲出现实生活加之于

他们的限制（包括精神上的）；另一方面，还未曾经受实际政治变革

的社会处处为思想竖起高墙。

    普遍的苦闷感，正是觉醒了的灵魂在挣扎之中发生的。五四小说

家（尤其在他们的初期创作中），即使在形成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关系

的完整把握，认清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之前，已经因“新思潮”

而弄敏了感觉，较之前辈更尖锐地体验到了专制制度下人的痛苦。当

然，这种“新思潮”同时又妨碍了他们对于造成痛苦的社会历史原因

的进一步探究。

    “个性”、“人的正当要求”与“人的社会性”、“社会责任”，

在粗糙的认识形式中被多多少少地割裂了。这种认识特点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五四文学的成就。

    ①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 卷，

140 页。

    “新思潮”——这里仍然具体指关于“个性解放”、“人的尊严”

的那些思想——对文学的影响，甚至在五四小说家关于“生的苦闷”

的感受与表现中，也同样显示出来。与五四小说描写“性的苦闷”情

况不免相似，五四小说关于知识者的“穷”，强调的也不是经济压迫

的社会性质，而是知识者的主观精神感受、他们作为人的羞辱感。对

于那一代知识者，最可怕的，也许还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剥

夺。最为五四小说家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人物的穷状，不如说是经济

压迫在人物那里激起的心理反应。

    郁达夫的《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落日》、《离散

之后》等大批小说作品，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以

及颇具郁达夫、郭沫若风的王以仁的《流浪》、许杰的《醉人的湖风》

等等，写人物穷愁潦倒而又时时顾及体面的种种微妙的典型知识者的

心理，真可谓极尽曲折。正是这种典型的五四知识分子的心理特征，

使这类人物与同一时期小说提供的没落的封建知识者孔乙己的精神特

征区别开来。孔乙己记住了自己作为“长衫客”与“短衣帮”的界限，

却并无“人”的自觉。而五四小说家笔下的当代知识者，常常强烈地

意识着自己是“人”。“啊啊！同是血肉造成的我，我原是有虚荣心，

有自尊心的呀！请你不要骂我作燔间乞食的齐人吧／（《茑萝行》）

许杰的《醉人的湖风》，把现代读书人在一个”穷“字的威压下的种

种辛酸，抒发得淋漓尽致。

    ——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吃饭哟！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

走路哟！啊！没有钱的人，简直是不该做人，简直是不是人！

    正是由这种“人”的自我意识出发，才有对于侮辱人的经济势力

的病态的敏感，经济压迫下知识者“自我”的丧失（如王以仁小说

《流浪》中“我”在万般无奈之下对旅馆赖账，再如《醉人的朔风》

的主人公为了“乞食”而辗转尘埃），在小说家的笔下才具有了一定

的悲剧力量。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

躁蹭你罢！”

    爱牟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把来投在地板上，狠狠地

走去踏了几脚，……（郭沫若：《漂流三部曲》）……他受金钱的蹂

躏是太受够了，他如今有了几百块钱，他要报金钱的仇，他要把金钱

来蹂躏了。（郭沫若：《行路难》）

    这是觉醒中的知识者对于自己所处的卑屈地位的抗议。尽管这种

抗议带有郭沫若、郁达夫式的夸张与放诞，但知识者对于生活的这一

种特殊的敏感，的确是时代给予的。较之人物行为，更真实的，无宁

说是这种心理内容。“人的觉醒”使得对于人的尊严的恶毒戏弄，较

之肉体的饥寒，成为更加不堪忍受的东西。虽然在这一时期之后，现

代小说中仍然有对于类似的心理现象的描写，但体现在一个时期作品

中的观察角度的集中性，却是为五四文学所特有的。

    五四小说家既然不满足于提出一些较低层次上的民主要求，紧跟

着“个性解放”而来的，势必是“解放”到哪里去，“解放”之后怎

样。“个性解放”必须也只能在社会解放中、经由社会解放而实现，

——生活实践、创作实践都推动着五四小说家、知识者达到这一认识。

在这一方面，最足代表五四文学所达到的认识高度的，是鲁迅的《伤

逝》。《伤逝》回答了知识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实现了久在酝酿中的

创作的重大突破，记录了、反映了已经成为普遍事实的生活及心理过

程。反映在《伤逝》中的，是提高了、放大了的“民主要求”，深刻

化了的“苦闷”。苦闷仍然是苦闷，这里没有丝毫虚假的乐观。但是

没有比这种性质的苦闷更能直接导向社会革命的要求的了。

    正是知识者对于狭小“个人”的突破，他们对于个人不幸的社会

原因的思考，使郁达夫的小说人物在《茑萝行》中愤激地喊出了——

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

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

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

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上述认识

的进步，对于此后小说创作，发生过重大影响，从一个方面实现了两

个文学阶段间的衔接。然而“进步”在新时期之初毕竟格外艰难，也

因此“过程”在文学中显得特别漫长。视野的狭小和视角的单一，与

其他诸多原因结合在一起，限制了五四小说的实际成就；但也因“单

一”和“狭小”，更容易产生共同性，形成较为统一的创作风格。

    你可以看到，五四文学的上述内容特点和形式特点之间，有着明

显的对应关系。无论“性的苦闷”还是“生的苦闷”，在相当数量的

小说作品中，是人物喊出来的。占据画面中心的，往往不是具体的生

活场景，而是那个大声嗟叹、呼喊以至痛哭流涕的“我”。①

    关于自己的爱情小说，倪贻德索性声明道：“……我这里面所描

写的，与其说它是写实，倒不如说它是由我神经过敏而空想出来的好；

展开余文

与其说它是作者自身的经验，倒还不如说它是为着作者不能达到幸福

的希望因而想象出来以安慰自己的好。”（《玄武湖之秋·致读者诸

君》）

    不关心具体的生活过程，不关心环绕人物的客观环境，而过分热

衷于传达“我”的主观感受、内心体验，——这种特点在五四小说关

于知识分子“生的苦闷”的描写中，也造成了风格、表现方式的相似

性与单一性，使这一批作品与以后类似题材的作品见出了显然的区别。

    你永远可以凭那种调子，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把五四小说辨识出

来。

    那是五四小说家为自己的意图找到的调子，——往往在诉说痛苦

时也不失夸张、浪漫，惨伤中夹着自嘲。他们（尤其郭沫若）似乎总

有余裕鉴赏自己的贫窘。这种耐人寻味的心理现象的后面，有着中国

知识者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①

    ①由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的“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等思想熏染，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物质观、金钱观。

