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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心灵栖居的三个世界——读《荷塘月色》兼究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之由(网友来稿)
陶永武 浙江临海回浦中学

      (本文刊于《语文学习》2007年第2期)

      “一篇《锦瑟》解人难。”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可算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锦瑟》篇了。与李商隐的《锦瑟》相似,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与表现主题,引得评论家们多方探究,提出了种种看法和见解,却最终还是莫衷一是。可以说,在短短的近八十年中,《荷塘月色》的接受史绵延成了中国白话散文的一道奇丽的风景。

      在此,笔者也不揣浅陋,试着对《荷塘月色》的主题及创作动因作一番解读。

      (一)

      《荷塘月色》首次以文学文本而非哲学文本的形式向读者揭示了人类心灵栖居的三个世界。这是《荷塘月色》文本的最大价值所在。

      朱自清通过《荷塘月色》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心灵栖居在三个世界里,它们分别是“现实世界”、“荷月世界”、“理想世界”。

      首先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人类心灵的长居之地。现实世界一方面为人的身心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心灵中一切苦闷、烦恼、不得自由的源头。在《荷塘月色》中,“家”就是现实世界的象征,或者说是现实世界的意象化。作者一开头就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点明现实世界造成了内心的苦闷、烦恼。作者想摆脱掉这种苦闷、烦恼,就不得不暂时离开这个“家”,去追寻另一片宁静的天地。于是作者“忽然想起”了“总该另有一番样子”的月色下的荷塘,由此作者的心灵开始进入了“荷月世界”。

      “荷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心灵世界呢?

      清净、自由,是荷月世界的最大特点。一走进月色下的荷塘,作者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一世界的美妙:“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心灵上的一切烦恼、疲惫,在进入荷月世界的刹那,似乎都烟消云散了,作者几乎为这种心灵的自由轻松而狂喜而陶醉了:“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荷塘月色》的读者,此时也一定陪伴朱自清先生一起陶醉在这一片荷香月色之中了。你看,不是吗,朱自清笔下的荷塘与月色(文本第四、五、六节)让多少读者迷醉其中!中学教科书也一直要求学生背诵这三节文字,可见其文字与意境的魅力了。但是,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人类心灵的第二栖居地的“荷月世界”,除了清净、自由之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暂时性。人类心灵在这一世界的栖居,只能是暂时的,它必定要回到永久栖居之地——现实世界。荷月世界颁发给人们的只是一张暂住证而已。显然,朱自清先生已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刚踏进荷月世界时,他就知道,这美好无边的荷香月色只能“(暂)且受用”。二是它对心灵自由的有限与不彻底性。荷月世界无法彻底隔绝现实世界,在清净自由的心灵的潜意识深处,还留存有现实世界带来的抹不掉的一丝阴影。这阴影随时都可能从心灵的某个角落里冒出来。“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愣愣如鬼一般。”景随情生,这就是作者心灵深处那一丝阴影的浮现。以前有人觉得“峭愣愣如鬼一般”这一比喻与整个荷塘月色的意境太不协调了,旧版中学教材曾删了它。其实“落下”“黑影”与下句的“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中的“画”“倩影”又何尝协调呢?显然并非这个比喻有问题,而是朱自清有意而为之,只是我们一直未读懂罢了。

      荷月世界,它只能给予人类心灵暂时的超脱与自由。它与现实世界相邻,现实世界的种种烦恼与苦闷,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随风而起,乘隙而入。那么心灵无烦无恼、无忧无虑的真正的理想世界又在哪里呢?

