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据许寿裳回忆，在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这是本世纪初，鲁迅(我想也可以包括周作人)他们一代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一直到鲁迅去世之前，1936年，他在一篇《立此存照之三》的文章里面，再一次提出希望有人翻译一本美国人的著作。美国人叫史密斯，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气质》，是他作为美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一种看法。这本书是世纪初在日本出版的，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影响，鲁迅一直念念不忘，临死之前还提出，希望更多人看到这本书，看了之后再来自省，自己分析，弄明白哪些地方说得对，然后来进行变革与挣扎。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要自己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这就是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鲁迅仍然期待着中国国民的改造与自新，这是他一生坚持的一个命题。过去有人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仅是他前期的一种思想，这并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在他前后期，一以贯之都在思考这样一个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周作人和鲁迅各有不同人性理想：鲁迅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而周作人的理想人性是自然人性，顺着人的本性自然发展。但他们对理想人性问题谈的并不多，而且主要是在早期著作里面提出来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国民性中缺少的东西，这可以说是理想人性思考的一个反题。鲁迅这一辈子主要做的是反题，主要是在讨论缺少什么东西，有什么问题，但他的批判性、反省性的思考又是以理想人性的追求为基础，为前提的，这一点不可忽视。鲁迅、周作人他们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时候，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而比较少的讨论到制度的、政治经济的原因。过去有人因为这一点，认为鲁迅、周作人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是唯心主义的，有局限性。我觉得说有局限性也可以，但不如说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因为任何人都只能选择一个特定的角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去讨论问题。尤其是对思想家的判断，对思想成果的判断，不应该从他"没有谈什么"去考察，而只能在他所谈的问题的范围内来看他谈的有没有问题，深刻不深刻。我想这是我们在讨论鲁迅、周作人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前首先要说明与弄清楚的。

　　鲁迅、周作人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是非常全面的，很难理出个头绪。现在只想选几个题目谈一 谈，譬如说"食人"，说"做梦"，讲"演戏"，论"主与奴"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有很大的现实性的。

　　今天先讲"说食人"。

　　鲁迅在写完了《狂人日记》以后，给他的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是因为近来我偶然读了《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自己很重视这个发现，说其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历史，人们必须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发现，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民族恐怕还没有完全走出"食人"的时代!

　　"吃人(食人)"这个概念在鲁迅、周作人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体系里面具有双重意义。通常大家比较注意的是把"吃人"看成一种象征。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说在中国的古书里面写满了仁义道德，但半夜里看来看去，看见写满了"吃人"两个字。这里的"吃人"显然是一种象征。鲁迅还说过"中国的文明不过是阔人安排享用的人肉的筵席"，这也讲的是比喻意义上的"吃人"。怎样理解"吃人"的比喻意义，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这里，不妨介绍武汉社科院王乾坤先生《关于"吃人"》(《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他是从鲁迅的"立人思想"出发的。他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否定，对人的生存发展的贬抑，在中国，是自己被人吃，同时也吃人，不仅自己的精神自由受到贬抑，同时也贬抑别人的精神自由。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讲里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再重复，同学们有兴趣还可以去读王乾坤的文章，那里有更为详尽、充分的讨论。

　　今天我所要强调的是，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其实这一点在《狂人日记》里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过去的研究者似乎不太注意其中实指的内容。当然这些"吃人"事实都是出现在狂人的狂想呓语中，跟原意多少有点不大一样，但意思是有的。比如小说中提到了中国古代易牙蒸子，在古书《管子》中就有过记载：有一天齐桓公说自己什么肉都吃了，惟独婴儿的肉没尝过；时为大臣的易牙就把自己大儿子的肉蒸了给齐桓公吃了。在《左传》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当年宋国的都城被楚军围困的时候，宋国人都"易子而食"，因为饥饿，互相交换儿子来吃。在《狂人日记》里还提到，近代的徐锡麒，秋瑾的战友，被抓以后，他的心也被炒着吃了。在鲁迅的著作里也有吃人的场面，大家应该记得《药》吃人血馒头的描写。在周作人的著作里也经常提到中国传统中吃人的记录，譬如周作人在一首诗里曾经提到，南宋时因元兵打来，齐鲁一带的汉族人为了逃避元兵的统治，从山东逃到杭州，即所谓"义军"。当时半路上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吃什么呢?就是吃人肉干："人腊"。一路吃过来，吃到杭州为止。这就是说在中国，"吃人"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而且实际上也真的在"吃人"( 食人)。

　　这里，我想向同学们介绍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的食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人吃人行为的专著。但是我觉得非常痛心，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祖籍韩国的美国人，叫郑麒来。这样的著作本是该中国人自己写的，但我们对惨痛的历史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而终于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感到惭愧。看这本书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本来"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的，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特别在灾荒中、在战争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地吃人)，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据作者的研究，"食人"的行为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求生性食人，即前面所说原始时期灾荒中、战争中的食人；另一种是习得性食人，后天养成的习惯性食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理论指导地食人。他说中国第一种吃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就是特别多，他根据古书记载，在书中列举的因为战争吃人，就有39例(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地互相吃)。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朝代都有好几次。因天灾食人越到近代就越多。譬如说清代，据《清史稿》记载，352次灾荒，发生19例食人事件。在清朝统治的260多年间，大约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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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可怕的还不在求生性吃人，而是习得性吃人。书中分析从汉代到明代，习得性食人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了惩罚不忠，一切不忠于皇帝，推而广之，一切不忠于上者，都可以吃掉；第二类，惩罚敌方；第三，为亲人报仇；第四，泄愤。他举例子说，中国人常常在表达对敌人愤怒的时候，用这样的语言："我恨不得把你吃了。"在《狂人日记》一开头也有类似的说法："老子呀，我恨不得咬你几口才解恨。"中国的语言里面就有为泄愤而食人的意思，而且语言是会转化为行动的。作者认为，像这样一种"泄愤 "，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当局者利用这样一种积习性吃人压制反对派，加强和稳定他的权力基础的一种有效的武器。这样也吃人，那样也吃人，最后就"吃人成性"，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举了一个例子，根据《旧唐书》卷二百下记载，黄巢农民起义军中的一个宠将被当时的官吏抓住了，黄 巢非常气愤，就率领全军猛攻陈州，抓到俘虏就吃。最后甚至专门准备了磨子、巨碓数百， 又准备了几百个石臼，把活人放在臼里面，磨粉，捣碎，连骨带肉一起吃掉……，从嗜杀获取精神上的满足，这就非常可怕。还有一类食人是为了"尽孝"，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做药，献给自己的父母、长辈，为他们治病，滋养他们的身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记载。我们上堂课提到的《二十四孝图》津津乐道、尽量赞美的就是这一类的"食人" 。中国有一种迷信，认为吃人肉或者吃人的某些器官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而且特别认为吃人肉或人的某个器官可以增强性功能，中国民间对这个更有大量的记载。这样，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拿全世界都有的食人现象与中国的食人相比较，他就发现，中国更多的是习得性食人，"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食人。这样的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食人，是被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至少是被儒家学说所默认、鼓励的，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吃人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文学，被审美化了。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水浒》，都有吃人的描写。而且都是绘声绘色，涂以"道德美"的神圣光彩。《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刘备被吕布打败而想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猎户刘安家中，刘安非常崇拜刘备，想随他去打仗，但家中有老母，为尽孝而不能去。但他又想对刘备尽忠，刘备很饿，家中又没吃的，他就"杀其妻以食之"。这样他就以"食人"的行为实现了"忠孝两全"的儒家最高理想。作者显然是赞美这样的"德行"的，而我们读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看书的时候却不感觉到这有多可怕，可见我们的心灵麻木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问题在于，这本书只是写到民国成立。民国之后，这种"食人"的现象还存不存在呢?