    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端，则有“以穷骄人”的奇特的心理现象。中

国式的士大夫常常不但不讳言“穷”，而且不惜无中生有或随意夸大，

如古典诗文中成为滥调的“敝衣蕴袍”、“鸦衣百结”之类，以至把

“穷”作为一种士大夫的奢华，在展览、夸焙中感到特殊的满足。

    “焙穷”，多半出于“寒士”、“布衣”的骄傲（知识者的精神

优越感），士人的清高（以言“钱”、言“利”为庸俗）。《世说新

语·规箴》篇记王夷甫“口未尝言钱字”，可为极端的例子。这一方

面是由中国土大夫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知识者的实

际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不治生业”，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

经济活动）决定的。鲁迅在1935年8 月！4 日致萧军的信中说：“我

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河夫

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

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

    （《鲁迅全集》，第13卷，196 贝）据冯雪峰回亿，鲁迅还有写

关于“穷”的文章的计划。鲁迅以为“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

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

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冯“还仿佛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

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

提，社会就穷不得。“’（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1937年10月15日，收入冯著《过来的时代》）五四文学由于处在过渡

时期，观念形态方面往往显示出”过渡“的痕迹。郁达夫等的作品，

经常流露出士大夫趣味，表现出与旧文化的较多的精神联系（郁达夫

诗文时有表现的在两性关系方面的风流自赏的轻薄态度，即属此类），

这里也不妨视为一例。

    五四时期以后的读者，也许不再习惯于这种调子，但正是这种调

子，激动了郁达夫、郭沫若的无数同时代人。这里不但有五四知识者

特有的生活感受，也有那一时期人们特殊的审美要求。你说是土大夫

精神上的奢侈也罢，说是乐天、达观的个人气质也罢，能嘲笑自己的

穷，究竟是一种较为健爽的情绪。但也应当承认，真穷到了绝境的人，

是笑不出来的。如果笑，也只能是惨笑，——最可怕的一种，，不表

示自嘲，而表现愤懑或绝望。为郁达夫、郭沫若所用的这一种调子，

正与他们夸张、浪漫的个人风格一致。这种调子，到抗战后期，就难

得再见于当时的小说，——那才是穷到了极度的时候。对于“穷”的

叙写，不但沉重，而且惨厉，令人感到无可逃避的压抑。郭沫若、郁

达夫的小说，也给人以“压迫感”，但那种压力往往由于作者呼天抢

地的宣泄而得以减轻。而在抗战后期类似题材的小说中，悲剧感往往

凝成阴湿沉重的愁云惨雾，使人感蔓到压在人物肩头的“生活”的可

怕的重量。

              “人生思考”和对于思想困境的突破

    五四知识分子即使在这一方面，也显得那样矛盾。他们由两个极

端的方面思考人生：极端现世、实际的，与极端抽象、玄远的。一方

面，是“食”、“色”一类最世俗的人生问题，一方面，是穷究“人

生根本’’的哲学热情。一方面，是夸大了的”自我“、”个性“，

一方面，是其大无外也因而茫无边际的”宇宙“等等。

    “人生问题”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而追究根本的倾向，

通常又总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口发生的。

    心呵！

    什么时候值得烦乱呢？

    为着宇宙，为着众生。

    （冰心：《春水。一六》）

    每当“宇宙”、“人生”一类大题目被众口议论的时候，几乎可

以准确无误地判断：生活的探层发生了变动，因而到了一个“重新估

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创作于19！8 年的《倪焕之》，关于五四时期，

作过如下生动的回顾：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流行的观念。……

    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簿里，都可以观察出桀来哲

学尤其风行。跟着“人”的发见，这实在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

根本若不究拮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的么？万一有了虚

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

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永远启示的明灯！

    整整一个时期的文学，——新诗，小说，散文，都感染着这种哲

学热情。这是冰心的哲理小诗产生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刘半农写

出了他的《敲冰》朱自清写出了他的《毁灭》。①此外，还有沈尹默

的稍觉朦胧的《月夜》、《三弦》，周作人的《小河》、《过去的生

命》以及《歧路》，更不必说郭沫若“以哲理做骨子”②的《凤凰涅

架》。这是用诗行进行的人生探索。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人物也常常

沉醉在哲学沉思中，以至“思想者”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形象的统一

的精神标记。当《海滨故人》（庐隐）开篇时，一群少女中那个最为

作者怜惜的露沙（作者的自我形象），正犯着由“人生到底作什么”

引起的“哲学病”；张闻天的长篇小说《旅途》的主人公，同样耽于

哲学思考，不免要像当时一般青年知识者那样，“到坟墓中去徘徊，

想到些人类生生死死的根本问题”。冰心小说中的青年知识者，也

“很喜欢哲学”，正在为“到底是吃饭为活着，还是活着为吃饭”这

样玄妙的问题而“烦闷”（《烦闷》），至于王统照，一个时期他笔

下的小说人物，几乎不约而同地染上了已经成为时尚的“哲学癖”。

    类似情况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知识者那里就已经发生过。

    屠格涅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追述了那些使人心神不宁的问题

“烦扰”着他和别林斯基的情景。这些问题包括“人生的意义、人们

相互间的关系和对上帝的关系、世界的起源、灵魂的永生之类”。屠

格涅夫接下来说，尽管他本人和别林斯基“都完全不是哲学家，也没

有抽象地、纯粹地、德国人式地思索的才能……而我们当时却要在哲

学中探索宇宙间的一切，只有纯粹的思维除外”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青年，也经受过看起来相似的问题的煎

熬：“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

运造成的一出胡里胡涂的悲剧。”④——问题和问题的提法就已经显

得悲观，那部分地由于欧战和战后经济崩溃的刺激。

    ①《敲冰》以象征形象，概括一种坚韧奋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

度。这种形象在同时期的小说中是较为少见的。《毁灭》则写人对于

使人丧失“自我”的外界压力的胜利。“我”一度迷失在“浓浓的香”、

“腻腻的味”中。“我”的本性在异己的力量的捉弄下，渐趋暗昧，

以至“靡靡然”，昏昏然。但“我”终于振拔，“我”的心灵喊着

“回去！回去！”回到“我的故乡”去，“摆脱掉纠缠，还原了一个

平平常常的我”，走一条坚实的人生道路。以长诗的形式记录一个完

整的人生探索的过程如《毁灭》者，亦屑难得。

    ②《三叶集》，宗白华致郭沫若，1920年1 月7 日，上海亚东图

书馆，1920.