      它寓存在“江南采莲图”中。

      又一个“忽然想起”,作者的心灵从“荷月世界”来到“江南采莲”。一幅“江南采莲图”是作者笔下理想世界的意象化。在理想世界里,人类的心灵首先应是无忧无虑的,于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首先看到了一群少男少女(“妖童媛女”)。以少年男女作为自由心灵的承载体,绝不是作者“忽然想起”随手拈来的。我们知道,人生中烦恼最少、最无忧无虑的当属少年时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是也。在理想世界里,人类的心灵还应该是快乐幸福的。“妖童媛女,荡舟心许”,情窦初开,幸福莫名。在理想世界里,心灵与心灵更应是相通相惜、相亲相爱的。“采莲”、“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莲”者,怜也。怜即是爱。“江南采莲图”,就是作者所追寻的无忧无虑、自由幸福、相亲相爱的理想世界的化身。但这一世界又显得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象、可远观而无可置身,是每个现实世界的人“无福消受”的,只能在想象中过把瘾。

      对心灵而言,想象又何尝不是“栖居”的一种方式呢?

      夜走荷塘,朱自清先生经历了一次心灵之旅,穿越了心灵栖居的三个世界。《荷塘月色》还以清晰的行文脉络,揭示着心灵的游走轨迹。请看下面这张《荷塘月色》思维路线图:

      “想”是心灵之足:两个“忽然想起”(“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连通了心灵栖居的三个世界,结尾再用“这样想着”返回现实。“荷月世界”心灵可以“(暂)且受用”,理想世界却是心灵“无福消受”。文中第三节有句话在行文中有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显然,“冷静”与“独处”是对荷月世界而言,“热闹”与“群居”是对理想世界而言。这两方面都是现实重压下疲惫心灵所渴求的,都是消除心灵烦恼和苦难的途径,因而都为作者所“爱”。尤其是后者,更为作者所向往。不用说采莲“是一个热闹的季节”,就连听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作者亦感叹“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话语中分明有一种欲求“热闹”而不得的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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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月色》所揭示的人类心灵栖居的三个世界,亦即人类的三个心灵家园。现实世界造成了人类心灵的种种烦恼和痛苦,“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使我们的心灵不得安宁,所谓“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思量堕地一声哭,领取为人万种难”。但现实世界又是人类心灵无法逃避超脱的。逃避只能是暂时的(也许只有生命的终结才是永久的逃避),现实终须面对。《荷塘月色》中作者最终回“家”是必然的结果。理想世界则是人类心灵之梦想家园,它只能以想象的方式栖居而无法置身。但有它存在,我们人类的心灵就不会在现实的苦难中沉沦、堕落。①而处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那个心灵家园,每个成熟的心灵都确知它的存在,并且都曾栖息过。它对人类的心灵生存与成长起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人们又往往对它视而不见。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现实与理想这两极。是朱自清第一次用重笔去描摹它,让人们去关注它。所以在本文中我就借朱先生的文章而名之为“荷月世界”。朱自清这篇散文以“荷塘月色”为题,并且给予“荷月世界”的展现以洋洋笔墨、细细笔触和浓浓深情,其用心是不难明了的。

      总之,《荷塘月色》在形而上层面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心灵的普遍的生存形式,并且告诉我们,在这三个家园轮流居息,才使得我们的心灵永远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

      (二)

      下面再来谈谈《荷塘月色》的创作动因。

      《荷塘月色》创作动因,就在文首“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不宁静”之因上。是什么造成了朱自清先生“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有两类:一是因“国”不宁静而使得心不宁静;二是因“家”不宁静而使得心不宁静。本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认为朱自清先生的苦闷、不宁静源自其家庭生活。这可以从朱自清写作时的家庭处境、创作时间相近的几篇散文以及《荷塘月色》文本自身得到印证。

      首先来看朱自清当时的家庭状况。

      这里先抄下朱自清的相关年谱。(见季镇淮《朱自清年谱》)

