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view.QQ.com 　 2006年10月18日14:16 　 中国思维网 　 韩石山

      附记：2002年10月19日我在山西大学科学会堂演讲，题为《我对鲁迅的看法》。2003年9月24日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演讲中主要也是谈鲁迅。此稿系将这两次讲演综合而成。副题只写中国海洋大学而不写山西大学，不过是虚荣心作祟罢了。 2003年10月12日记。

      后十年就不要说了

      “听说你对鲁迅的评价比较低调，能谈谈你的理由吗?”一上来就有同学递条子，提出这么个问题，可见海洋大学的同学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这问题提的很有水平啊。那就从这个条子说起吧。

      低调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说我是反鲁迅的。不能这么说，我只是对鲁迅有些看法，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太一样，谈不上反。反是个情绪化的字眼。我的看法是从读书得来的，不能说是反。谦虚点说是小有心得，不谦虚地说，是不同流俗吧。

      我很早就读鲁迅的书，可说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上初中的时候，就读过《鲁迅全集》第五卷。我去图书馆借鲁迅的书，一个很漂亮的女管理员给了我一本第五卷，就是有《伪自由书》的那一卷，大概她觉得这本最好吧。当时看了，佩服的不得了。课本上的鲁迅课文，好多段落现在都还能背，比如初中课本上的《“友邦惊诧”论》，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我给你们背一下：“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上大学的时候，还手抄过一本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功夫不是一般人会下的。就是现在，我家里的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也不比一般的鲁迅研究者少。

      那么，我怎么就得了个反鲁迅的恶名呢？是前年的事。我的《徐志摩传》出版后，北京的现代文学馆请我去作一次讲演，讲完之后提问，有人问我，你对鲁迅和胡适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我顺口就说了一句：“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学问的。”后来整理讲稿时，把这句话加了进去。实际上，这话不完整，完整点的说法应当是，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见识的，所谓的见识，包括思想境界，胸怀，当然也包括学问，不是中国古书的学问，是西方文明的学问。

      后来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说我抬高胡适，贬低鲁迅。问我后悔吗，我不后悔。虽是顺口说的，确实是我大半辈子读鲁迅，近十年来读胡适得出的一个看法。也算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吧。你们年龄小，接触的人不多，跟你们比，我算是见多识广的了，我告诉你们吧，从我的接触看，凡是读鲁迅多的人，尊奉鲁迅的人，脾气都很大，不光脾气大，连面部表情都变了，成了这个样子（做立眉瞪眼状），猛一看，真是狰狞可怖。不要笑，就是这样的。我过去也是这样的，整天阴沉着脸，像谁欠了二百块钱似的。

      我对鲁迅的看法是怎样改变的呢，有一件事，我说过好几次了，今天再说一遍。1987年我去上海送书稿，顺便去了浙江几个地方，在富阳拜访了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先生。郁先生当时六十出头了，有病，说话有气无力的，他问我，二三十年代浙江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些人大都是，一，家道中落，二，寡母抚孤，三，个子都很矮小。前两项我能理解，后一项我不太明白，问郁先生这是为什么，郁先生说，个子矮小的人狠呀。

      鲁迅有多高呢，前两年我去过厦门大学，校园里塑着鲁迅的全身站像，那么一点个子，好多人都很奇怪，鲁迅怎么会这么矮呢。厦大的朋友说，这是按鲁迅的实际身高塑的，当时人家还说了准确数字，我忘了，顶多不会超过一米五五。后来我翻看《鲁迅全集》每卷前面的照片，发现鲁迅很少照全身像，要么是半身，要么是坐着的，一两幅全身照，也是跟别人在一起照的。当然，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是和前两项连在一起，个子就不能不考虑了。郁天民先生的话，让我对这批现代名人，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当代人对鲁迅的认识，没有几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得出的结论，差不多都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你说你是先读课本，后看到毛主席的评价的，不对，课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评价编的，老师也是按照毛主席的评价讲的。你最早接受的，还是毛主席的评价。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有两次，一次是1938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共产主义的鲁迅，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一次是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共产党组织了一支文化新军，“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果然到了1966年，毛主席就和鲁迅一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要笑，我是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只有两本“语录”可以互相打架，一本是《毛主席语录》，一本就是《鲁迅语录》。你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他说“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对方就无话可说了。