    ⑧屠格涅夫：《回忆录·回亿别林斯基》，25、27页，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④语见周煦良择毛姆《刀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反映在小说中的五四青年知识者的哲学兴趣，远没有当年俄国知

识者那样广泛。他们的思考固然没有德国哲学的纯粹思辨的色彩，也

没有达到别林斯基时代俄国知识界所达到的深刻性。甚至对于许多思

考着的个人而言，他们的思考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过“哲学思维”的境

界。他们关‘L1的，与其说是抽象的“道”，无宁说是具体的实实在

在的一个“怎么办”。他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位哲学人生化、实际化，

——或多或少也正是“中国化”了。

    未及消化的外来的哲学思想，既然不能在作品中造成真正的理性

色彩（更不消说产生“哲理小说”），而“哲学”又那样空泛，无从

捉摸，因而较为具体的，通常只是被哲学困扰着的知识者的情绪和心

理状态而已。

    王统照的小说主人公，就总是沉溺在零乱而飘忽的冥想中。思致

并不活泼，仿佛幽咽在乱石间的一温水，流得有些艰涩。在王统照的

人物那里，这经常是一种没有结论的思考，令人感到作者与他的人物

一起，在繁重的思绪中沉下去，沉下去。……雨点落在地上，滴答滴

答，拍蹋拍蹋地响，在他一时的幻境中，他又似已经领悟到其中的意

义，但他却始终没有寻个端绪来。（《雨夕》）

    似乎无所不思，又似乎一无所思。一切都费人猜测、揣想，却总

也寻不出“端绪”来。“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

‘烦闷究竞是什么？不知道。”’（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

记》）

    上述情况决定了五四时期这类小说的一般特点：就表面看，某些

五四小说家（比如冰心、许地山）表现出对人生进行哲学概括，以小

说传达某种哲学世界观的意向。但因为所谓“世界观”不是作为对整

个生活完备系统的哲学认识，包藏在作品的总体构思中，包藏在小说

家构筑的整个艺术世界里，而多半是借助于简单的情节，由人物直接

表述出来，与西方现代派作品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相似之处。更值得注

意的是，即使感伤，即使时作愤激语，这些小说中的哲学，仍然显示

出一种尽管不免幼稚的乐观主义。一时间的确有人描写知识者失望之

余的“疲倦”以至“很世”，但更多的作者却在不约而同地颂扬着

“人间爱”。

    我在上文谈到五四小说家不长于抽象思维，但我在这里还得说，

他们这一时期特殊的艺术追求，偏偏造成一部分作品内容的抽象性。

比如王统照、冰心、许地山的演绎“爱的哲学”的那些作品。“真理

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①而后者永远比前者更便捷，也更合于知

识者的习惯。因此“哲学”与“梦”常常搅在一起，或以探讨哲学始，

而渐人于“梦境”，——比如，用“爱”编织的梦。

    ①《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 年2月16日。

    使看似具体的描写显得抽象的，往往是作者们加给这具体的“人

间爱”的非其所能承担的抽象意义。把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化了

的，是被《一叶》（王统照）的主人公天根确信其“为人间的最大的

补剂”的那个“爱”，是《旅途》（张闻天）中那一对相爱的青年男

女发愿使之“变作伟大的太阳挂在太空中，光照着一切陷在迷途中的

青年”的那个“爱”。

    “爱”在这里不仅具有“人生哲学”的意义，而且被夸张为调整

整个社会关系的杠杆。即使具体描写如何真切到入微，这种对于生活

的哲学认识也不能不造成一些作品艺术构思的虚假性。  . 问题主要

还不在于一种哲学能否成为文学作品创作构思的出发点，而在于这种

哲学本身，是不是由对于现实关系、社会人生的正确把握中引出的。

“爱的哲学”本身的虚伪性质，使小说家们难以处理“哲学——情节”

的关系。在不少情况下，他们为了“哲学”，不得不把生活净化、单

纯化了。现实性消融在了观念里。冰心的作品不厌重复地使用着相似

的艺术构思，让孩子充当带“爱”的福音给人间的天使。而在这些时

候，作为目的的，从来是“问题”或“哲学”，而不是性格。人物仅

仅为了表达思想、容纳哲学，才被造出来。人物、故事的后面，最真

实的，无宁说是作者、知识者的善良愿望，对于理想社会、合理人生、

健全的人与人关系的愿望。这是中国现代知识者初次在文学作品中表

达出的生活理想。新世纪的“初民”还不可能形成有如！0 世纪欧美

文学中那种深刻的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虽然有一种广大浮泛无所不

及的悲剧感，难以明言、难以诉诸理性分析的“烦闷”，虽然有巨大

的“人生之谜”，但观其总体倾向，却并没有强烈的个人渺小感。未

曾“参透奥秘”的人们也还没有丧失自信。①他们可能幼稚，可能肤

浅，却不可能否定生活，否定人类。普遍于、深藏在他们那些感伤的

作品中的，倒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些小说的认识价值也许首先就

在这里。

    ①五四时期确有一部分作品，使人感到在作者肤浅的人生感受与

幼稚的哲学思考面前，有一个绝大的“人生之谜”，俨然冥冥中有更

大的主宰，宇宙、人生存在着非人类所能够参悟的奥秘。“人生问题”

