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叶圣陶１９４８年８月日记（摘抄）

　　８日（星期日）看英文詹森所作《苏联游记》。是书为冯仲足所译。书中吉苏联建国将三十年，以其制度不同，已产生一种新人。此观点殊为扼要。书凡三百余页，将徐徐看之。

　　１１日（星期三）晨早起，与墨步行至车站，……七时开行，九时到苏。……出站即登预雇之大木船，舱极宽敞。……十二时开宴，菜多而精。所谓船菜名手，本不多，今以生计艰困，堪此享受者越没落，若辈早已歇手。默庵设法觅得三人，使临时复员一天，及成此局。据谓此调恐将成《广陵散》矣。余饮黄酒约半斤。小舟群集，兜售荷花藕莲蓬。各买之。

　　１３日（星期五）晨，彬然在晒台上相呼，言顷见报载，佩弦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后逝世矣。呜呼，三日来唯惧传此消息，而今果然，默然无言。

　　１６日（星期一）叔湘书来，云“倒下去的一个个倒下去了，没有倒下的只有勉力多作一些事”。并主张佩弦所编《高级国文读本》一二两册出版逾万册以后，酌提授价百分之二，赠佩弦家属。友情皆可感。

　　２０日（星期五）报载政府自今日起改革币制，此是大事。其法为发行金圆券，收回法币。金回一元抵法币三百万元，其总发行额为二十亿元。最大之金圆券为一百元．合法币三亿元。余不明其究竟，直觉的想，此是极度之通货膨胀耳。……以杀绝对外行观之，此殆百无一是，竭泽而渔，益苦人民，谋国者岂宜若是耶！

　　２５日（星期三）下午，观新出版黄裳之《旧戏新谈》。我店系购其现成纸版，颇有错字，兼为校对。此书于旧剧甚为内行，而议论编剧与剧中人物，时有妙绪，余深赏之。

　　３１日（星期二）夜间以疲甚早睡，然竟夕未成好眠。余于疲劳时轨觉后脑作胀，或可称本强之感，虽不甚痛楚，而至不舒。劳甚则此感沿背脊而下，至于尾闾。于是必不成好睡。不知由医家释之，此是何因也。

　　１９４８年８月，东北军事战场处于大决战前的相对沉寂状态，文坛上却出人意料地掀起场大论战：《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之间，为８月１５日《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论争。在唇枪舌箭、交锋正激之时，《生活报》的报头画上出现了一只“铁拳”——从此，这只“铁拳”就不断地出现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成为一种象征物。但在当时，它的猛然出现，却使人惊然。萧军当即问道：你们是不是“欲使萧军及《文化报》”“身为齑粉”？……

