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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世纪的文人知识分子∮丁帆的《江南悲歌》说下去
董健
丁帆教授的随笔集《江南悲歌》(岳麓书杜1999年4 月版)议论
的重点是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问题。这悲歌既为知识分子的卓然良
知与浩然正气而唱,又为知识分子中那些失去了灵魂的变节者与摇摆、
矛盾、苦恼的彷徨者而悲。我曾为此书作序,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
现实中的人格变异发过一番感慨。事隔一年多,又有了一些想法,写
成此文,以就教于学术界的朋友们。
丁帆写的是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明代的,明末清初的,也有近代
的、现当代的。读来有味,感同身受,几乎处处可以听到隐隐响在作
者心灵深处的闷雷——他在维护着什么,推绝着什么,呼唤着什么。
而从这“维护”、“拒绝”、“呼唤”中,我们看到他分明在塑造着
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写法颇像出自当代法国哲人福柯(Foucault,
Michel)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福柯
并不把历史记载当作死材料,也不把历史文献当作已经逝去的历史的
“遗存物”并据此考证历史事实的真伪。恰恰相反,他要用今天的眼
光烛照历史、“复活”历史,从中找出规律——社会是怎样发生这些
事件、“生产”出这些史料的。丁帆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你看他写到
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钱谦益等人之时,在他的当代性话语中,历
史档案完全成了活生生的材料。他说:“顾炎武所撰的那副东林书院
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仅
是东林党人立人的标帜,而且几乎成为近三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难
以挥去的政治文化情结……它是超越时代、国家、民族来检验每一个
知识分子的试金石。知识分子生存的意义和本能,就在于学以致用,
就在于守护正义和道德,就在于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他
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文化的批判。否则,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鹰犬,
或是行尸走肉而已。”在丁帆看来,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情结”
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进行文化的批判”这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显
然,这样的“政治文化情结”决非指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简单认同与
服从,也决非指精通为官之道、一味阿世媚上的那种“政治热情”,
而是指一种站得比统治者更高、看得比当权者更远的对国家、民族、
社会政治文化命运的关怀并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知识、智慧乃至生命
的情愫。正是带着对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要求,丁帆以带情之笔为虽
有大学问但灵魂猥琐卑下的变节文人钱谦益画像。而在谈到郭沫若
“被新中国隆隆的礼炮声震落了诗魂”,从而“凤凰”折翅、“女神”
歌歇、“天狗”呜咽,开始了“侍臣文学”之时,他十分痛切地追问
道:“诗人的个性和人性到哪里去了?诗人的诗魂和胆魄到哪里去了?
诗人的技巧和意境到哪里去了?这一时期,郭沫若似乎变成了一个初
学诗歌而又俗不可耐的政治传声筒。没有豪气、没有想象、没有思想,
更没有精魂。”这追问真是太残酷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热爱郭
老的,怎么忍心看到这位曾在“五四”时期驰骋诗坛的天才的灵魂遭
到这样无情的拷问;这追问又不能不说是坦诚而真挚的——因为回避
或掩盖问题就是欺骗。同样,丁帆对茅盾(沈雁冰)人格的追问也
是叫人感到很沉重的。他在分析了茅盾于政治转折关头的人格分裂之
后说:“从茅盾的身上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二十世纪许多作家的面影吗?