的困惑达于极点，也有过厌世、恨世的倾向出现。你可以想到庐隐的

《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王统照的《霜痕》、《冲突》。

正是针对青年中的上述倾向，鲁迅写了他的“随感录”六十二《恨根

而死》。但如阿尔志践绥夫的绥惠略夫（《工人绥惠夫》）那样彻底

的恨世者，究竞难得见于中国社会。“憎恨人类”的思想，在中国是

缺乏根柢的。因而虽然王统照的小说人物以为“世人可惜，触处皆是”，

“所遇之人，皆面冷心险；所历之社会，皆沉沉有死气”，似乎真的

要以一把愤火，不问玉石，一直烷过去，其实不过是欲改造中国而不

得其道途时的“愤言”而已。过分的夸张使人物的思想、姿态显得僵

硬，似乎一味矫情；描写间也常常见出革仿的痕迹。

    由1917年到19！5 年间的匆匆八九度春秋，即使真正的哲学思考

也来不及达到结论，何况中国知识者没有经受过抽象思维的充分训练，

历史也没有提供必要的余裕。充满苦难的中国社会，难以找出一间浮

士德式的书斋，供知识者作哲学沉思。迅速临近的社会革命，势必把

知识者的思维，有力地·吸引到远为重大急迫的问题上来。事实上，

“人生问题”上的哲学热情在那一代知识者中只持续了短短的一段时

间（你还一定注意到了，这种哲学兴趣在诸如鲁迅、叶绍钧等有较大

影响的作家的小说作品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瞿秋白是一个例子。

在一度的“人生迷惘”之后，青年瞿秋白毅然首途，“到饿乡去了”。

——那本是一个巨大行动前的思考时期，思考必然地代之以行动。

    五四小说包含了这一内在逻辑。历史运动的推动，使五四令说家

逐渐从各自思考的局限中摆脱出来，一度迷失在思想的旷野中的人们，

脚下都多少触到了坚硬的路面，或先或后地走向明朗、坚实的一路去。

反映在王统照小说中的这一过程，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统照19！

3年的小说《技艺》，写一个懒散、浪漫的青年，自从看了几个艺人晨

间刻苦习艺的一幕，听了他们那些切实的人生感pB之后，思路不觉转

了方向：“照例研究的”哲学名著《人生之意义与其价值》，使他怀

疑起来。“他向来不知由人生中得来的意义与价值，是个甚么本体？

有甚么作用与效果？不过他因为要研究现代哲学家的学说，不能不看

过罢了。他这时更觉得那些精神生’活，及灵肉调和的抽象的名词，

总不过只是抽象的名词罢了。”他恍然触模到了“人生”的某些结实

的方面，从纯粹知识分子式的玄想中拔出腿来，感到在那些辛苦辗转

挣扎求生的人们面前，他自己的“人生问题”不免太狭小，分量太轻

了。这不是否定“人生问题”本身，而只是否定当时所谓“人生问题”

的纯粹知识分子色彩。这种否定自然使得“人生问题”由知识分子的

哲学冥想，下降到现实的地面；将知识者的人生，联系于广大的人生；

把“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一类问题，归结为对于人的生存条件的社会

改造。经由这种否定，才令人较为亲切地触到了“众里寻它干百度”

的那个“人生的究竟”。

    事实上，即使在哲学的迷误中，也就已经包含着知识者改革社会

的朦胧愿望。“爱的哲学”反映出的，不正是知识者对于社会不平等

这种普遍的生活缺陷的发现？因而，几乎势所必至地，一味礼赞“光”

和“爱”的冰心，写出了她的《分》。庐隐也慨然想到：“为了怜悯

一个贫病的小孩子而流泪，要比因自己的不幸而流泪，要有意味得多

呢1 ”（《曼丽·寄燕北故人》）许地山三四十年代写《春桃》、

《铁鱼的鳃》，——以另一种眼光观察到的“人生问题”。但这不是

“人生问题”的取消，而只是“人生问题”的扩大：“人生问题”回

到了广阔的生活中。知识者的人生观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依然被

此后的文学所关注。只不过思考方式与表现方式都必然地变更了。

    最后还应当说明的是，即使上述发展，也不足以抹去我们上文所

谈到的那些作品的意义。朱自清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感想》，

以为五四新诗偏于“说理”，“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都在诗里表现着”，

尽管这些诗“理胜于情的多”，“但是到底只有从这类作品里，还能

够看出些那时代的颜色，那时代的悲和喜，幻灭和希望”。看五四小

说也应当用这样一种眼光：那种不成熟的思考和不完善的表现形式，

令人真切地感觉到的，正是五四青年的呼吸。

    无论怎样迂曲，“人生问题”的思考毕竞走出了自己的狭隘性，

小说家与那一代知识者，在生活的坚冰间，艰难而缓慢地向前了。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①

    ①刘半农：《敲冰》，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

               “孤独感”与打破“障壁”的愿望

    你以为奇特吗？五四小说中知识者个人与社会的新的联系建立的

最初信息，却是由看似相反的方向发出的：知识者的孤独。

    这才是一种知识者更为普遍的精神标记：孤独感，寂寞感，隔膜

感。

    鲁迅的著名短篇小说《孤独者》，也许是五四时期唯一的一篇题

作“孤独者”的小说，但在同时期的小说作品中，你却可以随时遇到

各种类型难以数计的“孤独者”。如果说“生的苦闷”、“性的苦闷”、

“人生问题的迷悯”，还都属于特定的作品系列，特定的人物群，那

么唯有上述精神标记，普遍于不同境遇的知识分子人物全体。那些苦

闷着、思考着的知识者，往往同时又是程度不同、表现方式不同的孤

独者。他们孤独地苦闷、孤独地思考，同时意识到自己处境1JLl境的

孤独，在诉说、表现孤独中，显示出摆脱孤独的意向或努力。这里汇

集着一个更大的共同性：形象的心理特征的共同性、小说家们对于一

时期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的把握角度的共同性。

    鲁迅小说中写于《孤独者》前后的几个知识分子人物，如在世人

的麻木中麻木了自己的吕纬甫，孤立无援地奋斗并失败的涓生、子君，

都应当列入“孤独者”一类。那个自觉到“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

无损”的“零余者”，是为郁达夫发现的“孤独者”类型。这是那一

时期青年熟识的“忧郁病患者”，即使“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即

使“在稠人广众之中”，他也“总觉得孤独得很”，甚而至于“比一

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沉沦》）。在陈 

炜谟的《Proem 》（收入《炉边》）中充当”主角“的，仿佛就是”

寂寞“本身’。作者又在另一篇《寻梦的人》（无聊而至于”寻梦

“，足见寂寞感之深）中发问道：”在寂寞中生下来的人，在寂寞中

养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么？“《海滨故人》里那位著作家（《一个

著作家》），据说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王统照的《霜

痕》一篇可谓善写”寂寞“了。主人公茹素不意撞倒了一辆尿桶车，

却在车夫的恐怖战栗中狂笑道：”不寂寞！……只是不寂寞呵！……

任何事都有趣味。一。

    呵呵！车夫，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省却称再走多去的路，我寂寞

的过活中，有这一来，多少总有点臭味了。……“而且”兴奋地举起

左臂来向鼻问嗅了几次“，其狂态可见。

    知识者的“孤独感”，几乎可以称之为世界性的文学主题，而

“孤独”，则是不分地域、不分时期的知识者共同的“家族纹章”，

在某种尺度下，还被作为耻辱的标记、无药可医的痼疾。部达夫（或

者说他的主人公）曾经不无困惑地说：“我想这胸中的苦闷，和日夜

纠缠着我的无聊，大约定是一种遗传的疾病。但这一种遗传，不晓得

是始于何时，也不知将伊于何底，更不知它是否限于我们中国的民族

的？”（《过去集·一封信》）五四小说对人物“孤独感”的着意渲

染，其中也不无把体味“孤独”