      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直到九十年代末，这五十年间，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者，都是在做着同一命题的文章，就是阐释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偶有不同意见发表，立即遭到疯狂的围攻，清算。这几年好一些，不清算了，围攻的火力，一点也不减弱。这就不对了。既然承认鲁迅是一个作家，就应当允许人说三道四，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结果。就是鲁迅真的伟大，只能说那些人的研究方法不对，看问题的角度不对，不能说就是“鞭尸”，就是“亵渎圣贤”。你说他是个民族英雄，毕竟他不是一个普通战士，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拼剌刀拼死了，要是那样死了，我敢保证，全中国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不恭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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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没有错。他是共产党的领袖，是站在革命家的立场上说的，而且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最后的十年。他并没有对鲁迅的一生作过评价，也没有对鲁迅的人品和文章作过全面的评价。事实上最后的十年，实际不到十年，也就七八年的样子，鲁迅是听命于共产党的，是把自己当作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的。

      前几年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定，过去白区文化工作以鲁迅为旗帜，现在鲁迅去世了，形势变了，白区文化工作以郭沫若为旗帜。可见当年在国统区，党内是有这个决定的。这从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围攻，随即推举鲁迅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首领上也可以看出来，没有党内的安排，是不会有这样的局面的。

      有人说，党内是这样安排了，可鲁迅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不会事事都按党内的指令去做吧。不见得。1927年秋天初到上海，鲁迅是很寂寞的，党内的这种安排，正中了他的下怀，他是很高兴的，是自觉地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他和周扬等人的矛盾，不是什么是非之争，而是权力之争。在鲁迅看来，党的上级机关，明明说要我作文化界的旗帜，你们这些小党员怎么竟敢不听我的呢。周扬等人的看法是，我们推你作旗帜，不过是统战政策，你怎么就当真了呢。鲁迅当然就很生气了。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是一种身份自觉，虽说组织上没有入党，他是完全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里的一员了。没有共产党的借重，鲁迅的后十年没有那么辉煌，死了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场面。当然，有人也许会说，没有共产党的借重，不这样在文化战线上东拼西杀，多写些文学作品或学术著作，鲁迅作为作家会更优秀些。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最近关于毛主席的一句话吵得很凶，说是反右期间，有个人当面问毛主席，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样呢，毛主席说，要么他知趣不写了，要么关在监狱里还写。好多人都很气愤，认为毛主席不会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了，也是别的意思，不会这么对待鲁迅的。我没有参与这场争论，我觉得毛主席有资格说这个话。你是共产党把你捧起来的，你要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能按党的规矩办事。要是鲁迅纯粹是个民主人士，毛主席就不会说这个话了。

      因此我说，研究鲁迅不能看他的后十年，后十年他已经“马克思主义化”（毛主席语）了，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再用作家的标准，文学家的标准要求他，就是文不对题，就是自寻烦恼。搞学术研究的，后十年就不要说了。当然，写革命文学史，那是非写一笔的不可的。

      时代进步了，鲁迅落后了

      我们来看看1927年以前的鲁迅是个什么样的人。

      研究问题，探求真知，只能顺推，不能逆推。什么是逆推？就是先有结论，再去论证。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因抢劫被捕了，有人就说，噢，怪不得，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抢过小朋友的玩具，上中学时打饭老往前头抢，这就荒唐了。因为在幼儿园抢玩具，上中学时吃饭往前头抢，谁都可能有，不见得长大了就会去抢劫。鲁迅研究中逆推的现象非常严重，几乎到了同样荒唐的地步。

