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您还好吗

      白河三中张顺成

      岁月悠长，多亏有老师呵护，于是，岁月像孩子似的长大了。

      1974年春天，槐坪小学又开学了。学校的习老师找到了咱家，叫我去念书。习老师是一位从城关镇下放到这里的女知青，瘦条条的，说话声音象唱歌似的很好听。在此之前，她曾经上咱家找过我，那时我跟着二爷放牛的兴趣正浓，她无论怎样劝说我都不听从。

      这次她再劝，为什么不上学啊？我说，我害怕……她说，上学能唱歌跳舞，识字玩耍，挺好玩啊……

      我知道我怕的那件事，当时不敢对她说。

      她狡黠地望着我说，老师知道了你怕的那件事——老师是不会割掉你的那个的。我吃了一惊，吓得我眼前一抹儿黑。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带你去报名行不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去了。在路上，她说我很像她的弟弟，十分淘气。说着还拿出一片纸给我擦去跑到鼻子外的鼻涕，那纸好香。其实我很胆小怕事，根本不淘气——那件事再次在我的脑瓜子里翻腾开了……

      去年有一天，在自习课上，尿憋急了来不及上厕所，就在教室后面撒了，被同桌发现了。同桌叫“卫扬全”比我大。他把我拉到教室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完蛋了！老师要割掉你的那个的。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成了一片空白，几乎带着哭腔问他……他说，用什么东西干坏事就要割掉什么东西，比方说，偷了生产队的核桃就要剁手，说反动话就要割嘴——即使不剁手，不割嘴，也得在脖子上挂木牌子，戴高帽子游乡。

      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的，我家邻居有个叫“曾有道”的，就因为有人告他偷了集体的红薯而一绳子捆了，结果勒断了胳膊。王黑子就因闲着无聊，指着墙上贴的林彪的画像，说是长了一副奸臣相，结果被掌嘴，还住了“便宜”房子……

      我不知道是怎样溜出学校的，只觉得我这辈子完蛋了！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还悄悄地去找了卫扬全同学，向他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在教室里撒尿了，我知道我错了，叫他千万不要给老师说。我还把我家珍藏了多年的一整黑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了他。他也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提这件事……

      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跳得厉害。

      你在想啥心事啊？习老师注视着我，眼睛上的睫毛一闪一闪的。我说，没，没想啥心事。她又说，你想不想知道，老师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

      我惶恐地不停地捏着衣裳扁，她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习老师替我垫了五角钱的报名费，因走得匆忙忘带钱了。其实家里也没有现成的。习老师又叫我先到她房里去等她，说要送我一样东西。我说，算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她说，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咋不敢要？

      到了她的住处。屋里很干净。柴火炉子上烤了三个红薯，半边已经烤糊了，但香味很诱人。办公桌很柴巴，但擦得很干净，上面放有书本，两瓶墨水，其中一瓶上插了一支蘸水笔。旁边放一面小圆镜，一把木梳子和一盒火柴。床头上面吊了一杆竹笛，粗细与我制作的差不多。枕头边放的是换洗衣服，叠得很有棱廓。习老师进来后就从洗脸盆里取出一个洋瓷缸子，是刚洗过不久白亮亮的，上面还有用红洋漆写的“零二四七部队纪念”字样。我家也有一个同样的茶缸，是我姐从“三线”上带回来的。习老师递给我一缸子水，我说，我不渴。她说，饿了吧？吃一个烤红薯吧——烤焦了！还能吃半边。我说，我不饿。她就去拉抽屉，又对我说，你猜我要给你一样什么东西？我说，是糖果吧——我看到了抽屉边露出花花绿绿的纸。她说，不是。我说，我猜不到了。

      她就拿出一支钢笔。她说，怎么样？是你的钢笔吧。我点点头。她说，拿回去吧——你是一个很诚实的小朋友。我说，不了，就抵你给我垫的报名费吧。她说，傻孩子，这笔值一块钱，自己留着用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习春，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从此我便遇到许多新老师，像王先林、胡清玉、龙晓华、男勇全、肖照月、王铁锤等等。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还有在当时没有任教的知青，也是才华横溢，我从他们身上长了不少见识。至今忘不了王民道画一手好国画，刘青林写一手好毛笔字，刘健吹一口好笛子，吴晓华唱一曲“小小竹排江中游”能使你心旷神怡……

