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

    丁帆教授的随笔集《江南悲歌》（岳麓书杜1999年4 月版）议论

的重点是知识分子的气节和人格问题。这悲歌既为知识分子的卓然良

知与浩然正气而唱，又为知识分子中那些失去了灵魂的变节者与摇摆、

矛盾、苦恼的彷徨者而悲。我曾为此书作序，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

现实中的人格变异发过一番感慨。事隔一年多，又有了一些想法，写

成此文，以就教于学术界的朋友们。

    丁帆写的是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明代的，明末清初的，也有近代

的、现当代的。读来有味，感同身受，几乎处处可以听到隐隐响在作

者心灵深处的闷雷——他在维护着什么，推绝着什么，呼唤着什么。

而从这“维护”、“拒绝”、“呼唤”中，我们看到他分明在塑造着

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写法颇像出自当代法国哲人福柯（Foucault，

Michel）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福柯

并不把历史记载当作死材料，也不把历史文献当作已经逝去的历史的

“遗存物”并据此考证历史事实的真伪。恰恰相反，他要用今天的眼

光烛照历史、“复活”历史，从中找出规律——社会是怎样发生这些

事件、“生产”出这些史料的。丁帆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你看他写到

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钱谦益等人之时，在他的当代性话语中，历

史档案完全成了活生生的材料。他说：“顾炎武所撰的那副东林书院

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仅

是东林党人立人的标帜，而且几乎成为近三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难

以挥去的政治文化情结……它是超越时代、国家、民族来检验每一个

知识分子的试金石。知识分子生存的意义和本能，就在于学以致用，

就在于守护正义和道德，就在于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他

所处的那个时代进行文化的批判。否则，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鹰犬，

或是行尸走肉而已。”在丁帆看来，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情结”

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进行文化的批判”这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显

然，这样的“政治文化情结”决非指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简单认同与

服从，也决非指精通为官之道、一味阿世媚上的那种“政治热情”，

而是指一种站得比统治者更高、看得比当权者更远的对国家、民族、

社会政治文化命运的关怀并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知识、智慧乃至生命

的情愫。正是带着对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要求，丁帆以带情之笔为虽

有大学问但灵魂猥琐卑下的变节文人钱谦益画像。而在谈到郭沫若

“被新中国隆隆的礼炮声震落了诗魂”，从而“凤凰”折翅、“女神”

歌歇、“天狗”呜咽，开始了“侍臣文学”之时，他十分痛切地追问

道：“诗人的个性和人性到哪里去了？诗人的诗魂和胆魄到哪里去了？

诗人的技巧和意境到哪里去了？这一时期，郭沫若似乎变成了一个初

学诗歌而又俗不可耐的政治传声筒。没有豪气、没有想象、没有思想，

更没有精魂。”这追问真是太残酷了——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热爱郭

老的，怎么忍心看到这位曾在“五四”时期驰骋诗坛的天才的灵魂遭

到这样无情的拷问；这追问又不能不说是坦诚而真挚的——因为回避

或掩盖问题就是欺骗。同样，丁帆对茅盾（沈雁冰）人格的追问也

是叫人感到很沉重的。他在分析了茅盾于政治转折关头的人格分裂之

后说：“从茅盾的身上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二十世纪许多作家的面影吗？

我不知道这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会不会在下一个世纪的作家中遗

传下去。”读着这些话，我不由思考起下一个世纪应该怎么做知识分

子的问题。我想，在看清了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

及其历史教训之后，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

怎么做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近读沈致远先生《二十一世纪将是什

么世纪》一文（1999年8 月1 日《文汇报》）领受启发。沈文说：

“新世纪迫切需要的不仅是社会科学，还有人文、艺术等与人有关的

学科。归根到底我们是人，我们所做的都应该为人服务。二十世纪的

物质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将人类社会物化了。一位哲学家说：”人变成

了人的工具的工具。‘这是本末倒置！应该正过来以人为本。在这个

意义上说，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人的世纪。“

    下一个世纪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而且必将摆脱作为“工具的工

具”的命运，真正建立起自身的“人文主体性”——即作为人类理性

与社会良知之代表的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意识与批判意识。丁帆在《江

南悲歌》中一再唱出的一个“主旋律”——诸如“信仰”啦，“豁蒙”

啦，“救治心灵”啦，“精神文化阳光”啦，“文化人格”与“文化

批判”啦，“言说真理的权力”与“守护文化”的责任啦等等等等，

大抵均包括在这种对二十一世纪“人文主体性”的殷切企盼之中吧。

应该承认，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当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推动艰难