    作为精致的精神享受的知识者的奢华。他们中的有些人，半是自

怜，半是骄矜，不唯宣泄、展览这孤独，而且不惜放在舌尖上，细细

地品味咀嚼，顾恋再三，低回不已。郁达夫即使在这类场合，也显示

着他一贯的坦白。他孤独，他玩味这孤独，从中尝到微甘；他感伤，

狂呼，在狂叫中体验着快意，并欣赏自己这狂态。他曾表示过“人生

一切都是虚幻”，只有“凄切的孤单”，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

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而“牢牢捉住了这‘孤单’的感觉，细细

地玩味”，然后把它表现于艺术，“便是绝好的‘创造”’。他甚至

不无天真地对友人说：“沫若！我说你那一篇《歧路》写得很可惜，

你若不写出来，你至少可以在那一种浓厚的孤独感里浸润好几天。现

在写出了之后，我怕你的那一种‘凄切的孤单’之感，要减少了吧？”

（《过去集·北国的微音》）

    但是五四小说家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在自己）那里，绝

不仅仅发现了所谓的“精神遗传”。他们既然是“时代儿”，被他们

所描写的“孤独感”，必然从各自不同的方面联系着、映照着时代生

活的变动，曲折地包含着知识者的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特殊联系；

而对于“孤独感”的种种不同角度的描写和解释，也必然映现着小说

家各自不同的现实处境、思想特点、个性与气质。这些不同一旦企流

在一起，难道不也令人看出那一时期知识者精神现实的丰富性与复杂

性？

    这里的确有不同质、不同思想根抵的孤独，——历史的积淀物使

人与人不能相通的孤独，历史运动改铸了社会关系造成的新的孤独，

思想前进了的知识者处在变动缓慢的生活方式中感到的孤独，先觉者

为麻木、蒙昧所包围而经验着的孤独，知识者当着尚未找到走向人民

之路，尚未找到与工农劳动者之间的精神桥梁时不能不体味到的孤独…。。

    “孤独感”作为五四小说中知识分子人物普遍的心理现实，恰恰

像一方双面镜，一面映照出历史转折期社会关系的某些特点，一面映

照着知识者自身的实际（包括他们的精神弱点）；既令人看到社会变

动在知识者这里的独特的心灵映象，这种心灵映象中又有着知识者自

身的某种本质。

    叶绍钧的第一部小说集题作“隔膜”。收入集中的小说《隔膜》

的内容，今天看来，应当说是很平凡的。——小说的主人公“我”

（也不妨部分地看作叶绍钧的自我形象），在阔别之后重返故地。在

亲朋故旧之中，“我”期待着亲情和友谊，期待着人与人精神上的感

应、共鸣√L1和心的相接。但是“我”在每一处看到的，都是并非出

于必要的敷衍，JLl 口不应的酬对，冷漠，麻木，虚伪……“我如漂

流在无人的孤岛，我如坠入于寂寞的永劫……”这种感围喟，像是同

一位作者写在前一年的《旅路的伴侣》中类似慨叹的回声：“我怎样

的孤寂呵！统计全船的人，大约在十五以上，可是我觉得一个也没有，

止有孤单的一个我。…。·心与心之间筑起了无形的坚壁，厚实而致

密，决不容摇撼或窥探，那就令在千人万众之中，又怎能不引起孤寂

之感呢？”这似乎可以看作叶绍钧创作中“‘隔膜’的发现”时期，

因而他的小说里才让人们看到那样普遍地竖起在人与人之间的“无形

的坚壁”。①《云翳》令人看到了爱人之间的“隔膜”，《义儿》则

让人看到至亲骨肉——父母与幼子之间的“隔膜”。即使在《饭》中，

受着饥饿的威胁，感染着父母的忧惧的乡村学校中的儿童，和同样生

活在穷愁中、为生计而忙迫的他们的教员，感情也并不相通，后者反

为前者所汕笑。那篇《小铜匠》，当谈到作为教员的“我们”和曾一

度就学而后当了刘、铜匠“的学生时，你所熟悉了的叹息声又响起了：”

我们与他们，差不多站在两个国度里，中间阻隔着一座高且厚的墙。

彼此绝不相通……“

    ①顾  颉刚在《隔膜·序》（1921年7 月10日）中引录叶绍钧的

如下一段话：“我有一种空想，人与人的隔膜不是自然的，不可破的。

我没有什么理由，只是一种信念罢了。这一层膜，是有所为而遮盖着

的；待到不必需的时候，大家自然会赤裸裸地相见。到时，各人相见

以心不是相见以貌。我没有别的能力，单想从小说里略微将此义与人

以暗示。……”顾颉刚以为，这是叶绍钧“近来做小说的宗旨”。

    这决不是一种自私的纯粹个人的悲哀，而且也不是仅仅由叶绍钩

一个人感受到的。王统照小说中一对朋友在月下倾谈的时候就说过：

“……人间原是张了隔膜的密网：要将人们全个笼在里面的。”直到

写作《灵海潮汐》诸篇时，庐隐的人物还在诉说着：“……隔膜仿佛

铁壁铜墙般矗立在人与人的中间。”（《何处是归程》）这里不免掺

混着“众醉独醒”的知识阶级的自我优越感，但其主要方面，是经由

知识分子的心理现象对于社会历史和现实关系的映照。

    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人的“隔膜”。是长期封建专制的

弊害之一。序俄译本《阿Q 正传》时，鲁迅痛切地说过：“别人我不

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

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

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

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

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

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

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②这种

“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的意思，

鲁迅在其他文章中也谈到过。⑧①《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931.