　　即使是４０年后的今天，读者与研究者也会为这场“论争”（无论如何这只是场文字、口舌之争）从一开始就充满如此浓厚的火药味，而感到惊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得从延安时期说起。——或者就从收在《萧军纪念集》里的这张照片说起吧。这是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时拍的；不知为什么，每回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想起同时期作家芦焚笔下的那条“汉子”，他“拄着行仗，走下山来”，“那装束一看便知道是涉过千山万水的老行脚。但所带行李却万般轻简，肩际仅斜挂了尺把长的一个小包，其中不过是些薄衣单袜，另有一双半旧的鞋”，“那锁在眉宇间的，也许不妨说是淡淡的哀愁，但也许竟是跋涉的疲倦、瞧那双眼睛，那纯黑的眼睛，定住时能自己发光，若是一霎，简直是在打闪”。这是那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怀着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追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永远跋涉着的“流浪汉”，萧军正是其中的一员。他来延安，是为寻找精神的歇憩地，他果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弟兄：那一天，他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和毛泽东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共领导人一起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股“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气回荡胸间，使萧军终身难忘。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与他这一“最初印象”恐有关系。毛泽东也曾写信给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旧中国的反叛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都是“精神流浪汉”，那种不息的追求与豪放不拘的气质，和萧军确有相通之处。萧军来到延安，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但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他找到了延安，却并不以延安为生命与精神的最后“归宿”；对于真正的流浪汉，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彼岸”、“别处”）．如同鲁迅《过客》里那“声音”总在“前面”呼唤着人们一样。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实生活中的绝对的，凝固化的“圣地”都是虚幻的，他们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警惕。这样．１９３８年萧军来到了延安，不久就离开了延安；１９４０年又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专制统治，再度踏上延安的土地，在萧军这都是十分自然的。此番重来，开始时仍沉醉于延安自由的空气里。于是，延安人每天早晨都可以听到从兰家坪山脚下传来的歌声．那是萧军和另一位画家张汀，一个男中音，一个男高音，在一起合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那舒展自如的歌声里仿佛有只自由的精灵在飞翔。萧军甚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亲自设计、定做了一件俄国式的衬衣（“鲁巴式克”），紫重色的，绣上白色的花边，胸前还扎上绿树枝的图案，真是漂亮极了。这一切都使得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显得很特别，这种特别其实是孕育着危险的，萧军却毫无知觉，继续无忌地使着他的野性子。以后成为胡风分子的刘雪苇至今也还记着一件事：一天，他从张闻天那里出来，见警卫连的战士和萧军吵架。近前一看，萧军正在甩大衣，要打架了。问起来，原来是萧军认为当他路过时，有战士在山上讽刺他，而且不只一次了，这回他要找那个战士“决斗”。刘雪苇认为这件事表明萧军没有“不屑与大老粗斗”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留恋于“血气之勇”，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吧，但在强调与工农相结合的延安，却是够“出格”的。但萧军却要求入党了，并且与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有过一次意义重大、意味深长的谈话。彭真问他：“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萧军一口回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Ｅ省得给党找麻烦！”这里所展现的是集权的，秩序的，规范的要求，与“流浪汉”个体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之间的冲突，它几乎决定并预示了萧军今后的命运。萧军也逐渐发现了他与延安的某些不和谐之处，并再次产生了“离去”的念头，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又留了下来。萧军还写了《论同志之“爱”与“耐”》，作为“意见”交给毛泽东，其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间的“说服，教育与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８日延安《解放日报》上；但１２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毛泽东对萧军其人其文前后态度的不同，其实是更深刻地反映了他自身的内在矛盾的。作为一个反叛者，一个精神探索者，毛泽东显然是欣赏萧军；但当毛泽东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并要求维护这种秩序时，就很难再容忍萧军这样的永远的反叛者。萧军在延安时期发生的种种冲突，其根本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最初的冲突，是由于王实味事件引起的。王实味事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被认为是由谁（“党”还是王实味这样的“知识分子”）“挂帅”的原则问题，自有一种特殊严重性。萧军本与此事无关，是偶然跟着别人去参加批判工实味大会，看到会场上多数人围攻王实味一个人，就当场喊了起来，在会后路上仍无顾忌地批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番话被汇报上去，就成了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萧军立刻写了说明真相、表明态度的《备忘录》，上交毛泽东，还拿到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这就犯了“众怒”，据说有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了一场大舌战。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彼此多作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大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话未说完就被丁玲顶了回去：“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军拍案大怒，说：“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依附你那个‘牛’；你那‘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喊完即拂袖而去。到１９４３年，萧军因与所住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所长的一次冲突，真的丢掉“国家干部”的身份，到延安乡下当了农民，过起不受管束的老百姓的生活来。后来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去看望萧军，他才又回到了延安。这样，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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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了，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的萧军随大军回到东北老家，也算是“衣锦荣归”吧。他在哈尔滨一地连续作了五十天群众性演讲，一天一场、两场以至三场，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又在中共东北局宣传部资助下，创办了鲁迅出版社及《文化报》，自任主编，报纸报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却不想危险已经向他逼近。也有好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一语道破了实质：这是一个“党领导一切的时代，任何独立于党之外的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都会被看作是向党“夺权”：领导群众之权。前述毛泽东所说的“谁挂帅”，讲的就是这个原则问题：萧军与王实味所犯的是同一个大忌。何况萧军无论在演讲与报纸发表的文章中，都是在宣传他自己那一套：“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认识以至主张强加于人”等等，这都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这个需要树立“革命话语”的权威的时代，轻则是“不合时宜”，说严重点就是在争夺话语领导权。天真的，理想主义、个人主义者的萧军自然不会懂得（想到）这一切，但他却要为这“不懂”付出代价。１９４７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名叫《生活报》。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用纯白报纸印刷的，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萧军的感觉中，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同时得知这家报纸是由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３０年代“国防文学”派的剧作家宋之的。《生活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的版心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其矛头所指是再清楚不过的，这是一次出示“黄牌”，也是萧军朋友所说的“反夺权”的信号。但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萧军却仍然读“不懂”向他传来的明白无误的信息，还是以他所熟悉的“五四”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理解与处理他与《生活报》的冲突，仅仅看作是宋之的等个别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并立即进行反驳，希望通过正常的争论来明辨是非；而根本意识不到宋之的们所代表的是中共一级党组织的意志，要求他的是无条件的服从与自我改造，而不是争辩，和同时期的胡风犯了同一性质的“历史性错误”。萧军既不听招呼（尽管是由于不懂），接着来的便是无情的公开揭露与打击：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６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一一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而不往非理也》，文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以及萧军写于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时的旧体诗中“萁豆之煎”一语，给《文化报》及其主编萧军戴上“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指责萧军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遗忘”“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这一基本真理”。由此开始，《生活报》连续发表八篇社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但萧军仍不觉悟，还是坚持“这不是党的意旨，我与某某人不能完，将来到中央见了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进而以他无所顾忌的惯常态度，痛加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锻炼人罪的主义，这全是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在他的批判者们看来，这自然都是在与整个党对抗。于是有了最后的“摊牌”：１９４９年５月，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最后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组织结论，并警告说：“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从而“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决定，从１９４９年６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其指向已不是萧军一人，成了建国后无间断的全民性的大批判运动的先声。