我不知道这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会不会在下一个世纪的作家中遗
传下去。”读着这些话,我不由思考起下一个世纪应该怎么做知识分
子的问题。我想,在看清了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
及其历史教训之后,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
怎么做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近读沈致远先生《二十一世纪将是什
么世纪》一文(1999年8 月1 日《文汇报》)领受启发。沈文说:
“新世纪迫切需要的不仅是社会科学,还有人文、艺术等与人有关的
学科。归根到底我们是人,我们所做的都应该为人服务。二十世纪的
物质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将人类社会物化了。一位哲学家说:”人变成
了人的工具的工具。‘这是本末倒置!应该正过来以人为本。在这个
意义上说,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人的世纪。“
下一个世纪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必将摆脱作为“工具的工
具”的命运,真正建立起自身的“人文主体性”——即作为人类理性
与社会良知之代表的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意识与批判意识。丁帆在《江
南悲歌》中一再唱出的一个“主旋律”——诸如“信仰”啦,“豁蒙”
啦,“救治心灵”啦,“精神文化阳光”啦,“文化人格”与“文化
批判”啦,“言说真理的权力”与“守护文化”的责任啦等等等等,
大抵均包括在这种对二十一世纪“人文主体性”的殷切企盼之中吧。
应该承认,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当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推动艰难
而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正是他们守护并
革新了本土文化,又以积极的态度与创造的精神迎接了西方弄质文化
的挑战,一心照看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去做:“必洞达世界之大势,
权街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贪合无间。外之既不后
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
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
国。”(《文化偏至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中一切进步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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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现代化要求的成果,都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在向“人国”迈进
的荆辣之路上留下了足印。但是,在这一百年当中,由于中国的政治
斗争太频繁、太激烈了(包括对外反抗侵略的战争与国内的阶级斗争),
也由于固有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意识的渗在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眷恋政治的情结太重了。知识分
子高度政治化的结果,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优秀分子扮演了一种悲剧角
色——当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把基于文化批判而编织出的美丽的理想付
诸社会实践之后,预想不到的政治妖魔(如中国“文革”中的封建迷
信与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便会将知识分子原先编织理想的“手”用
编织绞死知识分子的绞索。这种“社会自我‘’现象遏制了社会的发
展与文化的进步。所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十分激烈
的(对内对外的战争,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等),
但整体的发展进步不快,以致到了世纪末人们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大
都是世纪初早就提出过的,”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鲁迅语)
1907年鲁迅提出创建”人国“的理想,到了1999年,人们(如上文提
到的沈致远)仍在呼唤”人的世纪“。
二
我想,“人国”与“人的世纪”的完全实现将是下一个世纪的事
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工具性”与
“依附性”,加强自身的“人文主体性”,将会实现三个根本的转变。
第一个根本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转变。二十世纪不断的
政治斗争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是“为x x 阶级服务”、“为x
x政治路线服务”。这是一种“工具性‘’定位。x x阶级是”皮“,
知识分子则被说成是必须附在这张”皮“上的”毛“。如果把整个社
会当成一张”皮“,那么把”士、农、工、商“都说成是附在这”皮
“上的”毛“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单把个”士“——知识分子说成是
必须依附在另外三者”皮“上的”毛“,这就为完全剥夺知识分子的
独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是”依附性“的代名词。既为”
毛“,就当依附在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或某一政治路线上。这样一
来,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所揭示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
主上所戏弄,娟优畜之“的文化奴隶处境便在现代得以延续。于是,
在社会作用的天平上,知识与权力严重失衡甚至完全颠倒——启蒙者
变成了”受教育者“,文盲可以指挥知识者,无知识者可以领导大知
识分子,”知青“必须”下乡“等等。这种颠倒古已有之。丁帆在
《江南悲歌》中写道,在明朝天启年间,皇帝腐败,由”千夫所指,
一丁不识“的大宦官魏忠贤专权,而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前后”
六君子“们则一个也没有逃过”文盲十权力“者的残酷镇压。官至”
左副都御史“的杨大洪可说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刚一显示自己
的”文化批判“立场就被抓进狱中,”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
折磨死了。据说他在大堂上被拷打之时曾对家丁说了这么一句话:”
汝辈归,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读书!“这位杨大洪先生至死才认识到
在权力与知识严重失衡的年代里,读书明理便会惹祸。同样的道理,
等到”文革“之中大批知识分子倒霉的时候,”不要读书“的思想不
是又遍传国中了吗?
于光远说: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直到现在还存
在,不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的时候。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皮,再说他们是必须附在别的阶级皮上的毛,说什
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完全不合适了。”(1999年第5 期《随
笔》:《“五四”笔谈》)我想,在下一个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大
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随着教育的普及与全民思想文化水准的
提高,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与“工具性”会弱下去,其“人文主体
性”会大大加强。那时,权力与知识的不平衡现象将会逐渐被消解而
代之以新的矛盾,如新知识与旧知识、这一学派与那一学派的矛盾等
等。在“文盲十权力”者消失之后,将不会再有“工宣队”、“军宣
队”管大学,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拎着大学教授的耳朵教他怎样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滑稽事。一句话,知识分子将不再是必须附在
某一张“皮”上的“毛”。他本身就是“皮”,就是一种担负着特殊
社会职能的“为人服务”的独立的社会力量。
第二个根本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转变。二十世纪的中国
知识分子,由于其“依附注”与“工具性”,他们除少数如鲁迅等始
终坚持着“人文主体性”之外,不少人为政治家、当权者扮演看“帮
闲”或“帮忙”的角色。中国历代封建皇帝所要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功
能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江山坐得稳时,要知识分子做“花瓶”,用以
粉饰太平,充当清客、弄臣(所谓“固主上所戏弄,娼优畜之”);
江山坐不稳时,要知识分子出谋划策、献出“治国平天下”的招数。
前者是“帮闲”,后者是“帮忙”。鲁迅说,即使在现代社会里,
知识分子也难以摆脱这种“帮闲”或“帮忙”的“依附性”社会地位。
这种社会地位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奴隶的语言和奴隶的思维模式、
言说习惯。他们很容易被收买和豢养,很容易昧其良知,放弃了言说
真理的权力。他们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权势者的方针政策进行诠
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一个批示中偶然把“爱情”一
字写漏了一个字母,于是便有专家教授特意撰文“考汪”出领袖无措
而是别有深意。在中国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竟然有一位大知
识分子亲口向毛泽东提供亩产万斤的“理论”根据。当人们在1967年
6 月6 日《人民日报》上读到大诗人郭沫若的诗句“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时,能不哀叹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的悲惨的
萎缩吗?
