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

个故事。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

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

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

人的大工厂。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

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

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有的家庭四代

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

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

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 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

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

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

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

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

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

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

上小学的6 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

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

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

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

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

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

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

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

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

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

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

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

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

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

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

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

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

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

她们这类人的。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她的

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

妹。家里没有一件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女

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

里打工。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开始她到

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什么样的活都干

过。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

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

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

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

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

决绝的。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

才能改变现状。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

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

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

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

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

抚摸。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

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80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

一笔巨款。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她告诉父母这

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

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这80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

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

上学了。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

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

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300 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

的丧事。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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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离去。然后，父母将所有的80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

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

儿以清白。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

流的时代。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

相信这一类的“真实”。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说，

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

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

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

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

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因为我

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针尖缓缓地进入

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

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这种强烈

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

不同。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他

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我的

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

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

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

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

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

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

再过以前的生活了。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

大的身份沾沾自喜。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

去。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

    我成了“伟大”的知识和知识者中间的一个异类。

    以前所有的满足都成了不满足。

    真正的放逐是自我的放逐，真正的靠近是心灵的靠近。

    真正的飞升其实是降落，真正的骄傲其实是谦卑。

    于是，我欣喜地感觉到，我与那对自尽的夫妻和那个惨死的女孩

更加亲近。我以我的疼痛感受着他们的疼痛，我以我的爱体验着他们

的爱。我为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而写作，这也是为我自己而写作。我

愿意为之而付出任何代价。实际上，我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

些“自尊”被伤害的高等人士自会有他们对付“步调不一致者”的明

枪和暗箭。不过，相对于疼痛、相对于爱来说，我所付出的这些代价

轻如鸿毛。

    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已经不可改变，那么

写作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意义便是凸现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

那对夫妇临死前的悲苦——他们是父母，割舍不下对孩子的爱，可是

他们已然无法承担痛苦；真实就是那个女孩临死前的悲苦——她是一

朵灿烂的花儿，凋谢的时刻提前到来，美的毁灭是悲剧的极致。他们

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遮盖着、淹埋着。

    就在我面对真实的时候，我的许多同龄人们却在从事着“拔苗助

长”的事业，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脱离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

“拔苗助长”并非徒劳。他们拼命背诵着英语单词，通宵排队等签证，

为了到异国他乡去过富裕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钻营着加入党团，

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为了能够在本土有限的资源里让自己占有充足

的一份。我无意谴责或者鄙视他们的选择，但我真切地知道，这绝不

是我的选择。我的自由、尊严和富裕产生于、并且只能产生于我的写

作。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尊严的捍卫中，我才会感受到

享有尊严的快乐；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自由的争取中，

我才会感受到享有自由的幸福。

    我常常念叨着武芳，那个被凶狠的恶霸毁容了的农村妇女；我常

常念叨着曹海鑫，那个被邪恶的官僚残杀的农村青年；我常常念叨着

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以及更多更多不知名的生命个体。我对那些宏

大的词语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如“国家”、“民族”、“集体”等，

我的痛、我的爱和我的写作，只是针对每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我将用

我毕生的精力来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这条道路我不会回头。与“拯

救”相比，“呈现”更加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所处的那个世纪相比，我们已经作出了怎样巨大的退却啊！

    于是，我让我的文字如同火山熔岩一样喷涌而出。我知道有人在

等待着它们。多与少，与数量无关；快与慢，与速度无关。许多师长

和朋友劝告我要少写一点、放慢一点。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好意，但在

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生态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

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业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

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够让黑暗产生一丝的

畏惧。

    年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有充沛的创造

力，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痖弦为

年轻散文家林燿德的文集写的序言。林燿德是我最喜欢的台湾散文家

之一。他在16岁的时候发表第一首诗歌，短短9 年的时间里，他就成

长为一棵让人瞩目的新星，有近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

论问世。痖弦写道，因为文学生命成长异乎寻常的快速，“林燿德变

成了一个传说，一个话题，甚至一个‘问题’，有人开始对他的‘超

速’发展大表‘紧张’，有人批评他‘心急’、‘躁进’。这些反映

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林耀德的出现不寻常，难免会引起疑虑。打一

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情形就仿佛完美看到一棵植物日夜不停地猛长，

穿房过户，好像违反了‘自然常态’。”

    对于这样一些批评，痖弦是不同意的，他反问说：什么是“自然

常态”？他认为，“我们尽可以把林燿德的写作比作一个生命力特强

的植物，他的快速、锐利、凌厉，可不可以解释成一个新芽刚刚冒出

地壳那一刻的生猛？根据自然规律，它不可能一直生猛下去，其呈现

升弧、降弧的抛物线定律也是必然的。西谚说，上帝造一棵南瓜藤，

三个月就够了，但要长成一株参天的红桧，要百年千年的岁月！‘小

松犹百尺，少鹤已千年’，世界上任何稀罕珍奇的存在都需要长期的

展开余文

孕育，聪颖智慧如林耀德，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因此，痖弦诚挚地对他钟爱的后辈说：“老年人的沉默是韬光养

晦，中年人的沉默是蓄势待发，今年才二十五岁的林燿德，我深信他

有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大器晚成的沉潜功力，但我们也没有理由

要林燿德一开始就老成持重地慢下来，沉下来，我们应该说：年轻的，

你冲刺吧，你跃动吧，你尽量向上生长吧！一个广大的世界正在等你，

蓝天、阳光、朝露、甘霖在等你，天灾、地变、暴雨、狂风也在等你，

爱的呵护在等你，无情的砍伐也在等你。你的旅途正长，你的故事刚

刚开始。”

    痖弦的这篇序言写于1986年。10年以后，林耀德又写下了无数的

华章。正在这时，34岁的作家因心脏病猝死。痖弦的序言不幸成为谶

语。生命就是这样的奇特，造物主就是这样的奇特。林耀德像一颗流

星划破天际，虽然陨落了，但那一刻的光芒，却让无数的人仰望。

    每当想起英年早逝的林耀德，我就有了相当的紧迫感。生命的有

限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克服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决定生命的价值的，是生命的密度而不是其长度。我疯狂地观察、思

考和写作，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中挣扎。呐喊有没有回音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呐喊本身；燃烧会不会终结黑暗也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燃烧本身。

    现在是午夜时分，我最后整理完新书的稿子。回想起当年的《火

与冰》，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其实那不过是两年以前。每

一本书的完成，对我来说既是前一个阶段挣扎的终结，更是另一个阶

段挣扎的开端。这一时刻，我既是紧张的，又是幸福的。

    我把这本新书命名为《爱与痛的边缘》。“爱与痛的边缘”这个

名字取自王菲的歌曲。我很喜欢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是一首

关于爱情的歌，歌唱的是那种“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的临界状态。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处于类似的临界状态，不是因为爱情，而

是因为我身边那更广阔的人群。我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着这个名

字。因为有爱，才会感觉到疼痛；因为刻骨的疼痛，才会产生更强烈

的爱。

    为了痛，更是为了爱。

    在写作中，维系我们的痛，以及我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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