　　这次大规模批判的具体组织者、时为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写有《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长篇大论，算是理论上的“总结”；后来与前述两个“决定”、《生活报》的批判文章，并以“萧军在《文化报》放出的毒草”作为“附录”，合编成《萧军思想批判》一书（作家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今人重读争论双方的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话语”的对峙，萧军所坚持的“五四”启蒙主义的话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萧军曾这样告诫年轻人：遇到人生的曲折，“一点不要呻吟，更不要诉苦，至于希望别人的同情，这乃是弱者的行为，我们，应该做一个强者”，这本是典型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批判者们却认为这是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或谓“个人英雄主义”），与一切依靠“集体（阶级，人民，共产党）”、“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人民的利益”的“集体主义”相对抗。萧军在《文化报》上发表一篇《偷花者》的短文，批判“损人利己的人心”，这显然是在发挥“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批判者则说他“专心搜索太阳中的黑点，加以扩大、丑化”，是“对解放区人民的诬蔑和攻击”。萧军对“五四”人道主义精神的坚持，在批判者的笔下，成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至于萧军对“五四”爱国救亡主题的继承与发挥，更是被批判者视为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即“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如此等等。这里展开的正是一场“话语权力”的争夺战，批判者严厉指责萧军“向革命阵营中散布反动思想，企图涣散与破坏我们的统一意志，混乱我们的思想战线，削弱我们精神上理论上的统一与集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其结果是争论的一方利用自已掌握的政治经济权力，根本剥夺了对方的话语权，以维护“精神理论”上的绝对“统一与集中”，树立“革命话语”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样的结局与解决方式，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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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在回顾这场争论时，还会注意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的一段话：“当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压迫的时候，萧军曾经反对这种统治；但当真正建立了新的统治，这种统治服从于人民的利益，而并不服从于萧军之流的个人利益的时候，萧军就转而反对人民的统治了”。判决萧军“反对人民的统治”，显然不符合事实；但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实质性的，即知识分子与“新的统治（政权）”的关系。这在１９４８年是一个迫待回答的现实政治问题，无论是知识分子自身，还是新政权这一方，都是如此。这也是这场争论的要害所在。我们由此而注意到了萧军与批判者的一场论战：先是《生活报》在批判萧军对苏联的态度时提出：“我们必须无条件的拥护苏联，信仰苏联，尊重苏联”；萧军则反驳说：“我们——中国人——拥护苏联是‘有条件’的”：“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二，苏联是世界上首先以平等、真正的友谊……对待被压迫民族——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只有在这两大前提条件下，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中国共产党，世界共产党，才能‘无条件’拥护它，信仰它，尊重它……。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这里所说，自然不只是对苏联而已。它表明了萧军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与原则：他们对一切——国家，政党，政权，学说……——的拥护、信仰、尊重都是“有条件”而非“无条件”的。具体的说，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无疑是拥护、信仰、尊重的，因此批判者把他视为“反党、反人民、反新中国”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反感。但他的拥护、信仰、尊重又是有条件的：第一，这是因为他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所信仰的主义”是“正确”的，“那些真正的好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作风、精神使他没有任何“怀疑”：这是他独立观察、思考，自觉选择的结果，即使在受到批判以后，他也因信仰的一致，对中国共产党继续持支持的态度。第二，他在“拥护、信仰、尊重”的同时，仍然“不满”于“党内个别的恶劣现象和个别不好的人”，他要保留独立批评（以至批判）的权利，他在无端遭到批判以后，更要坚持的，也正是这样的权利。在他看来，“拥护”与“批评（批判）”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三，如果拥护对象本身发生了质变，从而失去了拥护的前提，他要保留自己的必要时反对的权利。萧军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是一贯的；而延安时期的中共及其领导是容忍了萧军的这一“既拥护又保持独立批判权利”的选择的，因而尽管时时发生冲突，仍然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现在面临新政权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论与精神、意志，政治与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萧军这类知识分子依然要保持“独立性”（尽管对萧军而言是拥护前提下的独立性），就难以再接受与容忍了。因此，批判萧军所发出的“警告”不仅是针对萧军个人而己，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这一次批判，它在很多方面都是开了“先例”的。