而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正是他们守护并

革新了本土文化，又以积极的态度与创造的精神迎接了西方弄质文化

的挑战，一心照看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去做：“必洞达世界之大势，

权街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贪合无间。外之既不后

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

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

国。”（《文化偏至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中一切进步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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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现代化要求的成果，都是他们创造的。他们在向“人国”迈进

的荆辣之路上留下了足印。但是，在这一百年当中，由于中国的政治

斗争太频繁、太激烈了（包括对外反抗侵略的战争与国内的阶级斗争），

也由于固有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

意识的渗在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眷恋政治的情结太重了。知识分

子高度政治化的结果，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优秀分子扮演了一种悲剧角

色——当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把基于文化批判而编织出的美丽的理想付

诸社会实践之后，预想不到的政治妖魔（如中国“文革”中的封建迷

信与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便会将知识分子原先编织理想的“手”用

编织绞死知识分子的绞索。这种“社会自我‘’现象遏制了社会的发

展与文化的进步。所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十分激烈

的（对内对外的战争，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等），

但整体的发展进步不快，以致到了世纪末人们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大

都是世纪初早就提出过的，”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鲁迅语）

1907年鲁迅提出创建”人国“的理想，到了1999年，人们（如上文提

到的沈致远）仍在呼唤”人的世纪“。

                         二

    我想，“人国”与“人的世纪”的完全实现将是下一个世纪的事

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工具性”与

“依附性”，加强自身的“人文主体性”，将会实现三个根本的转变。

    第一个根本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转变。二十世纪不断的

政治斗争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是“为x x 阶级服务”、“为x 

x政治路线服务”。这是一种“工具性‘’定位。x x阶级是”皮“，

知识分子则被说成是必须附在这张”皮“上的”毛“。如果把整个社

会当成一张”皮“，那么把”士、农、工、商“都说成是附在这”皮

“上的”毛“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单把个”士“——知识分子说成是

必须依附在另外三者”皮“上的”毛“，这就为完全剥夺知识分子的

独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是”依附性“的代名词。既为”

毛“，就当依附在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或某一政治路线上。这样一

来，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所揭示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

主上所戏弄，娟优畜之“的文化奴隶处境便在现代得以延续。于是，

在社会作用的天平上，知识与权力严重失衡甚至完全颠倒——启蒙者

变成了”受教育者“，文盲可以指挥知识者，无知识者可以领导大知

识分子，”知青“必须”下乡“等等。这种颠倒古已有之。丁帆在

《江南悲歌》中写道，在明朝天启年间，皇帝腐败，由”千夫所指，

一丁不识“的大宦官魏忠贤专权，而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前后”

六君子“们则一个也没有逃过”文盲十权力“者的残酷镇压。官至”

左副都御史“的杨大洪可说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了，但他刚一显示自己

的”文化批判“立场就被抓进狱中，”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

折磨死了。据说他在大堂上被拷打之时曾对家丁说了这么一句话：”

汝辈归，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读书！“这位杨大洪先生至死才认识到

在权力与知识严重失衡的年代里，读书明理便会惹祸。同样的道理，

等到”文革“之中大批知识分子倒霉的时候，”不要读书“的思想不

是又遍传国中了吗？

    于光远说：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直到现在还存

在，不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的时候。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皮，再说他们是必须附在别的阶级皮上的毛，说什

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完全不合适了。”（1999年第5 期《随

笔》：《“五四”笔谈》）我想，在下一个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大

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随着教育的普及与全民思想文化水准的

提高，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与“工具性”会弱下去，其“人文主体

性”会大大加强。那时，权力与知识的不平衡现象将会逐渐被消解而

代之以新的矛盾，如新知识与旧知识、这一学派与那一学派的矛盾等

等。在“文盲十权力”者消失之后，将不会再有“工宣队”、“军宣

队”管大学，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拎着大学教授的耳朵教他怎样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滑稽事。一句话，知识分子将不再是必须附在

某一张“皮”上的“毛”。他本身就是“皮”，就是一种担负着特殊

社会职能的“为人服务”的独立的社会力量。

    第二个根本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转变。二十世纪的中国

知识分子，由于其“依附注”与“工具性”，他们除少数如鲁迅等始

终坚持着“人文主体性”之外，不少人为政治家、当权者扮演看“帮

闲”或“帮忙”的角色。中国历代封建皇帝所要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功

能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江山坐得稳时，要知识分子做“花瓶”，用以

粉饰太平，充当清客、弄臣（所谓“固主上所戏弄，娼优畜之”）；

江山坐不稳时，要知识分子出谋划策、献出“治国平天下”的招数。

    前者是“帮闲”，后者是“帮忙”。鲁迅说，即使在现代社会里，

知识分子也难以摆脱这种“帮闲”或“帮忙”的“依附性”社会地位。

    这种社会地位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奴隶的语言和奴隶的思维模式、

言说习惯。他们很容易被收买和豢养，很容易昧其良知，放弃了言说

真理的权力。他们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权势者的方针政策进行诠

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一个批示中偶然把“爱情”一

字写漏了一个字母，于是便有专家教授特意撰文“考汪”出领袖无措

而是别有深意。在中国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中，竟然有一位大知

识分子亲口向毛泽东提供亩产万斤的“理论”根据。当人们在1967年

6 月6 日《人民日报》上读到大诗人郭沫若的诗句“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时，能不哀叹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的悲惨的