　　鲁迅写《狂人日记》，不仅给"吃人"以象征意义，更给它以实在意义，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中国食人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到了民国，也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中国的食人现象不仅没有结束，甚至还在继续着。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制造出一些新的理论来证明食人的必要性、可行性。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20世纪的中国又出现了很多很多令人发指的"食人 "、"杀人"现象。鲁迅与周作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揭示了中国人的嗜杀性，食人行为，更揭示了许多导致轻易杀人的理论和根据，作了有力的反驳和批判。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将"忠"、"孝"等道德原则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 "忠"、"孝"的至高性面前，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人的生命应该为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而牺牲。这个传统观念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了，不过它不再是"忠"和"孝"，而是"革命"。为革命而死，而牺牲，这恐怕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一个"新伦理"。我们青年时候读老三篇，其中有一篇就讲"人固有一死"，并且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的死可以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就是重于泰山。还有一句教导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我们年轻时候都记得很熟的。而我们今天正应该对这样一些似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伦理原则提出反省。猛一看它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人毕竟不是动物，要追求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牺牲(包括死亡在内)是免不了的，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曾经传诵一时的。但是问题在于把这种死亡、牺牲加以绝对化以后，"死"成了目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后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这就变成了荒谬。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而且被宣布为至高的伦理)，它在理论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把"忠"、"孝"、"革命"这些东西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还要求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即为整体性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包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没有价值--它的背后其实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上次课我曾经谈过，一直有人鼓吹，为了国家民族的统一、富强因此要放弃个人的自由，那么这里说为了革命尽忠尽孝，个人生命可以不要，这似乎是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把个体的生命看成微不足道的东西。鲁迅是最反对学生去进行请愿游行示威的。他说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不否认这一点，但他更强调爱惜人的生命，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命。所以鲁迅就一再地对幼稚的革命者进行启蒙教育，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革不革命就看你敢不敢死。鲁迅说，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他说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是很陈腐的话了。很多年轻人常说的豪言壮语，鲁迅认为已经不能再说了。他说真正的改革者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能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生命抛弃掉。鲁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话说得十分恳切，几乎是击中了一切"革命"高调的要害，但又说的全是常识。周作人说很多人不懂常识，我们要进行启蒙，就是要回到常识中来。鲁迅临死之前有一个讲话，还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是日本友人增田涉在回忆录里转述的。他说，现在中国幼稚的青年们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好像还希望死，我说，这是不好的，容易想到死的人，是不能搞真正的运动的。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爱惜人(革命者)的生命。而在中国，正是太不把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了。鲁迅曾十分沉重感叹说：造物主"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也许是中国人太多，在人们观念中，人的生命就失去了价值，死了人算不了什么，这正是"造得太滥，也毁得太滥"。顺便说一句，当代青年，至少在一部分青年中有一种"轻生"的倾向，经常看到一些中学生、大学生稍受挫折就自杀的报道，心里非常难过。真想对年轻人说，千万不要轻易地去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理由"。

　　还有一种看起来也很冠冕堂皇的理论，叫"杀反革命"。凡敌人皆该杀、可杀。这个命题跟前面那个命题是有联系的。革命是正义的，光明的，杀反革命也是合理的、正义的、光明的，即使把不该杀的杀了，也不过犯一点小错误，是可以原谅，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出于"革命义愤"，这也是在中国所盛行的一种逻辑。但问题的可怕之处是什么呢?这敌人是你可以自己定的。谁是敌人啊?是有很大的弹性的。所以鲁迅就说了，中国人杀人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先宣布你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兵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过去国民党杀共产党，就说杀的是"共匪"。后来共产党杀国民党，也说杀的是 "蒋匪"。我要杀你，就把你开除"人籍"。你不是人，我杀了你就没有关系了。本来杀了人总会有心理负担，现在杀的不是人，就心安理得了。所以总要宣布别人是"反革命"，好像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还有一种更可怕，它把"杀反革命"泛化为"杀非革命 "，把人分两类："革命"与"非革命"，"非革命"也得死，这比前几种更不得了。其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呢?所有异己者都该死。因为别人革命不革命，是由自命的革命者自己定的，其实就是异己者皆该死，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可怕的逻辑。中国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害"反革命"与"不革命"的历史。鲁迅对此做过这样的概括："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每一次"革命"都成成批成批地杀异己者。这样我们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历史就变成了一部不断地杀人、轮回地杀人的历史。用革命的名义杀人是非常可怕的。大家都不能理解红卫兵为什么杀人，其实这非常简单，因为红卫兵从小生下来就听一个故事："农夫和毒蛇的故事"，就是毛泽东说的，时刻要记住何为自己的敌人，何为敌人的朋友，而敌人与敌人的朋友都是该杀的。从小灌输到十七八岁，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充满惩罚"敌人"的嗜血的渴望。文革开始了，突然之间以"革命"的名义宣布，站在你面前的这个(老师、同学、甚至父母)就是敌人，而且是伪装多年、欺骗你多年的敌人，你想这孩子怎么会不"夺过鞭子揍敌人"，以至将"敌人"打死呢?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1966年8月18号，北大隔壁101中学的学生，他们到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要紧跟形势干革命。他们回到学校就开始讨论：怎么"革命"法呢?要找敌人啊，敌人是谁呢?有个同学想起来了，学校有个体育教员，这体育教员是个归国华侨，有海外关系，就可能是个特务。第二，他有男女关系问题，是个坏分子。这样一分析，这位体育教员就变成了"反革命"，而且是双料的，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年轻人(还有些年长的老师)的"革命义愤"就这样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于是革命师生怀着革命的一腔豪情，怀着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将这位体育教员抓来，把他扔在学校的池塘里，然后全校的老师和同学就欢呼着看着这个老师在池塘里挣扎。这位被视为"敌人"的老师几次挣扎出池塘边，这些红卫兵就拿石头把他打下去。最后这个中学体育教员终于沉没了，在全校师生的欢呼声中死去了。这样的在"革命的狂欢节"里的惨死，是令人震惊的。这些孩子(即使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今天)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手上有血，因为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杀"反革命"，而且是集体的杀戮，个人是从不负责任的(所谓"法不责众") 。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文化"的"革命"，是不流血的，却充满了"食人"的血腥记录。请看这些血的数字：就在我们北京大兴县，宣布凡是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都要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从1966年8月27日开始，到了9月1号，仅仅3天，这个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有325人，满门抄斩22户，年纪最大的是80 岁，最小的是38天。1967年12月26号，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在唐山一次讲话时宣布，说解放前我们党的冀东党组织可能是一个国共合作的党，可能是一个叛徒党。他这一句话就在全县范围内大抓"叛徒"，结果受到迫害的达八万四千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残。还有湖南道县，从1967年8月13号到10月17号，历时66天大杀人，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 个 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其中死亡4519人，被活活杀死的4193人，被迫自杀的326人 。也在道县所在的零陵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达9093人，其中被杀的是7696人，被迫自杀的1397人，致残致伤的2146人。而被杀的是什么人呢?都是被宣布为敌人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在死亡人数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被杀的未成年人826人，最大年龄78岁，最小的仅仅10天。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杀人，是发生在2 0世纪的中国的六、七十年代，这确是使人震惊的。可怕的是这是在"杀反革命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参与杀人者中的多数也是怀着神圣的、崇高的"革命"激情与幻觉，以及"革命"的恐惧感，这样的革命的施虐狂、嗜血狂，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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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理论，就是为亲人复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鲁迅讲过，奴隶们受够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只要他一旦有权，会采取成法自然也难说。奴隶们过去被别人残杀，他就懂得了一个道理：对人就得杀，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所以他一旦掌了权，照样杀人，这就是所谓的"以暴易暴"。它和前面的杀人有一点区别，就在于是对方先杀了他的亲人，他为了报复而杀人。因此，这种"以暴易暴"就容易获得人的同情。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里面有一个情节，农民起来以后要杀地主，有人不忍心，农民回答说地主把他全家都杀害了，旁边的人就没话说了。"以暴易暴"好像是有一点合理性。坦白地说我现在没有完全想清楚，鲁迅也说，别人压迫你，你为什么不反抗?他是绝对反对基督教那种打左脸给右脸的宽恕精神的。我现在的想法是：别人压迫你，你一定要反抗，对于施暴政者是应该惩罚的，但应该用法律的手段去惩罚施暴行者。譬如说恶霸地主，他杀害了农民，这笔帐是应该算的，不能不算，但应该通过法律去清算，法律如果判他死刑，他确实该受刑。但是不能用群众性的暴力行为去杀，因为一旦出现群众的暴力行为之后，这界限就分不清楚了，而且是非常残酷的，会形成"你杀过来，我杀过去"的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讨论，因为这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这类"以暴易暴"，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文革当中，大家知道，广西地区曾经出现食人的现象。据有关人员的专门调查，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那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就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鲁迅在本世纪初写的吃人血馒头的悲剧在70年代如此大规模地重演，除了人们仍然坚信"吃人肉可以补养身体 "的原始迷信外，又多了一条"理由"："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杀人者、嗜食者越是理直气壮，越让人感到恐怖：这样的既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又有原始习俗的支持，因而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杀人" 、"食人"是中国传统(包括"革命传统")中最为可怕与危险的部分。这样的"传统"是万万继承不得的。