      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于是便研究鲁迅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说的活灵活现，像真的似的。要叫我说，鲁迅的基本思想一辈子就没有个转变，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到了老年还是什么样子。是我们需要他变，是革命需要他变。比如鲁迅和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的纠纷，不过是意气之争，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处境的人之间必然会有分道扬镳，说的严重点，也不过是不同人生理念之间的差异，硬要往阶级斗争上扯，往不同的主义上扯，就荒谬了，让人不可思议了。胡适、陈西滢这些人后来确实是跟着国民党走了，你说鲁迅和他们是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李四光、顾颉刚这些人留在大陆，还算是很进步的，鲁迅也跟他们有过纠纷，又算什么性质的斗争？

      就鲁迅谈鲁迅，是谈不出名堂的。说他批评了谁也不行，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各人有各人的说辞，很难说谁对谁错。具体到作品，某一句话，更不行。鲁迅的文章，是从文言文脱出来的，歧义甚多，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就是起鲁迅于地下而问之，他老人家怕也说不清楚了。说他的文章后世起了什么作用，造成什么影响也不行，有人要利用他，这与他本人有什么关系？因此，研究鲁迅，要看清鲁迅的真面目，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作社会学的分析，作深层的心理分析，还要和同时代的人作比照，才能看得清，看得准。只有作了这样全方位的考察，分析，论证，才能知道鲁迅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正确还是错误，是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还是妨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这个问题，我已有了一些大体的看法，还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将来会写文章的。结论是什么，现在不好说。今天在这里，只是想教给同学们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

      现在的研究者，都把鲁迅的一生分作两个时期，界限是1927年到上海，此前是个民主主义者，此后是个共产主义者。这个分法先就错了，还是按照毛主席的评价来的。我的看法是，留日时期不算，回国后，鲁迅有两个苦闷时段，一个是1916年到1917年，住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时候，一个是1926年离京南下，1927年初到上海，众叛亲离，孤苦零丁的时候。以这两个苦闷时段为界限，分作三个时期。 1909回国到1916年为第一时期，1917年开始给《新青年》写小说，到1926年南下为第二时期，1927年到上海以后为第三时期。

      眼下的研究状况是，第三时期最为透彻，史实清楚，评价准确。第一时期也还可以，史实清楚，评价不太准确。第二时期最差，史实不清，评价不准。第三时期就不说了。说第一时期评价不太准确，在什么地方呢？研究者没有看到，民元之后，鲁迅是很得意的，先是当了山会师范学堂监督，就是校长。民国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到教育部任职，很快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官虽不大，也不能叫小，几次委以重任，几次获得嘉奖，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很辉煌的。直到1916年，因为时势混乱，加上教育部的人事纠纷（看不起他的那些同僚们），心情不佳，才陷入了一种苦闷状态。标志是1916年3月6日《日记》上说的：“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在绍兴会馆住了好几年了，都不觉得喧噪，怎么这几天就觉得喧噪了，可见是心情不好。人们都说鲁迅是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我不这么看。曾经辉煌过的人，是很难耐得住寂寞的。后来钱玄同一来，鼓动他给《新青年》写稿，马上就心动了。

      第二个时期问题最为严重，史实不清，判断也不准。史实不清，不是说做了些什么事，跟什么人交往不清，是大的史实不清，文化背景不清，社会思潮不清。这些弄不清，光凭一些表面现象就下结论，判断肯定是错的。比如1926年的“闲话事件”，人们都说这是鲁迅（包括周作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次攻击。怕不会这么简单。一，鲁迅当时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就把对手界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鲁迅的身份是政府官员，那些人反而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二，文化背景、社会思潮不清楚，凭什么就先作阶级分析？世上除了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有别的斗争了吗？

      “闲话事件”可能有的同学不清楚，简单点说，就是1926年初，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写了篇《闲话》，赞扬一个叫法郎士的外国作家，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写了篇文章，夸奖陈西滢的文章的好，对女性的态度好。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写文章暗指陈西滢当年曾说过一句下流话，污辱女学生，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意思是现在的女学生跟妓女一样，可以随便写条子叫出来陪男人玩。鲁迅也写文章助阵。一时间好多文化名人都参加了，比如胡适，比如林语堂。后来周作人承认，陈西滢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二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场著名的论战，后世好多人写过文章评析，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都有论述。我的《徐志摩传》里也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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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都是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即使其时鲁迅已具备先进的思想了，没有招他惹他，也不会这么穷凶极恶的。按鲁迅的人生的信条，损着别人的牙眼而反对报复的，万勿和他交往，他这样借机报复，总是有人损着他的牙眼了。