      1898年11月22日 生于江苏东海县。

      1916年农历年底 结婚。妻扬州名医武威三先生之女武钟谦,与先生同岁。

      1918年9月30日 生长子迈先(即“阿九”)于扬州。

      1920年5月18日 生长女采芷(即“阿菜”)于扬州。

      同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暑后携夫人到杭一师教书。

      1923年11月8日 生二女逖先(即“转儿”)于温州。

      1925年5月31日(闰四月初十) 生二公子闰生(即“闰儿”)于白马湖。

      1925年8月 赴清华大学任教,眷属留白马湖。

      1927年1月 自白马湖接眷北来。携夫人、采芷、闰生北上,阿九、转儿由祖母带回扬州。

      1927年7月 作《荷塘月色》。

      1928年1月11日 生三女儿效武(阿毛)于北平。

      …… ……

      看来那时大学生能否结婚并生子,并不是个问题。

      当然,读这份年谱,是为了了解早婚与多子女对朱自清的人生和心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与《荷塘月色》创作有无关系,有怎样的关系。

      只要我们细读朱自清写于1928年6月的散文《儿女》,就可知早婚与多子女对他的生活和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

      《儿女》一文的开头写道:“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文中明白告诉我们,当初结婚并非朱自清所愿,家室的拖累,已使朱自清不堪重负。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痛苦和无奈。尤其是提到看到胡适的话,感到吃惊,仿佛梦醒。我们可以猜想,结婚时身为入学不久的北大哲学系学生的朱自清,与当今那些重点大学的高材生一样,踌躇满志,心怀高远之理想,一生欲成就一番大事业。胡适与培根的话,不啻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但是现实只能接受和面对。“‘命定’是不用说了”,有了孩子,“他们该怎样长大,正是可以忧虑的事”。(见《儿女》。下文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同。)

      但孩子众多,年纪又小,家里吵吵闹闹是免不了的。这种吵闹让朱自清无法在家里静下心来看书和写作。“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分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们知道,朱自清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教书与做学问,都极认真。从中学教师一跃而成为大学教授,从一名作家、诗人转变为学者,朱自清又是一个危机感极强的人。在后来的日记中曾多次记到自己做的梦,梦见自己因学识不足、研究精神不够而被清华大学解聘②。因此,平日里身边孩子的吵闹,对于一心想静心看书做学问的朱自清,自然是一种“磨折”。“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写《荷塘月色》时,朱自清已有四个孩子,且妻子已怀上了第五个孩子。朱自清来清华大学任教的前一年半时间,因眷属留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工作与生活都较为清净。1927年1月,接妻子并一儿一女来北京,在途经上海时把另两个孩子丢下,由朱自清母亲带往老家扬州。《儿女》一文记述了父母与儿女分离的情景和此后朱自清惦念儿女的心情。分别时,“他(指长子阿九——笔者注)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初,正是放暑假之时,“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阿九的话此时肯定萦绕在朱自清夫妇的耳边。接还是不接?夫妻俩当时怎么商量决定的,我们无从知道。但最终还是没有去接。夫妻俩作出这个决定,肯定有他们的苦衷。说到苦衷,我们千万不能忘了朱夫人武钟谦此时已怀上第五个孩子这一事实。按朱自清的第五个孩子出生时间(1928年1月)推算,1927年6-7月刚好是朱夫人怀孕得到确认且妊娠反应强烈之时。而当时朱夫人(卒于1929年11月)的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这从朱自清《给亡妇》一文可以得知:“你的身子本来就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她。”四个孩子,已让朱自清夫妇感到照料不周,身心俱疲了,而第五个孩子偏偏又是在朱夫人身体状况转向恶劣的情况下不期而“孕”的,这对朱自清夫妇的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原先的生活安排被彻底打乱了。年初已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北京,此时更无去扬州接另外两个孩子来北京的可能了。1927年的6-7月间,对朱自清来说,是到清华任教以来家庭生活烦恼最重的时期,也是结婚以来家庭生活烦恼最重的时期。《荷塘月色》中起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我们要究其原因,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朱家的这些大事的。况且,朱自清作为一个作家和父亲,敏感的心灵又如何不牵挂远在扬州的儿女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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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之因持“国不宁静说”的人,往往引朱自清写于192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和写于1928年2月7日的《那里走》为证。其实,在这两篇文章里,都能找出两面的证据,来支持“国不宁静说”和“家不宁静说”。如《一封信》里开头写道:“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心上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那里走》里也说:“老实说,我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太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是否参加革命,朱自清说,“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那能有闲情,余力去顾到别的在他觉得不相干的人呢?”《荷塘月色》末尾说“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朱自清所惦着的怎么会是那些“在他觉得不相干”的人和事呢?