　　周作人对中国的食人现象的考察，另有自己的角度。他指出，中国人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 满清是杀革命党，洪宪是杀民党，现在杀共产党，不管是非曲直，总是杀得很起劲。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等居然担当起"杀人"运动的始作俑者。把杀人当作目的的现象，除了中国人嗜杀之说无别可解释。而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满足贪淫、残酷的本性，这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至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深。"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周作人在这里提出一个十分尖锐问题：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的食人、嗜杀现象中扮演什么角色，应该负什么责任?周作人很不客气，他是把皇帝、将军、流氓学者并提的。我自己大概算是个学者，看了这个论断颇有些触目惊心：学者怎么跟皇帝、将军、流氓放在一起呢?但仔细回顾一下中国本世纪的历史，就不得不承认周作人说的是事实。中国文人有一个恶习：本来喜欢论争是正常的，但一旦笔战打不过对手的时候，他就会向皇帝、将军求援，把笔战变成真枪实弹的杀人。鲁迅就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是"五·四"时期，《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林纾反对新文化运动，相互展开论争，这本也属正常，但林纾突然写一篇小说，描述一群人正在论争，突然一个将军出来了，把这些人全部杀掉了。他与当时北洋军阀将军徐树铮关系很好，他想借助将军之手把异己者都杀掉。这一次主要矛头是对准陈独秀、胡适，鲁迅因是《新青年》同人，也多少受到点牵连。第二次是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在这里我要为鲁迅做点辩护：鲁迅曾在论战中写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所以有人指责鲁迅不宽容，梁实秋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散文家，鲁迅怎么称其为资本家的乏走狗呢?但是大家都忘了，是梁实秋攻击在先、鲁迅反击在后的。而且，在两人论战中，梁实秋给鲁迅加的罪名是"拿俄国卢布"，鲁迅才反唇相讥说他是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两者性质不同，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下，"资本家的乏走狗"只是难听而已，没有生命危险，就像今天骂人是大款的走狗或看门狗一样没有危险，但是说拿俄国卢布就好像今天说拿美国情报局的经费一样，至少是要进监狱，而且可能是要杀头的。所以鲁迅说他是"乏走狗"，所谓"乏 "就是论战赢不了，就想求助于军人手里的武器杀害对方。第三次鲁迅与周扬论战。现在许多人为周扬打抱不平，认为鲁迅以一个"四条汉子"的恶谥让周扬等永世不得翻身，太刻毒了。但是人们却忘记了，这回也是徐懋庸首先打上门来，给鲁迅安一个罪状："破坏统一战线"。文人在争论时骂骂对方本也无所谓，但他紧接着说，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鲁迅才勃然大怒：什么叫"实际解决"?是杀我头还是让我充军?郭沫若在1948年写文章提倡人民的文艺，同时宣布要把所谓反人民的作家(这自然都是他自己主观认定的)"赶出地球去"，不仅要口诛，而且要借助政治的力量对他们进行处理，这就逼得沈从文只有自杀了。由此可见，文人也有嗜杀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人比皇帝将军卑劣，因为皇帝将军是公开杀人，而文人是制造舆论鼓励别人杀人，自己的身上好像没有血迹。在我看来周作人将文人与流氓、皇帝、将军并列，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正是一个警示与警戒。今天，想借助政治力量来扼杀对手，甚至把对手送上断头台的知识分子是大有人在的。所以我仍坚持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尽管很多人不同意：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这个残杀不仅包括文笔残杀，还包括实际解决，所以中国的"文治、武功"从来是连在一起。由文字杀人到真枪实弹杀人仅仅一步而已。这一步在有嗜杀性的中国是随时都可能跨过去的。文人的可恶之处还在于，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与研究者，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洗涤、抹煞历史的血腥气。我们读到众多的研究本世纪中国历史，共和国历史的著作，但这一百多年所发生的无数杀人、食人的事实都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片"光明"。我曾写文章说，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迅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鲁迅说："一个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一个世纪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我们还不觉醒，甚至还要掩掩盖盖，不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在这一个世纪的杀人历史就有可能在下一世纪重演，这一百多年的血(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算是白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知道这代代相传的"食人"的历史。希望大家记住那位101中学体育教员被惨杀的情景。如果大家因此做了恶梦，我认为也是值得的。做这样的恶梦对我们这个民族(包括年轻一代)好像是残酷了一点，但确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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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1997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题为"周氏兄弟思想研究"的专题课。后又根据录音整理出《话说周氏兄弟》一书，交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现得到《文艺争鸣》杂志社的支持，先行发表有关"国民性改造思想"部分，分四期载完。在整理中，仍然保留了讲课的语气与语式，故又总称之为"北大演讲录"，这也是学术文章写作体式的一种尝试。每讲后附有"参考书目"，这些著作的许多精彩论述，都被吸收到讲课内容中，在此特作声明，并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①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王乾坤：《关于"吃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2期。

　　③刘兴华、华章：《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朝花出版社，1993年版。

　　④郑义：《历史的一部分》，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

(原载《文艺争鸣》)

谈做梦－－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二

　　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做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段做梦的历史。

　　梦从100年前开始。1899年12月31日夜半，有一著名的知识分子正乘坐在从日本到夏威夷的海轮上，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那一霎那，他挥笔写下《20世纪太平洋歌》，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梁启超。以后他又写下《19世纪之欧洲与20 世纪之中国》。他预言，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与今天某些老先生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颇有些相似，历史也真容易重演。他说："今世纪之中国波澜亻叔诡，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他的豪言壮语具有强烈的煽动性，然而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梦。所以，梁启超是本世纪第一个做梦者。但他的中国将超过欧洲，演出一场壮剧这样一个梦却笼罩了整整20世纪。正像他所预言的一样，20世纪中国的智者、哲者、勇者没有一个不是梦的制作者，梦的实践者。制作者与实践者的统一，大概也就是 20世纪中国梦想家的共同特征吧。其问题与悲剧大概也就在这里。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他有一个绰号叫"孙大炮"，放大炮者好说梦话者也。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号召要"大跃进"时曾说，"大跃进"这个概念不是我提的，是孙中山先生提的，孙中山在世纪初就幻想着中国出现大跃进，我们不过继承而已。这是对的，孙中山确实是伟大的梦想家。"五·四"时代，周作人也曾作出这样的概括："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都具有梦想家和传道者的气味。这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特点。当时是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曾写《未来的梦》，提到当时的大学生经常聚到一起畅谈梦话，谈得醺然欲醉，令人觉得犹有余味。本世纪3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东方杂志》发起征文《新年梦想》，响应者有100多位文化名人，纷纷谈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梦。其中最有趣的是施蛰存做的梦，即梦想未来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抽水马桶。这次征文在普通读者中也引起强烈反响，这本身就构成了30年代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大家都来说梦。40年代的延安更是梦的国土。诗人何其芳曾写《画梦录》，到延安时他又说：我们的梦从特殊的少数人才有的梦变成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梦，我做了贫困者的梦，饥饿者的梦。我和那些一边忍受着当前最大的贫困与饥饿，同时又梦想着未来"黄金时代"的普通人共命运。他的话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就是40年代的延安不仅知识分子在做梦，农民也在做梦。而且知识分子的梦和农民的梦合一。就在这样一个梦的土壤上出现了20世纪中国最大的梦想家毛泽东。之所以说他是最大的梦想家，是指他的梦的大胆与影响而言，由此开始了由他率领亿万人民为了实现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梦想而奋斗牺牲不惜一切代价的"毛泽东时代"。概括说，这场梦在当时是历史的壮举，在过后看来，既有让人动心之处，又包含了太多的残酷与荒诞，让人后怕。八、九十年代，《文汇报》在60年后又发起梦想未来的征文，有五千多个文化人和普通读者参加，可见规模之大。90年代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又纷纷下海做"黄金梦"。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了一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是从头至尾在做梦的世界。正像鲁迅在"五·四"时期概括的那样："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去的前梦黑如墨，在以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暗里不知，身热头痛。你来，你来，明白的梦。"这里连续不断对" 梦"的追寻，追寻过程中身热头痛的痛苦、焦躁，以及最终也不肯放弃的"你来你来，明白的梦"的急切呼唤，都典型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正是一个世纪的梦的追寻和实践形成了20世纪中国人民、知识分子的一种梦想家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我自己就是在梦的环境里长大的，至今虽然我对梦想有许多反思，但是我仍然摆脱不掉自己根深蒂固的梦想家气质。这也大概就是一种新的国民性。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这个做梦的历史。