⑥《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见《鲁迅全集》，

第7 卷，81页。

    ②参看《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1 卷。

    这里有着重重叠叠的历史的投影。

    李大钊在他的政论中，也解剖了同一种社会病象，虽然对病源的

分析未免失之简单、片面，而所开的药方也未必恰对症候：“我们觉

得人间一切生活上的不安不快，都是因为用了许多制度、习惯把人间

相互的好意隔绝，使社会成了一个精神孤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

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

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人类活泼泼的生活，受惯

了这些积久的束缚、隔绝，自然渐成一种猜忌、嫉妒、仇视、怨恨的

心理。这种病的心理，更反映到社会制度上，越颇加一层黑暗、障蔽，……”

而解除这种“束缚”、“隔绝”、“障蔽”，则首在“精神解放”。

①——当然，问题的解决途径决不会有如此的直截痛快，而如果病象

的主要病源——专制制度及其残余还存在，普遍的“隔膜”是不会最

终击破的。

    ①李大钊：《精神解放》，1920年2 月8 日《新生活》第25期。

署名孤松。

    “隔膜”作为一种社会病象，尽管不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存在，却

是在这一时期才被普遍地发现、感受，而且感受得如此尖锐的。这是

因为先觉者第一次发现了现存社会，发现了现实关系的不合理性，至

少膜舱地感到了这一点。正是这样的“发现”，使得被忽略、容忍了

几千年的东西，突然间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因而“隔膜”虽然未必都

是“时代的”，上述那一种“隔膜感”，却毫无疑问地是时代的。

    既往的历史，不过是造成“隔膜”的一个原因，而且在当时，还

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隔膜”在五四时期，首先是从社会关系的新

变动中发生的。

    历史的每一次非常态的突进，都势必在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造成新

的隔膜，使陌生的变得熟悉，让熟悉的见出疏隔；令曾经亲近过的人

们疏远，而又让素无缘分的陌生人走到一起来。仅仅思想界在短短数

十年间的三次“伟大的分裂”，就在知识者群中实现了多么复杂繁复

的分化、组合。上文所谈到的叶绍钧的《隔膜》，就透露出了此中消

息。把亲朋故旧与“我”隔开的，固然是“他们”对时代变动的冷漠，

也未始不同时是“我”自身的思想变迁。虽然在小说中这两面都不免

朦胧。作者记录下了这种心理感应，却未必能够诉诸理性的判断。这

些作品并不能给人以时代的尖锐感。而当着作品产生的那一短暂时期

过去之后，这类小说也就无从再次激起人们的感应与共鸣。

    更深刻、也涂染着更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是反映在五四小说中的

真正先觉者的孤独。只有在这种“孤独感”里，才重浊地震响着历史

冲突在个人精神世界中撞出的回声，才更能称之为“时代矛盾在具体

人物那里的心灵映象。

    五四小说中刻画最有力的孤独者的形象，是鲁迅的魏连受。

曾经“出外游学”，受过现代教育的魏连受，常常发些异端气味的议

论，因而被人们视为“异类”的魏连殳，不见容于社会、流俗，自己

也轻蔑社会、世俗眼光对他的轻蔑。他的武器是沉默。这是一个岩石

一样沉默着的孤独者，绝对不像当时浪漫主义小说流行的主人公们那

样神经脆弱而工愁善感。然而最可悲哀的，也许就是“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①吧。鲁迅比之为“沙漠”，

——“沉重的沙……”②。魏连殳是否“叫喊”过，小说没有明显的

提示。也许在开口之先，就已被“沙”窒死了。包围着魏连受、吕纬

甫，陷他们于可怕的孤独的，是蒙昧的“多数”，历史的“无主名无

意识的杀人团’，，生活的消磨人的停滞性、落后性。这不是”一个

人的受难“，因为站在这儿的，是背负着”历史“与民族苦难的”一

个人“。

    较之同时代人，鲁迅有敏锐深刻到无可比拟的悲剧意识，他的痛

苦也因而深切得无可比拟。正是这样的鲁迅，才习惯于以对整个中国

历史的批判眼光看人物的个人悲剧，把历史的悲剧集中在“个人”身

上。也只有这样的“个人”及其命运，才足以寄托他的忧愤，才足以

负载他对于历史的沉思。如此饱满的性格在五四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群

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有鲁迅，五四文学才有了这一个“孤独者”和他

的“孤独”。

    正如已经有人指出过的，魏连殳形象的深刻性首先在于，鲁迅是

由先觉的知识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角度观察人物、提出问题的。

问题本身就尖锐、深刻。

    五四小说所反映出的知识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在整个现代文学史

上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关系的独特性在于：以后时期的作品从来没

有像这一时期那样，深刻的悲悯与明确的批判倾向结合在一起。我在

这里不只指那些直接表现知识者与劳动者间的接触（即二者出现在同

一画面上、至少同一情节发展中）的作品。五四小说作为知识者的创

造物，其中关于劳动者的描写，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一时期知识者的

心理倾向。

    ①《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l 卷，417 页。

    ②《为“俄国歌剧团”》，见《鲁迅全集》，第1 卷，382 页。

    具体而言，即五四文学即使在处理知识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

也同样显示出知识者在历史新时期的强大自信。

    基于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自我意识，李大钊在1920年说：“

‘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

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

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

驱者。”①①李大创：《知识阶级的胜利》，1920年1 月25日《新生

活》第23期。署名孤松。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肯定了现代知识者在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提高了知识者的自信与历史主动性。他们自然地只能由他

们所处的生活现实、他们的社会观察和自我感觉出发，理解知识者与

民众的关系，因而有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只在

《阿Q 正传》里，也在《祝福》里，甚至也在《孤独者》里。虽然

《孤独者》中包围着魏连殳的寒石山人、大良、二良的祖母，更蒙昧

到可怕，使人感到不堪承受的重压。

    鲁迅沉痛于魏连殳的沉沦，也（或者说“更”）沉痛于沙漠一样

的普遍的蒙昧、麻木。因此闰土的穷理固然让他悲哀，但那恭敬地叫

出的一声“老爷”，才真正使他闻之心惊。大悲哀在这里。这是鲁迅

发现的隔膜，——“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鲁迅的思考既与同时代其

他作家相通，又达到了别人所未能达到的深刻性与尖锐性。

    正因为五四小说家是知识者，在那一时期，他们才有可能获得观

察中国问题的如此深刻的眼光，他们才能批判地看待劳动者精神上的

历史沉积物。作为那一时期具有自觉意识的人们，五四知识者在这种

思考中，显然超越了知识者层的局限性。由先觉的知识者出发的批判，

在当时，真正代表了历史的要求与生活智慧。’就这一点也同样可以

说，五四作家构筑的艺术世界有其狭小性，但是作者们在某些具体方

面表现出的独特的历史感、思想深度，却是此后的创作难以超越的。

    鲁迅作为五四文学的巨匹擘，他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对于自己时代

文学的典范意义，固然在于他对知识者“孤独感”的独特发掘，同时

也在于当他使知识者与劳动者处于同一画面时，他不止于悲悯与批判，

而且致力于发现，——发现一个联结点，发现知识者在历史新时期的

新的社会联系，发现使知识者摆脱个人孤独感的新的可能与推动力。

在这一方面，鲁迅代表了而并非遮没了同时代人。

    这一代作家由劳动者那里首先发现的，是对方的道德美，——是

道德美，还不是“革命本能”或“革命潜力”。待到叶绍钧让他的倪

焕之向一个工人赞叹：“露胸的朋友，你伟大，你刚强2 ……你是具

有解放的优先权的2 ”那已经是大革命之后。五四作家的发现，无宁

说跟他们笔下的人物故事一样平凡，—虽平凡而并不浅薄。

    出现在他们笔下的最动人的情景，几乎都包含着对照的性质。比

如在鲁迅的《一件小事》中，在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

奠》里。因为用意固然在写劳动者，却更在自我认识。……而他对于

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

“小”来。（《一件小事》）……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

更光明了。……（《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件小事》给予人的震撼是如此持久，以至30年代蹇先艾写