      先看鲁迅当时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教育部的官员，但主要收入已不是官俸，而是当教员的薪水了。来之前我查了一下，1920年8月受聘到北京大学教书，1921年月4月到高等师范大学教书，1923年9月到世界语专门学校教书，1923年10月到女子师范大学教书。也就是说，几乎同时在四所高等学校教书，薪水定然可观，就是不可观，也定然是很受用的，教育部的官俸虽说不低，常常欠薪，不是拖上几个月不给，就是一次只发几成。而教员的薪水可说是月月不误。兼职的四家中，主要的是北京大学，名义是讲师。这是因为教育部有规定，教育部的官员不得兼任所属大学的教授，这样鲁迅在北大就只能当个讲师了。

      说是讲师，无论学校还是学生，都是把他当教授，甚至是名教授看待的。这是鲁迅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几年。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大批留学英美的青年留学生回来了，一个个身据要津，风光的很，相比之下，鲁迅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比如陈西滢1922年一回国，就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这是鲁迅、周作人连想都不敢想的。陈是留英的博士。当时只有十二六岁。

      眼光还得放远些。这就关系到北京大学的变迁了。

      清末民初，北京大学刚办起的时候，国文教员大都是举人、进士，可说是桐城派的天下。旧学还好，新学那是一窍不通。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兼收并蓄，引进新人，当时留学英美回来的人不多，所谓引进新人，主要是留学日本的学者。蔡元培是浙江人，延聘的浙江籍的学者特别多，当然这也是因为浙江得风气之先，清末留日的人多。当时有个大学者叫章太炎的，名气很大，门下弟子很多，延聘到国文系教书的，出于章氏门下的也就特别多，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力。其中最著名的是三沈、二马、二周。三沈是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是马幼渔（裕藻）、马衡（叔平），二周就是鲁迅和周作人了。其中沈尹默、马幼渔在蔡元培之前已到北大。这几个人之外，还有朱希祖、钱玄同、黄侃，也是章太炎的弟子。沈兼士并未受教于章太炎，因为他是沈尹默的弟弟，人们也把他当成章太炎的门人了。

      这些人进入北大，取代了那些老古董，令北大气象一新。最近江西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是一位台湾学者写的，副题是《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说这些人进入北大后，对北大的学术研究的贡献的。也就是说，太炎门生进入北大，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具体到鲁迅，那个时期，鲁迅是进步的，是站在时代前列的。

      历史发展的太快了，今天是进步的，明天就不那么进步了，后天说不定就要落后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人的胸怀，心态，是不是能与时俱进，是不是能以平常心对待。

      “闲话事件”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鲁迅、周作人讥讽陈西滢等人为东吉祥胡同派，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很少注意到陈西滢的什么话惹恼了周氏兄弟。我认为最让周氏兄弟恼火的，是“某籍某系”四个字。某籍就是浙江，某系就是国文系。这话真是捅了马蜂窝，捅到了太炎弟子们的心窝子上。这就和卖菜扒堆一样，嗖嗖嗖一拨拉，这一堆是某籍某系，很看不起的。这情形就和这几年高校里的情形一样，你们学校想来也是的，留学回来的洋博士，大都看不起国内培养出来的土博士，何况太炎弟子们当时别说博士了，连硕士怕也没有。当年英美留学回来的，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加上年轻，真可说是一代新人了。

      这些人不光有新的人生理念，更重要的是还有新的社会理念，崇尚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主张个性解放，宽容忍让。学术上也各有一套，比如胡适的实验主义，陶孟和的社会学研究。相比之下，太炎弟子们的那套学问，就显得陈旧了，不合时宜了。