　　我看了周作人、鲁迅的著作，发现对于梦，他们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首先，他们对梦本身是加以肯定的，重视梦的本身正面的作用。相反，他们对中国传统中不大做梦这一点提出了批评。他们也依然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来立论。记得前几年我去意大利时看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 大师拉菲尔的一幅叫《雅典学派》的名画，我看后非常震动。画面中心是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手指天空，一个手指大地，这其实是象征着人的两种基本欲求或人的本质的两个基本侧面。一方面人要立足于大地，另一方面人又要飞腾于理想的幻空，所谓梦就是后者的表现。所以鲁迅说，人活在世界上，他总是不安于物质生活，他总是趋于一种形而上的需求，这是一种超越性需求，"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趋无限绝对之至上者"。所以人一定要脚踏实地在人生的现实生活中生活着，但人还要做梦，梦想能够超越有限和相对，把翅膀煽起来升腾起来飞向绝对的、无限的未来。或者说，人不能仅仅满足此岸世界，必须有一种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梦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超出人的现实局限性，趋向绝对的、无限的彼岸世界。而梦和现实是可以不断转换的。譬如说开始人们想飞，现在我们有飞机了，就说明人的梦变成了现实。在鲁迅看来只有在梦中，人才真正挣脱了人世的精神、物质的"狭的笼"，进入"天马行空"，无拘无牵的自由境界。"五·四"时期他呼唤人间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的"大旷野精神"，这是梦的世界，不受人限制的孤寂的世界。周作人一再强调儿童荒唐的、怪异的、虚幻的梦，他认为这是健全人性所必需的。他说："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有梦，黄昏中的老人也有梦，虽然它们的颜色并不相同。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它，但终究要回到它的怀抱中来。"可以说，鲁迅、周作人为梦的辩护，对梦的呼唤实际是对人性健全发展的呼唤，它本身就构成了本世纪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民族恰恰是少梦的民族，正像我们的作家所说的：由于我们的生活很严峻，有时候很残酷，因此大家都是很实际，不敢做梦。恐怕到了90年代这种情况更严重了。正因为这样，本世纪以来中国人终于浪漫起来了，大大做了一回又一回的梦。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进步了。人们也因此能够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当年一声号召会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如痴如迷地跟他跑。原 因之一就是他抓住了人的本性，特别是年轻人渴望做梦的浪漫本性。

　　但大家不可忽视、必须正视的是，本世纪我们所做的梦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人为这些梦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这是现在学术界思想界 所回避的，却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先来介绍一下毛泽东的梦。毛泽东基本做了两个梦，并为实现这些梦做了大胆的实验。一是毛泽东认为孔孟将彼岸大同世界和此岸小康社会截然划开，是太缺少幻想，太不敢做梦。他要在中国现实土壤上实现大同世界。《论人民民主专政》开宗明义，就说我们中国的未来就是要走向大同世界，建立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这个梦并不是毛泽东开始做的。本世纪初的"新村运动"就做过这个梦。"五·四"时期有过不少实验。周作人在其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他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曾经是毛泽东崇拜的偶像，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而没有见过鲁迅。毛泽东在湖南也在搞"新村运动"。所谓"新村"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的自动集合，自己劳动，自己种地，自己读书，建立一个既是学校又是工厂的理想社会。后来，毛泽东抛弃的只是"新村运动"和平改造的那一部分，要武装夺取政权。但夺取政权之后，他仍要实现他的新村理想，而且他把新村理想具体化了。他想建立一个政治上绝对平等，经济上绝对平均，人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大学校。他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经过多番努力，到1958年宣布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一个手段--"大跃进"，并提出具体目标：赶英超美，即在物质上，钢铁、粮食产量赶英超美，然后整个社会成为大同世界。这个理想在今天看起来仍相当吸引人，却是一个梦，而且它的现实实现却正是其反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另作专门讨论。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当时中国人民是怎样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做梦的。首先粮食产量上要创造奇迹。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中国最穷的地方)一个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纪录。几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甘肃省某社在二分五的山地上，一青年突击队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静海县陈屯用5天时间建成一个水利发电站。《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一个多月发展的民办学校达八千五百一十六所。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一天后，湖北省谷城县东尼社宣布：亩产二千三百五十七斤，创了新纪录。两天后河南卫星社又放第二颗卫星：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四天后，河北省临漳县红光社又宣布亩产高达三千六百五十斤。同一天，同属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宣布创四千三百五十三斤新记录。20天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又宣布，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一个月之内神奇般地上升，各路诸侯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到九月一日一颗特大卫星把全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河北省徐水县宣布，亩产山药蛋一百二十万斤，要创造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们带入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兴奋地跑到徐水，问：粮食产这么多放到哪儿去?肉产那么多，怎么吃呀?这一句话使全国都疯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就充分发挥了。由全国大炼钢铁，全民大产粮食到全民写诗。到处是赛诗会，异想天开，奇思狂想，吉林省巴吉垒赛诗会上，一人朗诵："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乱转圈。"又有一个高声叫道："这不算啥，听我的--

　　　　社里麦穗插云间，

　　　　麦芒刺破玉皇殿。

　　　　麦根扎到龙王庙，

　　　　吓得东海波浪翻。

　　掌声刚起，又有人喊道：听我的--

　　　　深耕细作产量高，

　　　　一棵玉米穿云霄。

　　　　彩云拴着玉米腰，

　　　　吓得月亮弯弯腰。

　　做梦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当时在北大读书，也卷入了这样的狂潮。订计划一天要写几百首诗，整夜不睡地写，比谁大胆谁善于狂想、做梦。

　　毛泽东第二个梦是不但要创造至善至美的社会，而且要把六亿人民都变成"至善至美"的" 纯粹"的人。为了这点，必须对人进行改造。毛泽东与其他思想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注重 对人的改造。他认为极力想改造社会的人只是贤人，只有极力想改造人的人才是圣人。他是想做圣人的人，而且希望全国六亿人都做圣人，即"六亿神州尽舜尧"。也就是说他对整个 的 中国伦理学要进行重新的改造。怎样才是纯粹的人呢?他提出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人的非动物化。实际否定人是动物，凡是人的动物性的欲求都应该被改造，被抛弃。他要把人的 欲望，从性欲到物欲，都压抑到最低限度，使人成为纯精神、纯道德的存在。他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人要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动物性的本能欲求即低级趣味。第二个标准 是 人的非个人化。本来人既是个体的动物，又是群体的动物，毛泽东将人的群体性夸大到极端，否定人的个人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他提出的："毫无利己之心，专门 利 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伦理原则，这个观念正和周作人、鲁迅的"立人"思想针锋相对。鲁迅强调个体精神自由，周作人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毛泽东正是要批判并彻底改造"五· 四"时 期的人性观。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拿知识分子开刀的最基本原因。因为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欲望知识分子最强烈，毛泽东就是要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这与人们本性是 相违背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想建立的理想之国是道德理想王国，有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是一个乌托邦世界，有很强的空想性。那些诗把人的精神夸大到极端，是纯 精神、纯道德的存在，这是符合毛泽东的理想的。但是，问题在于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除了最大限度动员了群众之外，还要把他的反对者全部消灭，所以在"大跃进"的同时，掀起 了"拔白旗"运动，导致了悲惨结局。这里举些鲜为人知的触目惊心的数字：河南是本世纪中国最多灾多难的省，在大跃进中河南是全国先锋，灾难也最大。1958年提出惊人口号：一 年之内要成为"四无省"、"绿化省"，消灭文盲，实现水利化，其小麦卫星一直放到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钢产卫星放到日产一百二十万吨，都是世界之最，而1958年，全省粮食 产量实际上只有二百八十一亿斤，但上报了七百零二亿斤。上交粮食数量不够，就翻箱倒柜 抢夺农民粮食，捆、吊、打、抓。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7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追逼粮 食 ，由公安部门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其中三十六人死在监狱中，拘留了一千七百二十人，其中六百六十七人死在拘留所。群众形容当时恐怖气氛："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 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大跃进"的结果很可怕，像信阳地区就饿死一百多万人。河南息县饿死十万人，自然村减少六百三十九个，所谓"减少"就是整村人全部死光。据 横山、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达一万二千人之多。整个河南全省死亡人数在二百万以上，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人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现在到农 村找老人忆苦，很少人忆解放前的苦，都忆的是灾荒那年的苦。可见，"大跃进"的梦想带来了怎样可怕的结果，实质是重新引发了"杀人"、"食人"现象的出现。做梦和食人统一 在一起了。