《赶驮马的老人》时，不自禁地采用了相似的收宿束：我没有回答一

句话。痴呆地立在田塍上，看着那个赶驮马的老人的影子在树林里消

失之后，才快快地登上往炒米铺的山坡，耳边还听得见那远描袅的轻

灵的马蹄声。但是我的人格渐渐被扩大了起来。

    令人想起俄国著名诗人的诗句：

    未曾被奴役损坏的那颗自由的心——人民的那颗心呵，  是黄金，

是黄金！    （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正是对劳动者道德美的发现，’使有关的五四小说，在精神上更

接近于19世纪俄国文学，而且也像那一时期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即使赞叹，也仍然不失自信。这种平等自然的态度，正合于五四知识

者普遍的民主意识。你感到他们笔下一切朴素得像生活的原色，没有

造作，没有装腔，没有对于“他们”的言不由衷的谀词，也没有对于

“我”的超出实际的贬责，甚至没有过甚的形容，——所有的，仍然

是五四小说家的质直与坦白。但是，知识者的人格，却因此而‘扩大

了。正是上述道德发现，有力地推动着一代知识者逐渐走出孤独。也

许有关作品压根儿没有提到或暗示这一点。但当他们写到人物上述新

鲜的生活感受，内心体验时，本身已经意味着对于“众醉独醒”式的

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某种否定，对于狭小的个人世界、个人精神世界

的某种否定。

    我们还仅仅提到了鲁迅与郁达夫。上述文学现象决不只是在个别

作家那里偶然地出现的。叶绍钧的《苦菜》，明白地表露出一种希望

了解劳动者内面生活的意向。庐隐在小说《灵魂可以卖吗》中，让一

个女工提出“灵魂可以卖吗”这种知识者式的问题，足以看出作者与

对象之间的隔膜。但除了隔膜，你还看出了别的什么，——或者也可

以概括为渴望精神上的沟通和打破“障壁”的要求吧。更不必说同一

时期文学中写劳动者命运的一批优秀之作。

    单纯的道德发现作为一层认识阶梯，也被迅速跨越了。20世纪的

中国究竟不同于19世纪的俄国。对于中国现代作‘家，大变革来得快

得多，也猛烈得多。社会革命使一切都变动了，——包括文学，包括

文学对劳动者的认识，当然，也包括文学中的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关系：

直接表现出的，与融化在创作心理中的。

    在整个现代史上，知识者不懈地探寻着走向人民之路，正是经由

这一特殊方式，他们达到了与历史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密切联系；由他们的实际生活经历、由他们与下层劳动者的实际联系

中，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现代小说记录了这一

过程。

    在这一方面，五四文学不失为意义重大的开端。尽管反映在五四

小说中，最初的联系不免是脆弱的，而且掺混着所谓“浅薄的人道主

义”，但却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站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地位来可怜

洋车夫老妈子”的“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①五四小说家

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日益加深的时代感、历史感：不只时

代在呼唤知识者，知识者也在呼唤时代。

    ①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见《瞿秋

白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小说家·抒情主人公·抒情时期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抒情时期。人一旦被部分地解除了束缚，

当他张开口来的那一瞬间，所能发出的，必定是一串长长的呼喊或者

嗟叹。他的第一个冲动是抒发，让压抑了按奈了几千年的内在激情，

江河般地奔涌出来。

    抒情氛围笼盖了五四小说坛；以致当时最冷静最持重的小说家，

也不能自禁地设法为他们的激情寻找出口。不必去说郁达夫、郭沫若

和他们的追随者，也不必说冰心、庐·隐、王统照、淦女土，即使叶

绍钧，你也看不出他的《隔膜》、《旅路的伴侣》等篇，与同时期的

另一些作者的小说，有怎样显著的风格差异；即使鲁迅，由他的《故

乡》、《一件小事》、《孤独者》、《伤逝》，你难道不曾感觉到作

者个人激情在“客观性”的外壳中，以至以主观抒发的方式，在字里

行间跃动？你难道不以为那些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有时正是

代表作者直接对生活发言？

    当然，这些歌者各有自己的歌喉，从唇间流泻出的情绪是各自不

同的。郭沫若的感情，即使在叙事体裁的小说中，也总是突发性的。

    他把他的新诗的旋律、节奏；带进了小说世界。如果以他所喜爱

的形象“火”作比，他的情绪是燃烧着的。不同于郁达夫，——像一

缕幽幽地俯仰着的余焰；而是灼灼地烧着，明亮地，火舌吞吐，似乎

储有无量的薪炭。如果以他所喜爱的另一形象“江流”作比，他的热

情则是直泻的，缺乏一种掩映、迂曲、朦胧的美，却包孕着气势，令

人感到作者元气充溢，血脉偾张。美学风格的共同性下，不同小说家

作品的抒情形式和抒情风格，不妨干差万别：庐隐激切直露，王统照

宛曲纤徐，叶绍钧沉着平实。而最深沉、最富于内涵的，当然是鲁迅。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过他：“正是由于爱憎过于热烈，所以才