      在70年代中期，槐坪大队就以“人均百斤粮，户均一头猪”的卓越贡献而名闻全县乃至全省。槐坪大队妇联主任王重莲，支书李朝友到白河县委担任领导职务。大队长韩卫山是两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开过会，瞻仰过毛主席的遗容，还参观了昔阳县大寨。一茬人的生活影响着下一茬人，尤其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有追求的人。小时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集体的好牛倌，就象二爷一样，一年有365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7分钱，我能挣好多好多的钱，并且还能得到社员的尊重尤其能得到生产队长的表扬。后来我又想，将来当一名大队干部就好了——他们能叫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连我认为很了不起的知青也都听他们的，比如，叫你什么时候回城你才能在什么时候回城；叫你干最苦的活儿挑大粪你就得去挑。记得当时有一位姓王的知青边挑大粪边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他就因为唱了这首歌险些回不了城——

      哎嗨哟

      庄稼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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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凭粪当家

      就好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呼儿嗨哟

      ……

      当时，知青返城每年有指标和名额限制，严把政审关，竞争相当激烈。恰巧这一年上面给了大队一个回城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王知青应该回城了，要不就埋没了人才。

      有个知青也想回城，就写了一张题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大字报贴在大队部的墙上。内容就是揭发王知青的，大意是说王知青冒天下大不韪，公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凭粪当家”的反革命歌曲，这显然是向共产党头上泼大粪，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地把他批倒批臭，彻底铲除这棵毒草……

      多亏王知青画得一手好画，画谁像谁。那时穷照不起相，也没处照相，就趁干活的“打火”、“歇火”请王知青给画一张。于是大伙管叫他“王画家”。大队干部看中他的才气，加上他为人听吩咐，就开会讨论，没有对他上纲上线，只是叫他晚一年回城，这件事就算抹平了。

      写揭发信的那位知青当年也没有叫他回城。他当时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6岁，经常想爹娘而哭鼻子。当时很多家长若要说自己的孩子爱哭就拿他作比较说“我家那个小杂种总好哭，简直和某某一模子磕的！”

      他在90年代中期回来过一趟，说是又回到了第二故乡，看到了熟悉的父老乡亲，他又哭了。

      我上二年级时，胡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叫“胡清玉”，陕北人。她是随父亲下放到白河县的。她父亲是个老革命，当时在槐坪大队蹲点。在槐坪大队蹲点的人，我记得的就有四个，记得另外三位我们分别称他们为“唐叔叔”、“李叔叔”和“田叔叔”。现在也不知他们在哪里。

      胡老师很冷峻，平时脸上少有笑容，她也不能容忍我们没来由地笑。有一次，她讲到“贫农张大爷，右手一块疤”这个句子时，有一个同学突然举起自己的右手，他说他的右手也有一块疤并解释说，不是地主砍的，是自己不小心弄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结果我们这些发笑的同学站了一堂课的“马步”，而那个“右手一块疤”的同学则高高地举起右手“面壁”一节课。“面壁”的滋味比打手心还难受，动作要领是鼻子尖儿必须挨在墙上，脚后跟必须提起。

      在胡老师手里，我有两次犯规，曾经两次“面壁”，原因是我读书不用普通话。我读书跟唱歌一样，能从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背诵到第三十四课，若要指其中的一个字，我却认不得。胡老师一“冷峻”起来就罚我“面壁”。“面壁”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是比“压腿拔筋”强多了。这是龙小华老师教我们练武术时的一个基本功的训练。我参加武术队那段日子简直是活受罪！当时我们想，练好武功，准备同偷集体辣椒的阶级敌人拼命，免得象小英雄刘文学一样被掐死。