　　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梦的现象，这种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由这个梦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性?周作人在20～30年代已预感到，中国国民性出现了新问题。他将其概括为"专制的狂 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狂热的信念，或狂热的迷 信。中国民族没有宗教，好像没有宗教的狂热，但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宗教狂热。1958年大跃 进就是一种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观精神和意志，并将其夸大到极端，提出的口号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第二，迷信群众运动。这是 毛泽东的发明，将亿万群众煽动起来形成强大的运动。他说："中国人多议论多，热气大，干劲大，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强调多数人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迷信多数 。第三，迷信权力。将不受监督的权力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仿佛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无知等等。无论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文革，年轻人都是打 先锋的。毛泽东说："卑贱者战胜高贵者，年轻的战胜老年的，无知的战胜有知的，小人物战胜大人物，这是规律。"很少有像共和国那样夸大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捧到极端。因为青 年有热情，唯有青年能够献身，也最容易被利用。这种"青年崇拜"实质上包藏着对青年的愚弄。

　　迷信主观精神意志的同时是反科学、反理性，在迷信群众运动的另一面是反专家、反知识分 子，在迷信多数的同时压制少数，在迷信权力的同时压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时反对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说的"专制"，而且是群众专制，多数人专制。凡是 持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都称为"花岗岩脑袋"，要把他们"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拔白旗"运动不但在农村、工厂基层广泛展开，在大学里也普遍推行，北大就是一个重灾区 ，反专家、反教授、反知识，"知识越多越蠢"。当时称这样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为"革命的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前面说过的赛诗会的诗一句比一句激动人， 显示了语言的魔力。这种狂热的语言当时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人在语言的迷恋中，丧失了自我，进入半睡眠状态。这里还包含了"从众心理"，在群体中， 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 的语言也变成一种"施暴"的力量，特别是在"大批判会"上，年轻人运用语言的暴力强加于自己的老师，其实也在践踏作为自身存在基础、理由的知识与科学理性。但没有人会对此 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一切都有看似合理的逻辑，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鼓动人 们去迷信，并赋予"正义感"和"合道德"性。这就使这类"狂信的专制"又带上了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全民梦想造成的全民族的灾难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负什么责任?客观地说，知识 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又是推波助澜者。比如说，亩产上万斤的粮食上报是由省的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作证的，某大科学家亲口对毛泽东说："根据科学研究，在理论上亩产上万斤是可能 的。"无数的诗人、作家都参加到"全民的狂欢节"中，田汉写了《十三陵畅想曲》，更是 火上浇油。本来知识分子应该在全民狂热中起到"清醒剂"作用，但却推波助澜，这恐怕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中国知识分子总想领导潮流，总要"得风气之先"，而实际 上是在赶时髦，为虎作伥，充当帮忙与帮闲而不自觉。这里也隐含着对于权力，对于"专制的狂信"的恐惧，进而在"从众"心理中寻得平衡，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这样的"赶潮 流"之风至今也没有停息，知识者仍有可能继续充当"推波助澜"者。

　　最后，我们还想讨论一个问题："大跃进"的梦想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浪漫主义"色彩外，也还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就是好大喜功，建设规模越大越好，速度越 快越好。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顾客观经济条件，成为一种主观的经济上的盲目。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原北大教授张奚若，曾经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迷信未来 "，毛泽东反驳说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迷信未来。其实张奚若先生批评的就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浪漫主义，"好大喜功"，即超越了客 观可能性。本世纪我们所做的这么多梦，这么多共产主义试验，本质上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的结合，从而造成很大的灾难。中 国这个民族没有宗教狂，但有道德狂，道德理想主义的狂热。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是有社会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这样一种"专制的狂信"是本世纪才有的。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本世纪，这个民族 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本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 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想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正因为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的浪漫主义有这种群众民 族情绪的基础与社会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历史是有可能重演的。现在这种希望用最快速度、最大限度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民族情绪还普遍地存在于国民中，这种民族情绪 若没有理性精神的灌输，就很可能导致非理性的狂信。到了世纪末，情况似乎有点变化，世纪末中国人反过来进入了一个无梦的时代。一位温州学生看了我在《钟山》杂志上发表的讲 世纪的梦的文章后给我写信，他说在温州的周围环境正好相反，年轻人即使做梦也不再做彼岸的梦，精神的梦，而做的是此岸的、现实的、金钱的梦。确实，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无梦 的时代，正因为这样，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不断地有人在呼唤理想主义，呼唤终极关怀，也不断地有人在呼唤梦，我对这样的呼唤是理解和同情的，它们都有现实的针对性。但我 始终认为仅仅呼唤梦，仅仅呼唤理想主义还不够，同时还必须记住另外一句话：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与梦，搞得不好是有危险的，有可能导致"专制的狂信"。如果对这些危险缺乏警 惕，仅仅抽象地来鼓吹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梦，也是有危险的。我们现在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们要做梦，一方面我们不要做白日梦，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焦虑。由此产生了我自己 的梦，从20世纪末来看梦，我只有两个愿望，也可说是两个梦想：一愿我自己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放弃虚构的、彼岸的、非现实、非功利的梦的追求，不会做梦的民族是没 有希望的民族；同时，愿我自己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不要做将梦想现实化的白日梦。梦只能作为一种终极关怀存在于彼岸，用彼岸的理想照亮此岸，但不能把彼岸的东西此岸 化，这是本世纪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把彼岸的东西此岸化就是白日梦，这个梦不能做，从我们的讨论可以看出，杀人和做梦这两个命题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梦做得不好，做白日梦 ，也可能导致杀人，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和大规模的食人现象，这是近百年中国的教训。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我有这样一个感慨：中国的历史是在一乱一治中循环前进的，本世纪好像 有这么个规律--一乱就杀人，一治就做梦。乱了就杀人，人杀够了，天下太平了，就讲" 治"；而一讲"治"就做梦，不顾主客观条件乱来一气，又造成灾难，又乱，又杀人，在做 梦和杀人之间不断反复，好像这就构成本世纪的一部历史。结果无论是做梦还是杀人，都造成大规模的人的死亡，恐怕本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大跃进，文化大 革命，都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治乱循环造成民族元气大伤。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对下个 世纪的愿望：第一，但愿从此懂得爱惜人的生命，不要动不动就叫人死；第二，但愿无论政 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改革和建设，开始要早一些，步子要慢一些，不要去追求"只争朝夕"。我对未来世界就是这两个愿望，一个是不要轻易杀人，一个是从容不迫地搞改革搞建 设，这看起来是唱低调，其实讲的是人类的常识，希望中国人能回到常识中来，不要老想着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把国家搞好就行了。另外还有个愿望，就是希望有记性，不要健 忘，这大概也是常识，不然蠢事会不断做下去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百年后再出一代阿Q。我希望到下个世纪末时，再回顾21世纪不再像今天说这样的话。我希望使中国人 回到常识中来，让人正常地活着，让国家正常地发展，不要老想创造人间奇迹。我这个调子与本世纪初梁启超的调子是相反的，梁启超预言20世纪的中国要演出一个壮剧，我希望21 世纪不要演戏了，回到常识中来。

本讲参考书目：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乌托 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中国新闻出版社，1998年版。

　　(原载《文艺争鸣》)

论演戏--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三

　　今天我想说的是鲁迅、周作人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另一个判断：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