萎缩吗？

    在下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坚决拒绝二

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奴化”或曰“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这份

“遗产”，真正担当起对现实社会的历史责任。“花瓶”情结应该摒

弃，奴隶的语言应该废止，代之以鲁迅所说的“真性情”：“真的知

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

美国当代学者赛义德（Said）也说过与鲁迅类似的话：“（知识分子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人，执著、善辨，具有

非凡的勇气和反抗精神的人，对他来说，即使再强大再有威权的权力

都可以被他斥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其脊梁骨里的“钙

质”大抵会大大增加的吧。

    第三个根本的转变是知识分子治学心态的转变。知识分子“人文

主体性”的有无与强弱，直接决定着、影响着他们的治学心态是积极

展开余文

的还是消极的，是主人状态的还是奴隶状态的。其实这种治学心态的

区别古巴有之。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于

是托古改制者，在他的话语中，戴上“古”。的帽子的总是他所提倡

他所向往的东西。显然，孔老夫子所鼓吹与呼唤的治学心态是“为己”，

而他所拒斥与批评的治学心态则是“为人”。什么是“为已”之学呢？

就是求诸“内”、求诸“已”、求诸“主体”之学。什么是“为人”

之学呢？就是求诸“外”、求诸“人”、求诸“客体”之学。宋代程

氏注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古之学者

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这里

说的“丧己”真是切中要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丧失了主体性。一

个人治学，如果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与道德，从而去做成几件于

社会有益的事，而是为了“见知于人”，装饰包装自己给别人看，从

而求得人家给点什么，那不就是完全“丧己”了吗？二十世纪的知识

分子中的不少人可以说一直处于“为人”、“丧己”的治学心态之中。

像鲁迅在批评那种“假知识阶级”时所说，“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

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

步，决不能如此快的。”所谓“丧己”，就是泯灭了知识分子的个体

人格，他们“天天在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天天在丧失着个体人格的

过程。他们真的相信了自己是“毛”，只有老老实实地附在一张“皮”

上才能生存下去。因而他们治学，就是要学会怎么附到“皮”上去。

“皮”要什么，他们就有什么，就奉献什么：“皮”不要什么，哪怕

是真理，哪怕是于国于民有长远利益的学问，他们也会坚决摒弃。他

们学会了撒谎，学会了“演戏”，学会了阿世媚上。他们失去了创造

精神，失去了生产新观念的能力，只会按照别人的思想去思想。在

“政治高于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他们学会了政治

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新的转型期”里，他们又学会了经济实用主义与文化市侩主义。

这两者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治学心态——“为人”、“丧已”是

一样的。他们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

但这种“为人”、“丧己”的治学心态则一成不变。

    下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其为学心态将会来一

次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中鲁迅、陈寅烙、

钱钟书这一类型的“独立”学者的治学心态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陈

寅恪在清华大学《海宁王先生（王国维）之碑铭》中说：“士之读书

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先生在赠

给学生的一首诗中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

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所谓

“读书不肯为人忙”，都是孔夫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之意。陈先

生一生是实践了这种高尚的为学之风的。这几年学术界风气之所以越

来越坏，虚假浮踩之学、哗众取宠之论、欺世盗名之书，借着广告的

包装炒作纷纷抛向社会，抄袭剽窃之风更是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就

是士子治学心态为“俗谛”——物欲、名利所桎梏。在一个社会中，

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

对既定的“文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没有

脑袋的巨人。这种现象难道还要叫它延续到下一个世纪吗？美国学者

赛义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我看对我们也有某种

启发。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商品意识，

也不是学术限制，而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即把工

作做为谍生手段（这就是“为人”、“丧己”之学），他提出要用

“业余主义”与之相对抗：“不为利益、奖赏所动，对下列这些不可

遏制的兴趣怀有深深的爱：视野更开阔一些，在界线、障碍之间建起

联系，破除专业限制去探索新观念和新价值。”（转引自来朱刚：

《萨义德》，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眼下中国

的知识分子，“不为利益、奖赏所动”而能对“探索新观念和新价值”

保持着浓厚兴趣的，能有几人呢？

                                              1999年9月10日

                                                   于跬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