　　比如，这次批判第一次涉及新政权下的言论自由问题。对此，前述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有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所谓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是有一定的历史内容和阶级立场的，因此，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凡发表对人民有益无害的言论和批评，都应当有自由，如果某种言论和所谓‘批评’直接反对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如萧军所发表的反动言论，则不应有自由”。这又是一个“我们”体的权威判决，以后就成了无需讨论的前提。其实这一前提恰恰颇为可疑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它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言论自由”的尺度，这是一个非法律的，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性质的标准，对它的解释具有极大的弹性与主观性，任何掌权者都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所蕴含的“我说你有罪（违反了人民根本利益）你就有罪”的逻辑，剥夺任何异己者的言论自由。萧军的批判者刘芝明自己在２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被这同一逻辑推向了审判台：这样的批判者难逃被批判者的命运的悲剧，在共和国的历史中恐怕也不是个别的。

　　东北局《决定》中最后一条是：“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对于萧军，这一条才是真正“致命”的：正象萧军夫人王德芬后来的《萧军简历年表》里所描述的那样，“纸张来源停止了，银行贷款取消了，《文化报》各个分销处不准代办了，各学校单位不许订阅了”，在“各种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不仅《文化报》被迫停刊，连萧军自己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按组织“安排”到抚顺煤矿去“改造思想”。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管制一切的体制下，离开了执政者的物质支持，知识分子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面对强大的，无所不至的行政手段，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选择。在这意义上，萧军个人主持的《文化报》的停刊，是一个象征：从此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所有的知识者都成了国家的雇员，他们的精神劳动也被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的８、９０年代才有了新的变化。