　　首先，鲁迅说中国人有迷信，有狂信，但没有"坚信"，没有非常坚定的信仰。中国人很少是"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比如中国人是崇仰皇帝的，因为怕而把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想玩弄皇帝，想利用他。皇帝有愚民政策，老百姓则有愚君政策。鲁迅经常讲些民间的小故事来证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家中过去有老仆人经常对幼年鲁迅讲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眼中的皇帝。她说皇帝是可怕的，因为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而且是不容易对付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如果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给他吃了，他还要吃，那就会很麻烦，如果冬天他要吃西瓜，秋天他要吃桃子，这是办不到的，那么他就会生气，就要杀人，所以皇帝很可怕。对付皇帝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年到头请他吃菠菜，但是说吃菠菜他要生气，因为菠菜太便宜了，所以对他要说"红嘴绿鹦哥"，他就很高兴地吃了，这就叫骗皇帝。所以中国人对皇帝是又怕又骗，把皇帝也戏剧化、游戏化了。另外，对于鬼神，中国好像是敬鬼神和怕鬼神的，但鬼神也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每年要烧纸钱，这就是也贿赂鬼神。中国人对鬼神有两个办法，对丑恶的鬼神就奉承，所以中国人祭祀、奉承火神，而对老实一点的神，中国人就骗和欺负，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灶君(灶神爷) 。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中国人都要祭灶神，让他吃麦芽糖，因为灶神爷是每天在人家里的，对家中大小事都一清二楚，到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就要上天去汇报，如果说人坏话就麻烦了，所以请他吃粘的麦芽糖，把他的牙齿粘住。可见灶神爷也是可以骗和贿赂的。另外，按中国道教观点，人身上有一种"三尸神"，存在于人的头、腹部和脚中，他也是每年有一天要向玉皇大帝报告人的罪恶的。对付他的办法就是这一天大家都不睡觉，因为三尸神要在人熟睡时偷偷上天，如果人不睡觉，他就不能上天告状了。对中国人来说，没有绝对信从的东西，皇帝可骗，鬼神亦可骗。中国人对儒家、道家的圣贤和思想家也捧得很高，但也并非真正信从他们，而是怕和利用。所以孔夫子在中国成为了"敲门砖"，"摩登圣人"。所谓"摩登圣人"，就是把他捧高了再利用他。所以儒家在中国成不了"儒教"，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宗教，孔夫子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信徒或党徒，中国人不过是随风转舵而已，是什么也不信的"虚无党"。但是，在鲁迅看来，中国的虚无党与外国的虚无党有一个区别，后者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对皇帝、对神灵、对圣贤不相信就公开宣布；但前者心里不信，嘴上却反过来说相信，中国人明明是没有信仰，却处处表示对信仰的忠诚，甚至对天发誓。这种发誓也是很可怕的。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赌咒》，中国人喜欢赌咒，喜欢说"天诛地灭"。鲁迅说天诛地灭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再信誓旦旦地赌咒，天不会来诛你，地也不会来灭你。赌咒也是做戏，所以鲁迅说现在赌咒也摩登，变成一种宣誓了。中国人心想的与实际做的是分裂，什么保存国粹，什么振兴道德，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曾这么想?做戏时前面的架子与后面的面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戏场。鲁迅有一篇文章叫《现代史》，他说，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是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经常看见有变戏法的。所谓变戏法，或者变猴戏，就是一个猴子带上假面具，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或者是小孩来演戏，一个小孩装在坛子里去，外面留着一根小辫子，要他出来就得给钱，钱收足了小孩就出来了，或是大人不知怎么就把小孩杀死了，盖着被单，直挺挺地躺地那儿，要他活过来，又得要钱。变戏法时，主持的大人经常说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有双重意思，一个意思要大家捐款，另一个意思是招呼那些看破他变戏法是假的朋友不要戳穿他的戏法，不要开口，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鲁迅写到此，最后一句话说，我的题目写错了，应该是"现代史"。他的意思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就是一部现代史，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就是变戏法，一部分人在变，即"各有巧妙不同"，同时招呼周围人不要戳穿他的戏法，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鲁迅强调整个中国的天地是一个戏场，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做戏的历史。

　　而这种"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来表现出来的，中国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国"。中国的汉语恐怕是世界上最灵活、最富有弹性的语言，它把人所想与所说、所做分裂。鲁迅有一个很准确的概括："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是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要做那样的，有时是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其实是假的，也有的这么说就这么做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想、说与做三者是完全分裂的，所以中国的语言都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它是自行扩张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一般的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一般说语言要变成实际，而中国语言也不受实际制约，中国的语言完全游离于想和做之外，自由行动，所以中国成为"游戏的文字国"。鲁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你就是一条笨牛，在中国你永远不合时宜，尤其是你相信他所说的，又按他所说的去做的话，在中国你就会处处碰壁。更可怕的是，大家都不相信，说的人固然不信，听的人也不信，大家都清醒地知道语言的虚伪性，却仍要继续维持这个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的规则。明知是假的，也要做出相信的样子，才能维持游戏的原则，如果其中有一人说出真话，指出它是假的，这人就是蠢物，就破坏了游戏规则，使游戏做不下去。比如在会议上，大家都信誓旦旦地发言，每个人都明白大家在说假话，突然有人跳出来说你们说的都是假话，大家就会至少觉得这个人蠢，不知趣，扫兴，反过来要把他扑灭。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讲的就是一个语言的游戏。皇帝身上什么也没有，但大家都说有了，于是就有了。皇帝、大臣、旁观者知道没有却说有，在一片"有"声中大家都玩得很高兴。这时一个小孩说他是光屁股，什么也没有，戏就做不下去了。但在中国却没有一个能说出真相的小孩，因为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这样的率真的小孩早就被大人们被公众扑杀了，天下于是太平，游戏也就永远玩了下去。但鲁迅说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无声无息地在大家高高兴兴的玩笑中完结。在现代中国，这种游戏也摩登了，变成了"宣传" 。有一个外国人在书中写道，中国民族是最会做宣传的。鲁迅举例说：教育经费用完了，却要开几个学堂来装装门面；全国十分之九不识字，然而请几位博士要他对外国讲讲中国的文明；中国人至今还在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要支撑、维持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这都叫宣传。而且中国宣传的特点是，缺什么就讲什么。他举例说，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关心自己的肚子，但有一天突然大肆宣传吃东西要小心，要讲卫生，就说明这个人在拉肚子。鲁迅考证说，孔夫子曾有胃病的，因为他有一句话："食不厌精。"所以看报纸看宣传有一个方法："推背图"，正面文章反面看。如果报上登一个消息说某地打假取得伟大胜利，就知道这个地方打假已严重到不管不行的地步了。鲁迅说，自称盗贼的无需防，但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中日战争时，当报上登：一、ＸＸ军在ＸＸ地方血战，杀敌ＸＸ人，二、ＸＸ人谈话决不和日本交涉，要抵抗到底，这两条消息从反面看就太可怕，它正是表明中国军在某地被日军打得大败了，中国政府准备向日本投降了。这就是逼出来的对付中国的宣传的方法：正面文章反面看。问题是，宣传中也有真，但所有人看报纸都正面文章反面看，以后真话也变成假话，最后就分不清真话与假话了。

　　"看客"是做戏虚无党的另一面。中国人总是扮演两个角色，或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或看别人做戏，演戏与看戏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看客在看戏时是有能动性的，悲惨的事被看客一看就成为滑稽的了，《祝福》中祥林嫂到处向别人讲阿毛被狼吃掉的事，村子里的人纷纷来听她讲故事，有些老太太没有听到，还从几十里以外赶来听她讲，这不是对她同情，而是赶来寻求看戏(听戏)的刺激。在看(听)戏的过程中，人们落下眼泪，眼泪流完了，大家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一边议论着，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就成为人们娱乐的一个材料，人们从中获得一种快感，转移了自己的痛苦，这正显示出中国人的残酷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夏瑜这样的人物，他们想用自己正义、崇高的行为唤醒民众，但民众也把启蒙者看成演员，所以在茶馆中，那些白胡子老头、二十多岁的男人、康大叔都在议论夏瑜的死，把庄严、神圣的死戏剧化、游戏化了。在中国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悲惨的事，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严肃、认真的事情，所有的事都被游戏化了。

　　中国成为一个游戏场，当言语者进入游戏场，无论说什么都与自己无关了，听众、看客可以把你的思想任意化为游戏。鲁迅举例说，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中国来，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中国，中国人却把他的真话当笑话看，这时萧伯纳的主体已消失掉了，落入游戏场，落入看客的眼睛中，他的言语被看客改造和歪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说什么都是笑话。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就像萧伯纳一样，他们启蒙主义的话语落在游戏场中变成了演戏，而启蒙主义者本人就变成了小丑，所以中国的游戏场的可怕就在这里：中国最后只剩下一片"哈哈哈"，只剩下喜剧，而没有悲剧和正剧，因为悲剧与正剧都被看客转化为一种最低劣的喜剧。有一位年轻学者薛毅在研究鲁迅所说的游戏国现象时，引用艾略特的诗："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世界在剧场的嘘声中告终，不给人任何悲壮感和力量，只给人滑稽、可笑感，中国就要终结在这种嘘声中，这个学者引用艾略特的话是能表现鲁迅的心态的，因为鲁迅也说整个中国将要消亡，完结在这样的 笑声中，这就是中国的文字游戏国、看客观象的可怕。