在下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坚决拒绝二
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奴化”或曰“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这份
“遗产”,真正担当起对现实社会的历史责任。“花瓶”情结应该摒
弃,奴隶的语言应该废止,代之以鲁迅所说的“真性情”:“真的知
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美国当代学者赛义德(Said)也说过与鲁迅类似的话:“(知识分子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人,执著、善辨,具有
非凡的勇气和反抗精神的人,对他来说,即使再强大再有威权的权力
都可以被他斥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脊梁骨里的“钙
质”大抵会大大增加的吧。
第三个根本的转变是知识分子治学心态的转变。知识分子“人文
主体性”的有无与强弱,直接决定着、影响着他们的治学心态是积极
展开余文
的还是消极的,是主人状态的还是奴隶状态的。其实这种治学心态的
区别古巴有之。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于
是托古改制者,在他的话语中,戴上“古”。的帽子的总是他所提倡
他所向往的东西。显然,孔老夫子所鼓吹与呼唤的治学心态是“为己”,
而他所拒斥与批评的治学心态则是“为人”。什么是“为已”之学呢?
就是求诸“内”、求诸“已”、求诸“主体”之学。什么是“为人”
之学呢?就是求诸“外”、求诸“人”、求诸“客体”之学。宋代程
氏注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古之学者
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这里
说的“丧己”真是切中要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丧失了主体性。一
个人治学,如果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与道德,从而去做成几件于
社会有益的事,而是为了“见知于人”,装饰包装自己给别人看,从
而求得人家给点什么,那不就是完全“丧己”了吗?二十世纪的知识
分子中的不少人可以说一直处于“为人”、“丧己”的治学心态之中。
像鲁迅在批评那种“假知识阶级”时所说,“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
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
步,决不能如此快的。”所谓“丧己”,就是泯灭了知识分子的个体
人格,他们“天天在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天天在丧失着个体人格的
过程。他们真的相信了自己是“毛”,只有老老实实地附在一张“皮”
上才能生存下去。因而他们治学,就是要学会怎么附到“皮”上去。
“皮”要什么,他们就有什么,就奉献什么:“皮”不要什么,哪怕
是真理,哪怕是于国于民有长远利益的学问,他们也会坚决摒弃。他
们学会了撒谎,学会了“演戏”,学会了阿世媚上。他们失去了创造
精神,失去了生产新观念的能力,只会按照别人的思想去思想。在
“政治高于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他们学会了政治
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的转型期”里,他们又学会了经济实用主义与文化市侩主义。
这两者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治学心态——“为人”、“丧已”是
一样的。他们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
但这种“为人”、“丧己”的治学心态则一成不变。
下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其为学心态将会来一
次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中鲁迅、陈寅烙、
钱钟书这一类型的“独立”学者的治学心态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陈
寅恪在清华大学《海宁王先生(王国维)之碑铭》中说:“士之读书
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先生在赠
给学生的一首诗中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
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所谓
“读书不肯为人忙”,都是孔夫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之意。陈先
生一生是实践了这种高尚的为学之风的。这几年学术界风气之所以越
来越坏,虚假浮踩之学、哗众取宠之论、欺世盗名之书,借着广告的
包装炒作纷纷抛向社会,抄袭剽窃之风更是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就
是士子治学心态为“俗谛”——物欲、名利所桎梏。在一个社会中,
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
对既定的“文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没有
脑袋的巨人。这种现象难道还要叫它延续到下一个世纪吗?美国学者
赛义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我看对我们也有某种
启发。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商品意识,
也不是学术限制,而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即把工
作做为谍生手段(这就是“为人”、“丧己”之学),他提出要用
“业余主义”与之相对抗:“不为利益、奖赏所动,对下列这些不可
遏制的兴趣怀有深深的爱:视野更开阔一些,在界线、障碍之间建起
联系,破除专业限制去探索新观念和新价值。”(转引自来朱刚:
《萨义德》,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眼下中国
的知识分子,“不为利益、奖赏所动”而能对“探索新观念和新价值”
保持着浓厚兴趣的,能有几人呢?
1999年9月10日
于跬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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