　　对萧军的批判，开创了一种“大批判”思维与“大批判”文体，刘芝明的长篇“总结”即是一个代表作。所谓“大批判”思维是指这样一个思维路线：先判定被批判者有罪（或者仅根据有限的材料，上纲上线，定下某个罪名），然后再四处搜集罪证，就象那怀疑邻居是小偷的古人一样，被批判者一言一行在批判者的眼里，都是“别有用心”，从字里行间去搜寻罪恶性动机。于是，或“张冠李戴”（把萧军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甚至是作者批判的思想，当做作者本人在“放毒”），或“掐头去尾”（如萧军在《新年献辞》一文中列举了许多错误倾向，表示“无论党、政、军、民有犯之者均在……反对之列”，批判者将“有犯之者”这一限制词删去，就变成对整个“党、政、军、民”的全盘否定与诬蔑了），或“移花接木”，甚至“偷梁换柱”（如《文化报》曾发表过一篇《丑角杂谈》，文中有一句：“在丑角当权时，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随便凌辱的‘尸丑’”，这本是泛指一种社会现象，批判者却把“在丑角当权时”一语改装成“共产党尽让那些‘丑角当权”’，然后作为作者的观点大加讨伐），如此等等。这类大批判文章，表面上充满“革命义愤”，其实是罗织罪名而无所不用其极，影响是恶劣的。

　　东北文艺协会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也颇引人注目：“既然中国的进步文艺界还是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居多数”，“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就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于进步文艺界中的某些不稳定的分子”，据说这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现象”，大概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新动向”吧。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别警惕，及对“进步文艺界”某些人的不信任感，这都是不祥的预告。在一定的意义上，南方（香港）对胡风的批判与此时北方发动的对萧军的批判，是互相配合的。萧军的命运正在等待着胡风。

　　萧军本人对这场毫无思想准备的大批判的反应，自然是人们所关注的。东北局的《决定》曾谈到萧军“开始作了某种承认错误的表示”，但又说“这种表示还只是口头上的避重就轻的”。据说萧军曾拒绝在东北局的组织结论上签名盖章。在８、９０年代，对萧军当年的种种表现，有许多具体而生动的回忆或追述。据说刘芝明在准备写那篇批判长文时，需要萧军过去的作品当靶子，萧军便主动提供。刘写好了文章给萧看。问：“觉得怎么样？”萧军摇头笑了：“不怎么样！”“为什么？”“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狼、虫、虎、豹，还有什么老鹰、狮子等凶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吧儿狗！你还记得吧，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吧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以后批判声势越来越大，萧军又对刘芝明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眼你！”刘说：“你跟共产党耍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道：“那么共产党净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萧军离开沈阳去北京时还对刘芝明说：“咱俩的帐没完！不过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后咱俩再算。你的报纸白纸黑字，油墨印的，擦不掉，抹不去，我的也一样，二十年后再看！”还有人回忆说，萧军的老友曾预言，萧军受批判后只有三条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萧军偏不服气，在受了处分，去沈阳的火车上他照样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后来他硬是写出了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这些，或许都是事实，或许带有若干“野史”的成分，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但即使是后者也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情绪与愿望：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软弱了。

　　最后，还有一点余文。这是萧乾（他与萧军同是１９４８年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回忆的：大批判的热潮中，香港地下党也组织了一个批判萧军的展览，邀请在港的民主人士去参观。萧乾说那是他“最早看到的‘大批判专栏’”：“罪证”是用红笔圈起来的一张《文化报》，周围是一些“反苏、反共、反人民”等吓人的标语，以及怒斥萧军“狡辩”、“抵赖”的批判文章。他一边看，一边心里在发抖：尽管他此时已经“投向人民”，但仍心有余悸。这时他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究竟是有新闻检查制度好，还是没有好。一个人说：“没个检查制度，你只要写错一个字，就能惹下滔天大祸！”而萧乾却暗暗决定：从此再也不要写社论。

（此文原载于《文艺争鸣》1997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