　　下面我们要讨论这样的做戏的虚无党，看客现象，文字的游戏国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根源何 在，这也是鲁迅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根据鲁迅的大量言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鲁迅把这种游戏现象归结为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无是非观。鲁迅一再说中国人虽然挂着孔子门徒的招牌，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庄子的私塾弟子，庄子对我们影响更深。鲁迅说一部《庄子》用"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可以概括，哈哈主义能解决一切，这种相对主义，无是非观，只"说着玩玩，有趣有趣"，就是游戏主义，是老庄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坏的一个方面。老庄的哲学本意是追求精神自由状态，但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就成为"寻开心"，鲁迅说这三个字道破了庄子哲学在中国现实中的意义。他说中国人的致命弱就是开玩笑，不认真，这是打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一把钥匙。在这一点上，鲁迅一再拿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相比较，他反复讲中日民族的最大区别，也是中华民族最该向日本民族学习的一点是，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这种随随便便的游戏态度是老庄影响的。鲁迅临死前，连写五六篇文章批评老庄的无是非观，糊涂主义，其实鲁迅本人他一再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不是孔孟而是老庄，但他同时又时刻警惕老庄哲学的消极影响，认为这是导致游戏国的文化根源。

　　鲁迅更以很大的力量去探讨中国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与语言、说话的关系。当年，鲁迅在与创造社论战时就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现象：中国的文人，说和写常常有一种"朦胧"色彩，含糊不 清，其原因在于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体制与军阀统治。他具体分析道，知识分子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无非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与官僚、军阀有某种联系，或者说准备有瓜葛，在这样的文人笔下当然不会揭露现实的黑暗，但也不会用鲜明的色彩为统治者说话，否则老百姓不听他的，他也就无读者了。所以他既不能鲜明地站在统治者一边，又不能鲜明反对统治者，就只能说话含糊不清。另外一类文人是反对统治者，反对官僚、军阀的，但再笨的文人也不会忘记军阀和官僚手中是有枪的，再大胆的人想到枪也会害怕，于是说话也有一些朦胧。可见鲁迅在讨论知识分子的语言的朦胧色彩时，是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因此，鲁迅始终注意权力意志与语言的交流方式的关系。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正名"现象。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正名"。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名正言顺地做统治者首先就要正名，管子也说："有名则治，无名则乱"，因此"治者以其名"，"名"是正统的名分。韩非子也说："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正名"有两个含义：一是说统治是有名分的，有道德的，即有合法性。鲁迅说，我们讲理论，理论其实就是一种事后的解释，任何政权都是先用武力建立统治，然后用理论解释其合法性，所谓理论就是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种宗教、哲学的科学的根据。"正名"的另一个作用是规定每一等级的人的行为方式，不能上下颠倒，以建立一种与统治秩序相适应的语言秩序。简单说正名的意思，就是要创造出一种证明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秩序。中国这几年争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其实也是正名之争，因为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合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具有合法性。正名是很重要的，拥有权力者就有名分，拥有名分反过来又加强了权力，正名看起来是名称的问题，实际背后是权力问题。正名以后，新建立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建立起来的语言秩序就成为统治的工具，不再具有交流的性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细致讨论中国的权力结构究竟怎样，以及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言说方式。鲁迅曾引用《左传》的话，说整个中国社会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最高是王，王下是臣，臣下是公，公下是大夫，大夫下是士……最后是仆，仆下有台，最下的是台，而台下还有妻子、儿子。每个人所处的位置都有双重性：一方面，对上面的人来说他是被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对下面的人来说又是统治者，中国人具有主子和奴才的双重性，既被人吃同时又吃人。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就出现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主人，一种是奴隶，还有一种是奴才。奴隶是被统治者，奴才是处于主子与奴隶之间，一方面要利用主子、为主子服务，一方面要从主子那里分享一些利益。中国人基本都处于这三种地位，而这三者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当一个人处于权力者的地位(这里不仅仅指最高统治者，每个等级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力者的一面)时，他的语言形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和语言的合一，形成语言的霸权。所以鲁迅说，在中国"皇帝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被称呼的语言决定于统治者的意志，中国没有真正的逆、匪、犯，都是取决于权力者的意志。所以"凡为当局者所诛者皆有罪"，在权力的统治下，嘴就是法律，权力与语言是统一的。鲁迅说，有一种"可恶罪"，有的人被权力者看作可恶就成为有罪，这是中国大一统的绝对统治下的人的命运。语言只具有政治功能，唯一的功能是征服，不是可以讨论、交流的。《狂人日记》有一句话："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你就错"，权力者的话可征服你，反过来，你就不能说话，你一说就有错、有罪，因为你是被统治者。语言的霸权在中国的极端形态就是指鹿为马。赵高有权，可以正名，如果说真话的人就要被杀，这也是骗皇帝，秦二氏最后也得承认是马。指鹿为马就是权力意志发展到极端而形成的游戏，而这游戏是非常残酷的，游戏来源于权力者的意志。在语言霸权下容易产生名实不副现象。权力意志和语言霸权意味着体现权力者意志的官 话成为唯一合法的语言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在权力者统治下的臣民为了取得生存权，也必须跟着说官话，因为不说就不能存在，而因为官话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故它不可能成为臣民的信仰，即当官话成为一种霸权语言时，已剥夺自我成为信仰的可能性。因此当被压迫者被迫也说官话时，他们是不相信官话的，他们完全是为了取得生存权利，官话就成为他们取得生存权利的艺术，于是就出现"借名"现象。即通常所说的"拉大旗做虎皮"，由此出现了所"正"的名与实际意义不一致。普通老百姓是借名--借你的语言讲我自己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异端要反抗，也只能用统治者的语言来表达反抗的意志，即通常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必须使用官方的语言。不管是"拉大旗做虎皮"，还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都造成名实不副，使名与实之间出现裂缝。同时还会出现"逃名"现象，真正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反不愿说这种话了，有些"笨牛"为了划清界限，只能逃名。鲁迅曾经在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镇压共产党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有一个军阀曾在北方压迫过国民党，后来北伐军势力越来越大，他就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是总理的信徒，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真的三民主义信仰者是去还是不去?如不去，他就会给你定罪，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如去，他又明明是假的，于是真的总理的信徒只好不谈三民主义，这就是"逃名"。军阀是借名，大谈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此时已被正名了，成为统治者的权力语言，这时军阀就假借名义，拉大旗做虎皮，而真正的三民主义者反而逃名，不谈三民主义。无论是"借名"或"逃名"，都是对官方语言的破坏，造成名实之间的空隙。总之，统治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为霸权，一为名不副实。

　　当人处于奴隶地位时，在专制体制下无自己的语言。莫谈国事、祸从口出都是奴隶没有自己语言的表现。所以在专制统治下，奴隶经常的语言形态是沉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要生存又不能完全不说话，所以要求生存的艺术，养生保命的办法，这时语言的意义就是如何养生保命，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迎合，但这是被迫迎合，与奴才的主动迎合性质不同。正因为如此，奴隶必然也是不信的，他们的迎合固然有自我保存、自我求生存的性质，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愚君政策。因为君有时也会被各种宣誓忠君所蒙蔽而昏昏然，所以这是一种互相欺骗，这时语言也游戏化了。极权统治下，语言的游戏化就变成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相互欺骗，而且双方心照不宣，越是起劲地、上下一致地互相欺骗，就越显出统治的失败。在这上下的欺骗中，我们应该看到官方语言的软弱性。但另一方面，在专制统治下，连沉默也是不允许的，奴隶既无说话的权利，也无不说话的权力。真正的强权统治可怕处在于：不仅剥夺人们说话的权利，也剥夺人沉默的权利，每人必须表态，强迫说话必然带有表演特点，必然说假话，这是一种奉旨表演。所以专制统治下，老百姓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说违心话是不可能的，在高压下总要不同程度说些违心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或保命，或强迫说话，奴隶语言也带有游戏性。对于奴才就不同了，奴才充当权势的帮忙、帮闲、帮凶，同时又利用权势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利益。如果说，奴隶中有一种"笨牛"，真相信统治者的话，那么奴才中是没有笨牛的，他们从一开始就看懂一切，都是聪明人。前面说过的怕而利用，"利用"主要指奴才，他们是真正的做戏的虚无党。奴隶成为"做戏的虚无党"是被迫的，而奴才是主动的，他们主动、自觉地充当"做戏的虚无党"。但奴才也有奴才的语言艺术，即鲁迅所说"二丑"艺术。他说在他家乡地方戏曲中有一种二丑角色，其特点是二花脸艺术，一方面给主人帮忙，为主人服务，是走狗，另一方面又有点知识文化，对形势看得较清楚，常常看到主人也不可靠，时刻注意到主人有一天会垮台，因此他一方面当主人的忠实的狗，为主人服务，压迫奴隶，另一方面又时刻与主人保持一定距离。在舞台上他的表演是：既扮演仆人为主人服务，又常常离开主人，跑到前台对观众说，你看这公子多可笑，他准备一旦主子倒台就与主子划清界限，他是狗，但又不是忠实的狗。因此他的语言有更大的表演性，而这种表演性是双重表演，既演给现在的主人看，对主人表现忠诚，并获得自己最大限度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他的表演又给现在主人的对立面看的，因为现在主人的对立面将来可能成为他的新主人。他又要对现在的主人表现忠诚，又要与现在的主人保持一定距离，以便现在的主人倒霉时不会殃及他，他随时做现在主人反对派的新奴才，所以他决无信与从，他们随便放弃正在表演的一套，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又随时准备捡回已经抛掉的方式。他的特殊表演技巧就是折衷主义的语言方式。鲁迅举例说，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与中国打仗时，有一个中国官员面对英军的侵略采取了"不战不和，不守不降"的态度，有人说这是折衷主义，鲁迅说这不是，"似战似和，似守似降"才是。战与不战都有鲜明的态度，而"似战似和，似守似降"，似是而非，左右逢源，这是富有弹性的语言，也是游戏语言的最大特点。所以越是到统治危机严重的时候，这种折衷主义的，奴才表演性的语言就越要盛行。