      这些人还带来一套新的生活作派，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头戴礼帽，手拿STICK（文明棍），听音乐，喝咖啡，没事了办个舞会什么的。这也是长袍马褂，自命风雅的太炎弟子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的。要是再和这些人的家庭、婚姻生活相比，就更让鲁迅这些人心寒齿冷了。鲁迅冬天都不穿棉裤，据说是抑制性欲，他和他的太太是从不同床的。跟前虽有几个女学生来来去去，怕也是只中看而不切实用。

      他的个子前面说了，要说长相，照片是说明不了问题的。见过的人说的才是真的。年轻人是这样的看的，“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马珏），“黄瘦脸庞，短胡子”（吴曙天），那时鲁迅才四十几岁。和鲁迅私交甚好的曹聚仁说过，有次鲁迅外出，碰到一个人贸贸然地问：“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特货是指鸦片，他的脸庞很是削瘦，看起来好似烟鬼。这些都是曹聚仁的原话，不是我编的。

      人是环境的动物，顺境时可以雍容大度，潇洒自如，一到了困境，逆境，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心底里那种阴暗、狠毒、偏执，就要发泄出来了。

      “闲话事件”中，鲁迅、周作人与陈西滢的论战，结仇，说浅点是意气之争，说深点，就是新旧之争，落后与先进之争，两种相对峙的文化势力之争。历史一直在发展，社会一直在进步，鲁迅的这股气，一直就憋了下去。到上海后，在共产党的引导下，矛头自然就对准了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不管你做什么，都要横加批评。对这一点，去年《书屋》第八期上有篇文章，作者叫邵建，文章叫《事出刘文典》，说的很详细，有兴趣的同学，可找来看看。

      明白了鲁迅的心态，他的思想取向，再来看鲁迅的作品，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因为出身，因为处境，生活状况，鲁迅看这个世界是绝望的，狠毒的。他说过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想想多可怕。鲁迅自己也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却不能”（给李秉中的信）。有人会说，鲁迅也说过“在你们的身上存在着人类的希望”呀，那是鲁迅给延安发的电报上说的，是一个革命战士对组织的忠诚。是另一回事。我已经说过了，谈作家的鲁迅，不必谈后十年。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鲁迅呢，我并不认为全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一是鲁迅的文章确实写的好，再是鲁迅的这种绝望、狠毒，确实让许多中国人喜欢。鲁迅的社会观念，只是愤世嫉俗，对人世失望，仇恨，凡是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否定态度的，都可以在他那儿找到理解，找到依凭，三十年代共产党喜欢他，文革中毛主席喜欢他，现在的“新右派”喜欢他，连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喜欢他，道理就在这里。自由主义者喜欢他最没道理，按照鲁迅的社会理念发展下去，只会是专制主义。从鲁迅那儿找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缘木求鱼，闭着眼睛往坑里跳。

      除了思想的糊涂，好多人喜欢鲁迅，主要是因为鲁迅的文章写的好。确实好，这是没办法不承认的。我说的好，主要是指前期的，也就是上面说的第二个时期，1917年到1926年那个时期。

      这就要说到鲁迅的文章为什么好了。

      钱玄同是鲁迅的老朋友，曾赠给鲁迅一副联语，“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一般朋友都认为很恰当，鲁迅本人也不反对。可见这话是说到鲁迅心里去了。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托尼思想就不说了，单说“魏晋文章”。所谓的魏晋文章，就是澹雅，简古，有蕴含，有气势，嵇康、阮籍是其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是其代表作品。

      章太炎就崇尚魏晋文章，鲁迅早年跟他学习，受他的影响很深。鲁迅的文言文，那是好极了。1917年以后开始写白话文，细细品味，仍是魏晋文章的路子，以前我就说过，鲁迅的文章，是从文言文脱出来的。说鲁迅是新文学大师实在是简慢了他，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位古文大师，我想鲁迅在地下会高兴的。说不定会夸我，这小子有眼力。好多学鲁迅的人，都会注意到，鲁迅的文章里，常用“然而”，“之所以”，这就是古文的痕迹。我随便背一段鲁迅的话，你们听听这韵味，看是不是更像文言文。是《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不一定准确的，想到哪儿背到哪儿吧：