      在探究了周围相近相邻文本之后,下面我们再回到《荷塘月色》文本自身。当我们把造成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锁定在“家庭生活”方面时,长期困扰各方读者、引发歧见最多、甚或一度遭到删改的《荷塘月色》第七节以下文字的解读就豁然开朗、贯通顺畅了。

      朱自清用三大节文字重墨描写荷塘月色之后,第七节开首“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由眼前的荷塘月色而联想到江南采莲,这相关联想的背后,是否深藏着什么呢?本文前已有述,作者以江南采莲来映射理想世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还可发现:作者大段引用梁元帝的《采莲赋》,对少年男女采莲场景充满艳羡向往之情,这不正是对家室牵累的一种心理反叛吗?只有深受家室之累之苦的成年人,才会这样发自内心地向往这种自由、无拘、幸福的未婚生活啊!只可惜这种生活对于深受家室之累的朱自清来说,“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去年曾读到《北京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年马克思后悔什么》③。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说:“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马克思在给未婚女婿拉法格的信中表示:“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不再结婚了”。婚姻,对于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朱自清,确是一种累赘。马克思与朱自清,都是多子女的人。马克思与燕妮结婚,生有七个子女。朱自清与武钟谦结婚,生了六个子女。武钟谦去世后,与陈竹隐结婚,又生了三个子女。婚姻的累赘实际上是子女的累赘,尤其是多子女。为人父母者都知道,仅仅一个孩子,从小拉扯大,就要父母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在小资产阶级,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敏锐地感到这种痛苦”。(朱自清《父母的责任》)但在缺乏有效节育技术的时代,要避免这种痛苦,大概只有逃避婚姻一途。

      自由生活“已无福消受了”,还是接受现实,面对现实吧。朱自清“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大家都知道,《西洲曲》是一首表现爱情的南朝民歌,“莲子青如水”意即“怜子情如水”。在文言语境中,“怜”为“爱”,“子”即“你”,“怜子”表示爱恋之意。朱自清此时为什么记起这首《西洲曲》,且紧接着说“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呢?这又是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朱自清引用《西洲曲》中的这四句,与爱情无关。朱自清是一个正派为人、诚实为文的人,他在《论无话可说》中谈到自己:“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显然,朱自清此处引用《西洲曲》,要表达的应该是另一种意思。这正如曹操《短歌行》引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源于《诗经•郑风•子衿》,写的是姑娘思念情人,曹操《短歌行》却用来比喻渴望得到有才识的人。那么,朱自清“怜子情如水”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只把“怜子”二字作白话解即可,如同鲁迅《答客诮》诗中“怜子如何不丈夫”一句,为“怜爱子女”之意。想到“莲子青如水”(怜子情如水),朱自清接着说,“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惦着”的意思是挂念、放心不下。那么,“江南”又有什么让朱自清挂念、放心不下的呢?我想,这自然是身处扬州老家的一双儿女了。

      说到此,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扬州不是在长江北岸吗?怎么成了“江南”了呢?其实具备一定历史文化知识的人应该知道,自隋唐以降,扬州一直被视作“江南”之地。唐太宗时将天下分为十个道(史称“贞观十道”),其中的“江南道”辖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等地。唐杜牧诗《寄扬州韩绰判官》云:“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清代曾设江南省,扬州府隶属江南省。清代画坛有“扬州八怪”,又称“江南八怪”。至今,江南情结深植于扬州人的心中,扬州有许多地名和单位,以“江南”为名,扬州人以自身的江南气息和江南文化为荣。朱自清挂念扬州的儿女,说“惦着江南”,是极自然的一种表达。

      “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到底”一词,也值得玩味。“到底惦着”,细细品味,含意丰富:本来就惦着,中间想方设法不去惦,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到底惦着”了。这不是在告诉读者,开头所说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不正与“惦着江南”有关吗?而中间“忽然想起”江南采莲,里面是否也应该有“自然想起”的因素呢?