　　到了旧的统治机器真正崩溃了，一元化的绝对的权力统治和语言统治的秩序被打破了，或者受到威胁，出现一种权力的真空，语言的真空，思想的真空，处在一种无序状态，这个时候奴才就转化成流氓。从而出现一种"换名"的现象。鲁迅有个很精辟的分析。他说，当统治还能基本维持的时候，就是易于专吃的时代，"大家只归认定一尊"，按照统治者的一尊的语言来说话。但是一旦"大一统"的天下统治不下去，其他异端学说纷纷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吃一家了，他得吃"杂拌"、"杂烩"，既要吃皇帝、统治者这一家，主要还得吃这一家，但其他几家都要同时尝一点，这就发生变化了。这就是"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宗教又一时也"，他忽而讲革命，忽而讲宗教。要做事情的时候，他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想做事的时候，就援引老聃。有力量的时候，强调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没有力量的时候，讲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要驳互助论的时候，用斗争说；要反驳斗争论的时候，用互助说。要反和平论的时候，用阶级斗争说，要反对阶级斗争的时候，就用和平说。他同时站在几条船上，用几种理论、几种语言在说话，都他一个人，忽而那样说，忽而这样说。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流氓的特点就是两个，一是没有固定的理论和主张，在互相对立的理论当中不断地变，而这种变化又没有规律可寻，没有线索可寻。本来一个人他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认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护自己的私利。所以这样一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做戏的虚无党"发展为这样一个多变的，而且无线索可寻的"流氓"，这就达到了一种极点。这样一些"流氓"，他们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名词，叫"换名"。鲁迅说，中国人总喜欢"名"，只要有一个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这几年不是盛行"玩"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喜欢玩弄一个名词，而且越新越好。"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再取一个。所以鲁迅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主张者，以为可以用这个新进名词来咒死敌人；而反对者呢，也以为用这个名词可能把自己咒死，所以就反对。但谁都不去认真追究这个名词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嚷嚷一年半载，最后火灭烟消，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鲁迅说，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在中国这些名词总是轮番地轰炸，不断地变换，但是呢，都过去了。中国何尝有真正的罗曼主义，真正的表现主义，真正的未来主义，没有了，根本没有。理论和事实，完全是反的，他追求的不是那个实际的东西，而是那个"名"。所以鲁迅引用罗兰夫人的话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罗兰夫人很有名的话，多少人假自由之名，罪恶的行为都在自由的名目下去做。他说，在中国，哪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学术，新的名词，传入中国，便落在黑色的染缸里，立刻乌黑一团，化作济私助焰的工具。鲁迅说此病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对付流氓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 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帐"。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帐，办法太多了，比如说出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帐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吗?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就是这样一群流氓! 对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随手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间，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些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周作人的观点。周作人也很关注这样一种大一统权力结构的语言现象。他 的关注点在"文体"，是语言的"八股"现象。他把这"八股"分为两类，一类叫"土八股"，一类叫"洋八股"，或者叫"党八股"。大家一般以为"党八股"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其实不是，毛泽东之前吴稚晖就说过，周作人也说过，但他们的理解并不一样。

　　首先是"土八股"。周作人很明确地指出，"土八股"是几千年的专制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专制，也包括语言专制下面的语言现象。"土八股"的主要特点，一个是服从，一个是模仿。服从权力的统治，包括语言统治、语言秩序；模仿统治者的语言，主子的语言。结果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这就是奴隶的特点。跟鲁迅所说的奴隶语言现象是相类似的。没有思想，即是"失思想"；没有语言，即是"失语"。周作人说，这也是一种"代圣人立言"的语言，他说的是圣人的话，不是自己的话。

　　对于"土八股"，在"五·四"以后一直有人在批判，周作人的独特贡献，是在他指出了"土八股"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洋八股"。而周作人更大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这种"洋八股"在中国传统中的根源，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古之史论"，是"宋以后的策论"。他认为韩愈的文章是它的"祖师爷"。这种史论、策论的特点就是"舞文弄墨、颠倒黑白"，其实就是玩文字游戏。策论的最大本事就是做反题，做翻案文章，别人这么说，我要那么说，要把翻案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它是毫无诚意的，目的只是让考官看得上。因为"土八股"太多了，科举考试的考官也看烦了，这时突然出来一个策论，在主子的语言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做一点翻案文章，而且说得似乎有根有据，就可以博得考官的好感，达到他中举的目的，也可以博得看客们的喝彩，全是为博得名利而已。这种策论的特点是，他并不是真的有这种主张，或者他思想真的是一种异端，他这个异端是假的，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所以他的语言就像是绕口令、唱戏似的，声调特别好听，铿锵有力，并不管到底讲什么意思，只追求语言外在的华丽、动听、词藻很丰富，也很有气势，是形式重于内容，或者用形式来掩盖内容，是在华丽的形式下颠倒黑白。所以周作人说，做土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即荒谬，胡说八道，又有一种"妄"，一股流氓气。所以"舞文弄墨"就是耍流氓手段。周作人在很多文章中反复强调，"策论"的危害，大于"土八股"。从策论发展来的"洋八股"，后来变成"党八股"，又变成"革命八股"，"帮八股"，其实是一种流氓文化的革命化，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批判语言"就达于极端。

　　近百年来这样两种语言形式，或者是以服从模仿为特征的"土八股"，或者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语言形式又很漂亮的"洋八股"、"党八股"、"帮八股"、"革命八股"，基本笼罩了中国人的说话与写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心理以至言说方式。这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一种情感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方式。这个问题我觉得至今在中国还没有解决。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语言的问题。"毛语言"(不仅是毛泽东本人著作中的语言，指的是以毛泽东著作为范例的一种语言模式)在中国的影响恐怕是非常地大，如何看待"毛语言"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毛语言"至少有相当的"策论"成分。今天上课之前我想找一个范本--因为同学们对"毛语言"大概已经陌生了，在座的看过《毛泽东选集》的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想让大家接触一下，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家知道，在60年代，中共和苏共和东欧的各国共产党之间有一场论战，叫做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共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从批赫鲁晓夫，到批铁托，批陶里亚蒂，一直批下来，最著名就是"九评"，当时我们这代人听"九评"可以说是如痴如迷，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听高音喇叭播放"批修"文章。这里所选的是最早的一篇论战文章，题目叫《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先介绍一下有关背景：无论是赫鲁晓夫，是铁托，还是陶里亚蒂，都是在对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属于今天的"改革派"的人物。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坚持一种"正统派"的立场，它实际上是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一个论战。另一方面这个时候苏联又以大国、大党沙文主义的姿态发动这批东欧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进行包围，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封锁，这场论战就夹杂了一种民族情绪。所以毛泽东论战文章里面就具有了两重身份，既是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的立场，同时又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这场论战对我们这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影响特别深刻，原因大概就在这里。现在，我将其中一段朗读给你们听，当年就是这么朗读的，非朗读不可，这种"策论"是朗读中产生效果的，它是一种"广场上的表演艺术" --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它难道不算公平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