      “惨象，已经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古文讲究的是对仗，用字精炼，音韵铿锵。像上面那几句，要是用文言文写出来就是：“惨象，令余目不忍视，流言，尤令余耳不忍闻，余何言哉！余由此始知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之缘由矣。沉默复沉默，非于沉默中爆发，即于沉默中灭亡。”你们看像不像一段绝好的古文，说是魏晋时期哪个作家写的，你都会信的。

      再就是鲁迅的文章中有一股阴冷之气，杀伐之气，他说是受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影响，不是的，是他就有这样的气质，这样的品性。好多人说，他看鲁迅的文章，看到半夜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肯定是真的。正是有这样的品质，他的文章就越发的好，凡是有独特品质的文章，都是好文章，写文章就是要写出自己的独特的品质。你的像我的，我的像他的，肯定不是好文章。我敢说千世万世之后，鲁迅的文章，仍是中国最好的文章。他是真正继承了中国文章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像李杜文章那样万古相传。

      但是我不主张现在的青少年，就是正上中学大学的学生，过多的看鲁迅的书。现在中学课本上的鲁迅的课文太多了，有好些是不适合青年学生看的。初中别选，高中有一两篇就行了。上了大学，中文系可以多看看，别的系的连看都别看。中学课本上选《药》干什么，就因为瑜儿坟上有个花圈吗，连鲁迅自己都说那是硬添上去的。半夜杀人，吃人血馒头，这么阴森可怖的场面，让年轻人看了有什么好处？《记念刘和珍君》可保留，要作为一种文体来讲，让学生知道文言文怎么过渡到白话文。顺便说一下，我不主张把文言文改写为白话文叫“翻译”，也不主张把文言文叫死文字。还是那些汉字，基本语法没有变，怎么就说是死了？文言文发展为白话文，是一种自然趋势，都是汉语。翻译是一种语言变换为另一种语言，都是汉语，怎么能叫翻译？《水浒》就是用一种浅近的文言文写的，你怎么不把它翻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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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还是回过头来说鲁迅。鲁迅自己就不主张把他的小说选入中学课本。二几年的时候，有人提议把他的《狂人日记》选入中学课本，鲁迅就坚决反对，说这样的作品是不适宜中学生读的，想来也是因为他的这篇小说太阴森可怕了，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利。中学时期，要读一些对身心发展有益的作品。《中国教育报》上曾刊出文章，说中学生对鲁迅的文章有反感，我相信是真的。

      那么学生时期，应当多读谁的作品呢，我认为应当多读胡适的作品。一来胡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山人物，一生提倡白话文，至死不渝。二来他的白话文确实写的好，叙事清楚，说理明白，真可说是如行云流水，明丽天然。梁实秋是个很傲气的人，他就很佩服胡适的文章。三来胡适一生提倡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宽容，主张建设法制社会，这些人生理念和社会理念，都体现在他的文章中。多读胡适的文章，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理念。

      但是胡适的思想也有浅的一面，到老也是这一套，没有长进。所以我提出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人向来有少不读什么，老不读什么的说法，比如我小的时候，就听老年人说过，少不读《三国》，老不读《列国》，因为《三国演义》老是用计，年轻人读了会坏心术，《东周列国志》里一会儿这个国君叫杀了，一会儿那个国君叫废了，成年人读了会了会生反叛之心。还有的说少不读《三国》，老不读《水浒》，也是这个意思。

      我这样说，还有一个考虑。现在文化界，学术界，很混乱。尊奉鲁迅的势力很大，近年来尊奉胡适的人也不少，可说方兴未艾，来势汹汹。这两派现在是各说各的话，互不交锋。看吧，到时候势必有一场大的争论，肯定会有的。还有一些人，想作个调和，说这两个人的思想都有可取之取，取长补短，不就相安无事了？不会的。这两个人的思想，是对立的，无法调和的。既然无法调和，就不如把它们分开，分开的办法，眼下我能想到的就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至少对年轻人来说，就不会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