有他的‘冷静’。这种‘冷静’，不是一种止水般的均衡、和谐，而

是一种巨大激情的凝聚，平静下有着一个深邃的动荡的感情的海。他

的感情运动，在小说中，是永远不能表面地把握到的。”①①《鲁迅

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2 ）。

    造成五四小说抒情倾向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由本文的论

题出发，我却愿意强调其中的一个原因：五四小说家处理主体与客体

关系的特殊方式，以及他们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处理的来自时代、小

说家创作心理方面的依据。

    你一定和我一样地注意到了，对于这一时期大批作家的作品，很

难把其中的某些知识者的形象，与作家的个人形象区分开来。这些人

物不但表达着作者的思考，而且往往秉赋了作者的个性、气质、心理

特征。而小说家本人，常常直接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形，面对面地与读

者交流。“作者——人物”距离你那样近，近到使你听得出他们的鼻

息，感觉得到他们肉身的存在。

    上述现象还不仅仅是有关的五四小说的特殊性格。在同一时期的

其他文学样式——新诗、散文中，也有那样强烈的作者的个性表现，

甚而至于在远离文学的政论文字中，也往往跃动着作者生动的个人形

象，以至于构成一种“精神典型”。这种现象，的确是时代的。

    那是一个富于个性，而且鼓励个性表现的文学时代；是一个发现

了“自我”，因而渴望显现“自我”的文学时代；是一个产生了强烈

鲜明的个性，生气勃勃的“人”，而这种个性的力量必然透过文学勃

然而出的时代。而且决非偶然地，这个时代恰恰处在新文化运动造成

的“思想解放”与一个专制王朝空前严酷的政治统治建立之前的这段

历史的间隙里。敢于无所忌惮地狂歌或者痛哭，毕竟是心灵较为自由

的人们。因而似乎不大谐调的是，“表现自我”一时成为时髦的文学

主张，很有些作者孜孜于向内，“挖掘自己的魂灵”，而整个时期的

文学性格又是“外向”的。无论痛苦或者欢悦，作者们都那样乐于和

盘托出，质直得近于天真，坦白到过分单纯。

    这也是整个知识界的精神空前开放的时期，那一派少年意气、进

取精神、青春气象，勾起过后人多少幻想。无论小说家们怎样在他们

的小说中悲叹，知识者作为先觉者的自我意识，仍然使他们有一种充

实感。

    你在五四小说关于“孤独”的题材处理中，正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在更大的压迫袭来之前，那种普遍的不无夸张的使命感，也许是五四

知识者的自信的·最有力的证明。30年代初巴金写他的《激流》，让

青年高觉慧“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

只有五四时代的“浮躁凌厉之气”，才鼓励这种激情与狂想；也只有

五四青年，五四知识者，才如此雄心勃勃，“幼稚”、“大胆”而且

“狂妄”。改造中国，拯救人类，——他们的目标总是那样气魄宏大；

追究“根本”、探寻“终极”，——他们的思路往往超越了生活的平

凡性，极力驰向更广漠（当然有时也更空洞）的思想空际。

    造成一个抒情时代的，正是这种时代空气和知识者的猛烈而单纯

的热情。“表现自我”与“直接交流”的冲动，归根到底，是由历史

生活和小说家对于历史的特殊感受中产生的。

    由主客x ；在小说创作中的独特结合，产生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引

人注目的普遍优点和同样引人注目的；般缺陷。这些作品如此地富于

情绪的感染力，如此地富于内在热情，而这种感染力又往往直接地来

自作者的个人魅力，他们的性格、气质。你随处感到小说家灵府洞开，

较之五四以后的时期，这一代小说家更能在读者那里唤起犹如对于熟

人、朋友那样的亲切感。同时，你在这些作品中，也更为经常地发现

内容的狭窄，想像力的贫弱，手法的单调，形象的单薄与重复，——

其中正有“纯粹的个人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限制。①

    ①必须说明，五四小说家不止提供了他们的知识分子“当代人”

的形象；即使在“当代人”中，也决不只是提供了与作者自身的处境、

气质相距最近的各类“寻路者”的形象。孔乙己（《孔乙己》）、陈

士诚（《白光》），固然是五四小说提供的，四铭（《肥皂》）、高

老夫子（《高老夫子》）、潘先生（《潘先生在难中》）等，和涓生、

于君们同样屑于五四时期。而且倘若抽去这些形象，就不足以构成五

光十色的五四知识界的较为完整的图景。五四小说甚至不只创造了中

国知识者的形象。你可以想到郭沫若的《万引》，台静农的《我的邻

居》，以至郭沫若那篇构思用笔均称别致的《lcenicht的塔》。

    也许正因为这一时期的知识界太活跃太生动了，也许正因为仅仅

见之于文学材料的知识者的心理现象、精神过程，就已经太复杂太丰

富了，也许更因为这一时期知识者的精神历程对于整个现代知识分子

奋斗史太重要太有价值了，使人们估价五四文·学的眼光，常常显得

过于苛刻。

    这是一个产生了精神上和行动上的巨人的时代。类似的巨人和足

以造成巨人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可以轻易遇到的。五四时

期思想界每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演变史中，都有中国社会历史、思想文

化的富藏。所有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界、文化界活跃过的人物，就其个

性的鲜明性而言，就其社会本质1JLl理特质的深刻性而言，都具有构

成文学典型的足够的客观可能性。拥有这种丰富性的文学，将是真正

伟大的文学。哪怕只是部分地占有上述生活的富藏，也足以造成一个

更伟大的文学时代。尽管在这一时期过去之后，茅盾的《虹》，叶绍

钧的《倪焕之》，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以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

道路的反顾，作了一些弥补，“新文学”仍然使人感到，它没有充分

地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者显示在新、旧交战中的性格力量，由历史冲

突中产生的巨大的心理深度，撼动了一代知识者的强大的激情，那种

折磨人的情欲。似乎历史遗落了一些值得珍视的东西，以至难以再次

拣回了。这就更令人惋惜鲁迅写“四代知识分子”的计划末及实行。

①描绘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形象历史”的任务，也许只有凭借这双巨

人的手才能完成。

    ①冯雪峰在《回亿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断

回忆》一文中写道：“……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大病前后，鲁迅先生

曾屡次谈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有一天，我们谈着，说到鲁迅

先生深知四代的知识分子，一代是章太炎先生他们；其次是鲁迅先生

自己的一代‘第三，是相当于例如S 秋白等人的一代；最后就是现在

如我们似的这类年龄的青年。一”他当时说，‘倘要写，关于知识分

子我是可以写的，而且我不写!关于前两代恐怕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

    还是不要去苛责前人吧，作为文学史的一个阶段，五四文学的确

在不少方面很快地被后一个时期跨越了。但是那些跨越前人的后来者，

他们在从事创造时，决不是无所凭依的。他们以五四小说家开辟的题

材领域为基地而继续开拓，他们在五四文学积累的表现手段上翻新，

他们在五四精神启导下追求。前代人的血，流在他们的血管中。无论

后来者们有如何耀眼的才华，他们也无从在这个意义上取代前人：五

四文学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物，只有五四时期的人们才能如此创造。

    这一时期过后的几年间，小说界曾经稍觉岑寂，因为“当从广东

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文学，在

凝神谙听着由远而近的重浊的足音，——给中国现代文学以更大震动

的大革命，到来了。

    （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4年第3 期，后作为专著《艰难的

选择》上篇第一章。《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9 月出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