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view.QQ.com 　 2006年10月17日18:05 　 辽宁日报

　 李保平如今鲁迅这个名字，在一些人那里提起来已经很是反感了。这里边有历史的因素，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非常时期，鲁迅作为“钦定”的文化旗手，变成了思想上打人的工具。把鲁迅抬到齐天圣人的位置，等于变相消灭鲁迅。妖魔化了的鲁迅是可怕的，但妖魔化的鲁迅不等于真正的人间鲁迅，如果对妖魔化的鲁迅矫枉过正的结果，是将真正的鲁迅和高度意识形态化时代一起清除，那么我们就犯了简单的错误，失掉的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资源。

很显然，今天一些人正在从各种角度寻找鲁迅的破绽，让鲁迅淡出———

有人说，鲁迅不是作家了，从技术层面，挑剔鲁迅，一个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才是真本事。他看出，鲁迅一生对文学史没有长篇的贡献，所以对鲁迅的作家身份提出置疑。言下之意，鲁迅的身份只有到别处寻找，把鲁迅从作家的队伍里开掉，这位置疑者不够坦率，开始好像停留在创作上的非议，但在《我看鲁迅》这篇文章的结尾，还是露出了对鲁迅政治批判的企图。他调动了鲁迅晚年的一个材料———鲁迅看到苏联红场阅兵，对许广平和在场的萧红说：这个场面我看不到了，也许你们能看到，海婴能看到———置疑者用这个细节，暗示鲁迅崇尚高度集权的暴力倾向，把鲁迅的意识归宿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试图隐约说明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鲁迅成为旗手的必然结局。

有人说，鲁迅是精神霸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鲁迅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精神统治等同起来，消解鲁迅，“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等等。

以上两个角度过于关注鲁迅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关系，仍然没有摆脱对鲁迅神话的指控，而以下的说法，带有弗洛伊德的色彩，似乎进入了对鲁迅“更现代”的描绘和猜想。

有人从人格构成上，指责鲁迅性格阴冷，说鲁迅竟变成了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之中，他的后期杂文成为中国文化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和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他把鲁迅在《死》中写给亲属的直面人生的话，曲解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原则”，把鲁迅的人间大爱的形象，过渡为温暖诗意的反面。

有人从私生活的细节上拆除鲁迅，把周氏兄弟的失和归结为模棱两可的性事件。关于周氏两兄弟失和，没留下任何文字。鲁迅把自己的笔名改称宴之敖，文字拆开来的意思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在八道湾十一号居住的日子里，鲁迅担当起大家庭里长兄为父的职责，家中财政都集中归二夫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掌管。许广平听鲁迅解释失和的原因是二夫人过日子不节俭。两兄弟始终对此缄口，唯一的情绪表述体现在周作人给鲁迅的信中，讲述了他的蔷薇梦的破灭。而今人按照现代逻辑推出鲁迅对二夫人的失敬说、调戏说、听窗说的性系列版本。

如果说上述角度多属旁敲侧击，那么“崇胡贬鲁”大概算当今盛行的显学。今人要胡适，不要鲁迅，用他俩对比。理由是，在文化性格上，胡适主张宽容忍让，鲁迅主张“一个也不宽恕”；在体制建设上，胡适参政议政，鲁迅蔑视政治；胡适因为提倡消极的自由而积极，鲁迅因为看破了人生的真相而消极。甚至从文化地理上，总结出胡适与鲁迅的不同背景，胡适求学西方，属于英美自由主义兼容血统，鲁迅求学日本，属于嫉妒、偏狭、斗狠的岛国文化遗传。按照这个文化逻辑，鲁迅成了日本人？

我们不判定胡适与鲁迅孰优孰劣，但我们可以判定，人为地将胡适与鲁迅对立起来，是一种极端的一元化思维。重视胡适，体现了我们多元的文化取向，丰富了我们的价值内容，使我们的视角更开阔，观念更开放，但是如果因为抬高胡适，就一定要变着花样地贬低鲁迅，却不是一个可取的态度。

让鲁迅这么早地淡出，我觉得我们过于乐观。现代化建设的完整含义，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建设，制度建设，还包含了更加深远、更加本质的文化心理建设，这就需要鲁迅式的时时的提醒和打量。以为我们正在从事物质建设或者制度建设，就可以放弃文化心理建设是一个片面的愚蠢想法。不同时期，可以侧重，但决不是遵循着一个先物质、再制度、后文化的古怪逻辑，就像旧式工业化对待发展与环境的思维———先污染，后治理一样。

在中国现代化的物质成就基础上，目前我们正着手制度化的配套，所以呼唤胡适式的宽容和积极的直接参与，但胡适的理想设计与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是不是一纸书生意气？仅就胡适一生而言，他未必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如果胡适把自己的方向和精力，放在文化心理建设的本位上，他会给我们留下更可汲取的精神积累。我觉得，文人像鲁迅一样在文化心理建设的位置上，审视人生、世界更可靠一些，更具有自身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视角。

无论胡适，还是鲁迅，我们都很需要。我们需要的比这两位还要多，但有一个原则，绝不是要了这个，就丢了那个，只要人生还有真相没有被勘破，鲁迅就值得我们深深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