      胡老师要求我们要用普通话读书，而她自己却用陕北话讲课。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当时我还以为她说的话就是普通话呢，所以我老是学不会。她说话的声音没有习老师说话声音好听，鼻音很重，听起来很严厉。所以我们若是口渴了就到习老师家去找水喝，就连交作业本时也瞅她不在屋里时急忙抱去，又赶快跑出来。

      在那年月，适龄入学的学生很少，一般到上十岁了才入学的占大多数。我们二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都在十一二岁，正是顽皮得不得了。象当时的初一学生，年龄就有十七八岁了。那时流行着谁不怕老师谁就有本事，同学就不敢欺负他，上学放学时，自己的书包自然有的是同学替他背。所以严厉的老师都去带初一年级（当时初一年级有两个班级，八十多人）。我们私下认为胡老师真应该去带初一，去惩治那些经常欺负我们的高年级学生，叫他们也来面壁，看他们还敢不敢以大欺小。

      我们害怕胡老师，但是我们的家长喜欢这个陕北的女子。她会做苞谷面窝窝头，还会扭秧歌儿。那时候，苞谷面是我们的主食，总是把它变着法子吃。胡老师传授的做窝窝头的技术比我们高明。她教我们用生葱或大蒜就着窝窝头吃。开始难吃，不想越吃越香。当时槐坪大队的农业生产搞得不错，为国家献猪献粮贡献大，来参观学习的人多起来了，槐坪大队干部就叫秧歌队来表演秧歌来欢迎参观者。扭秧歌都是胡老师手把手教的，她很受大人们的欢迎。

      我们若有好吃的，比如说杀猪宰羊了，家长就叫我们第一个捎话给胡老师，叫她来喝“猪血汤”或者吃羊肉泡馍。后来胡老师回陕北老家了,不见面已经有二十余年了。

      2000年7月，我随白河县县委政府组织的“万立春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延安市报告时，见到了负责接待工作的一位纪委女干部，她说她姓胡，曾经去过白河。开始我还以为她是胡老师，但她说“去过白河”，并未在白河住过，加之她的举止又不似我记忆中的胡老师－－愿胡老师顺心如意。

      在三年级我们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是刚调来的，我们称她为何老师，她叫何光荣，是本地人。她来时带了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小男孩。她丈夫是白河县文艺宣传队的演员，安康虹口人――他就是白河教育界泰斗人物，他叫刘世业。

      我本家有一个姐，一边读书一边给何老师带小孩，放学时把小孩带回家，第二天上学时又送回来。在路上我们就轮换着背。何老师经常给我们一些铅笔、本子什么的。我们也把家里的柿饼、核桃什么的带一些给她的小男孩。所以我们关系很不错。她也把我们张家当成是娘家人，一直当亲戚走。

      我们班的男生的头发长了，何老师就给我们理，一边理一边念叨，要经常洗头，推子都“吃”不动了！

      她教语文很生动，叫我们扮演课文中的角色上台表演。我们都抢着演正面角色――像周扒皮这种坏人，没有人愿意演。我们班上的同学演一回反面角色就会得一个绰号，像“刘文彩”“日本鬼子”等，得上了这些绰号的同学到何老师那儿告状，何老师总是安慰他说，你表演得特别像，将来一定能当演员！

      他的丈夫经常来，这是我们最盼望最高兴的事情。她丈夫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他来了就替何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听何老师介绍说，他姓刘，他会讲很多很多的故事，会翻惊险的空心筋头……刘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闪闪红星”，我们就知道了“胡汉三”是最坏的人；“潘冬子”是最了不起的小英雄。《闪闪红星》也是我们唱得最好的一首歌。

      我们认为刘老师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我一直都这么想，尽管比他有本事的人多的是——我们常常去问何老师：刘老师什么时候来？何老师说：快了。

      真的很快，1982年秋，我到白河三中读高中，啊,我看见刘老师了！刘老师也看到了我，对我笑了笑，点了点头，我顿时感到通身温暖。对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来说，那种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消失了，就像在家一样。从此后，三中真的成了我的家，一晃就是23年。