      (三)

      上面对朱自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缘由作了一番探讨。虽然,现在已很难找到更具体、准确的直接依据来支持我的说法(朱自清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在《朱自清全集》中却恰恰没有1927年前后的日记),且我也无法将这缘由明确到朱自清家庭“这几天”所发生的某件具体事情上,但是,是家庭生活的烦扰造成了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这一结论无疑是最接近作者生活的真实,最接近人性的真实,也是最接近文本的真实。

      不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荷塘月色》的巨大成功正是得益于朱自清这种淡化背景的创作方法。淡化背景,使得朱自清在表现自己的孤独与苦恼的时候,滤去了生活琐事等种种个体因素,使得这种孤独与苦恼上升为人类普遍具有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而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智者的孤独”或“知识分子的苦闷”)。过于明确的创作动因,往往会冲淡作品的意蕴。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不让读者看到作者那个直接的创作动因,却以丰厚的作品形象和意象给读者以丰富的人生感悟甚至引发读者对人生社会作形而上的思考。当然,这样的作品也会诱发读者产生追寻作者创作动因的索隐冲动。一部《红楼梦》就是最好的例证。文学阅读是审美阅读,《荷塘月色》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审美价值。我赞同这样的说法:“就一般文学爱好者而言,欣赏《荷》文最重要的不是探求‘不宁静’的原因。《荷》文大部篇幅写的是平复‘不宁静’的经过和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感受到荷塘月色那宁静、淡雅、朦胧之美,暂时独处的超脱之妙和欲超然物外而不可得的淡淡的哀愁和孤独。这些才是《荷》文真正的审美价值所在。”④

      淡化具体直接的创作动因使得《荷塘月色》获得了一种人生的普遍意义,使《荷塘月色》在更多的读者(包括中学生)心中产生心灵共振,获得审美体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世上何人谁不怀忧?消解苦闷,超脱现实因此就成了人生永恒的功课。如果一个人内心的苦闷烦恼得不到及时的排解,积聚起来,就会对人生产生绝望。人生的绝望实际上是心灵的绝望,是因为心灵找不到出路,得不到安顿。《荷塘月色》教我们以排解心灵苦闷的方式,教我们去拓展心灵栖息的空间,教我们如何去安顿一颗不安宁的灵魂。阅读《荷塘月色》,无论是中年之人,还是青年学子,都将从中感受到抚慰心灵、珍爱生命的人文关怀。

      斯人已逝,斯文长存。

      2002年5月初稿

      2006年8月三稿

      注:

      ①关于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前人多有论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现境界”与“他境界”的概念,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朱光潜亦有“现实界”“精神界”的说法。他在《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一文中说,一个人“如果在现实界受了挫折,不一定使人生烦闷,因为他还可以超脱现实在精神界求慰安”,并指出超脱现实的三种方法——宗教信仰、美术和保存一点孩子气。他们都充分肯定了理想世界对人类心灵健康与成长的意义。

      ②朱自清在1931年12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1932年1月11日日记中说:“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1936年3月19日日记中又说:“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呈。”(《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到三十年代,朱自清在学术上已成果颇丰,尚且如此不安,那么,入清华之初几年,其惶恐、自律自砺之心情,可以想见。

      ③高放《中年马克思后悔什么》,《北京日报》2005年8月22日理论周刊。

      ④张福霞《孤独知为何生——关于<荷塘月色>主题“再思考”的思考》,《名作欣赏》1999年第5期。

      作者邮箱: taoyongw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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